刘作翔:社会利益问题:理论与实践的背反及其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8 次 更新时间:2014-06-05 2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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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翔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一个社会中,存不存在社会利益?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是优先保护个人利益还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于相关法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如何用已有的法学理论对现实中发生典型案件和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事实上,理论与实践有时是吻合的,但更多的情况是冲突的。通过具体的实践并审视理论层面的问题,并结合实践存在的时空背景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是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键和重要方法。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间的冲突,要采用立法的手段来完成,并要对这种冲突是常态性的还是非常态性问题给予判断,对于前者需要通过普通法来解决,对于后者,则通过特别法来解决。

   关键词: 社会利益;权衡理论;利益冲突;自由;安全

    

   一个社会中,存不存在社会利益?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优先保护个人权利,还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家们有不同的观点,社会实践中也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和事例。这些实践中的案例和事例同理论家们的理论有时是吻合的,有时却是背反的。联系和分析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认识和厘清这一问题的关键和重要方法。

    

   一、对“社会利益”与“权衡”理论的批判

   1.反对“社会利益说”——诺齐克和罗尔斯的观点

   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对权利的最轻微的侵犯也是侵犯,也是道德上不允许的。或至少在很特殊、很罕见的条件下才被允许。”[1]另一位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也讲道:“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2]罗尔斯还论证道:那些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都同样有资格相互提出要求的人们决不会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只是为了使某些人享受较大的利益就损害另一些人的生活前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提出他自己的善的观念的权利,没有理由认为为了达到一个较大的满意的净余额就可以默认对自己的不断伤害。在缺少强烈和持久的仁爱冲动的情况下,一个理智的人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不顾及他的基本权利与利益的基本结构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利益总额就接受它。”[3]

   2.对功利主义“权衡”理论的批判——沃尔德伦的观点

   研究权利冲突问题的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杰里米?沃尔德伦对功利主义的“权衡”理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功利主义有时被视作可以避免冲突问题的道德理论。功利主义是“存在最终标准的单一原则观念”,因此不用像“直觉主义”理论那样权衡相互对立的原则。[4]然而,对待功利主义的标准(“最大程度的幸福”),更好的方式是将其看作一种主要规则,其存在目的不是为了避免,而是去解决对每个幸福事件的肯定性评价与每个苦难事件的否定性评价杂糅所产生的冲突。功利主义对其内在一致和圆满的炫耀,并不在于它的价值理论避免了冲突,而在于当冲突出现时,它坚持用这一单一、简单的原则来解决。他指出,对许多权利理论家来说,功利主义解决权利冲突的方法是令人不快的。功利主义的推理中包含了权衡:如果存在两类行为,一类会伤害A,另一类是伤害B和C,而伤害的严重程度相等,那么我们认为选择伤害A是正确的,因为通过道德计算可以得出,A的损失与B的获益(未受伤害的利益)等同,于是C的类似获益(未受伤害的利益)成为决定因素,A的损失便被权衡掉了。但这样来决定伤害A似乎是无情和带有剥削性质的,好像是用A换取其他人的利益,进而违背了康德主义的道德禁令——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被使用。许多人用权利观念抵制这种权衡。

   权利理论对为了其他人的更大利益而对某个个体施加某类行为这一说辞提出了限制,也限制为了一般利益而要求个体所做的牺牲。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也许像功利主义者所言,在情理上必须接受一些损失和挫折。但是,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选出不会因他人利益而被权衡掉的那部分利益。按照罗纳德?德沃金的说法,权利就是我们的“王牌”,在最后一击中出手,保护我们基本的个人自由和福利。[5]

   沃尔德伦还分析道:如果权利自身冲突,那么权衡的幽灵就将重现。因为在寻找那些不会被功利主义计算所牺牲的利益时,我们依然会挑选出互不相容的利益,所以我们在社会利益领域中试图避免的情况在权利领域中还会再度发生。可以想象,当人们的某项权利因为其他人的多项权利而被权衡掉时,与在满意最大化的温和面孔下做出类似的选择相比,人们同样会感受到自己被利用和剥削了。

   沃尔德伦认为,当理论家面临上述冲突时,这种残酷的权衡并非唯一的选择。即便是唯一的,以下几点也可用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第一,不要将实际存在的道德冲突的责任强加给权衡理论的支持者。A的某项利益是否能与B的此项利益同时实现或受到保护,这是事实。如果可以同时实现或保护,很好。如果不能,则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那么若要减少选择的难度,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我们对其中一个或全部两个选择的关怀程度。理论家的罪过不在于提出有时会出现几个溺水者而只有一个可以获救的权衡情况,而是在于他们认识到了困境,却拒绝承认这种考量使得某一权利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如果这可以算作是罪过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拒不赞同这种权衡的观点,则人们依然在溺水,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不再宣称他们有获救的权利!

   第二点相对比较温和。功利主义理论中的权衡和为解决权利冲突而采取的权衡存有差异。部分人对功利主义算法的担心不及对个体利益相互权衡掉的担心,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此类情况也许无法避免(无论以何种特征呈现出来)。人们担心的是,功利主义算法中,那些本质上并不重要,而仅仅因为涉及的数量多,便在计算中占了权重的考虑最终会权衡掉那些重要的个人利益。比如,为了让多数群体摆脱不舒适和愤怒,会权衡掉少数群体在政治自由方面的利益。或者,在马戏团中,也许会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满足数百万人短暂的快感。

   从这点来讲,功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想到了权衡,而是把权衡与所有价值的量化通约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既然一切都可归结为满意度的单一标准,那么每种独特的价值(每种利益,每种欢愉)都可看做函数计算。于是,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不值得为某人的生命而牺牲一定数量的舒适(可能很大,但是有限的),即便以卑鄙地剥削下层民众为代价,也值得去保留某些欢愉。重要的是缺乏考量的一端数目要足够大。如今,这些并不仅仅是哲学家不负责任地想象出的难题,用以使功利主义蒙羞。[6]它们是功利主义支持者最引以为豪的特色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它在价值上是一元论,拥有单一的度量标准和统一的决策过程,并且没有规定利益或价值的定性优先权。权利理论家设想的权衡尽管令人不悦,但很可能无法避免;有时必须牺牲一条生命,才能拯救更多生命。但有些建立在功利主义通约基础上的权衡似乎纯粹是下流的,权利理论家应该抵制它们,即便不必如此抵制权衡观念。[7]

    

   二、社会利益的实践表现形态以及各国采取的措施及其争论

   上述罗尔斯和沃尔德伦所批判的是,为了所谓的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有的时候,会出现如果满足了个人权利的享有,可能会对其他人的权利或社会整体利益带来侵害或影响。这个时候,为了社会利益,可能要对个人权利作出一些限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事例和案例,来看看社会利益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

   1.“9?11”事件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反恐措施及其争论

   (1)“9?11”事件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反恐措施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2001年10月26日通过了《反恐怖法案》,使之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正式法律。布什总统在签署这一法案时表示:“政府将以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紧迫感来执行这一法律。”该法律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执法机构窃听恐怖嫌疑分子的电话并跟踪其百联网和电子邮件的使用;允许司法部门在提出犯罪指控和驱逐之前对有犯罪嫌疑的外国人拘留七天;等等。到了2008年,国会批准对《海外情报监听法》的修改,国安部门可以对美国人的通讯来往进行大规模的和没有针对性的监视。这项法案被美国一些社会团体谴责侵犯公民自由权和隐私权,是一场“灾难”。[8]最近斯诺登有关“棱镜”监听项目的披露,更是将此问题推向了火山口。

   “9?11”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也决定加强和扩大安全检查范围,以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与权利,来换取国家的安全保障。法国政府决定给予警方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权力,如检查汽车的后盖箱、监视网络电子邮件等。过去,法国为保障人权,一向禁止警察无缘无故地检查汽车后盖箱。对法国司法执法人员的其他一些权力限制也有所放宽。在一些敏感地带,如商店、体育馆等公众集中的场所,政府授权保安人员可以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而这类检查过去都由警察完成。此外,政府还大力加强了对电子邮件和网络的全面监控。比如,网络供应商必须保留其用户使用和浏览国际互联网的“痕迹”,以便在检察机关需要时可以随时查询;警方只要获得法官许可,还能检查用户的电子邮件内容,就像窃听电话那样。在人权组织眼里,这显然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个人隐私。但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法国政府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内采取这番行动。而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法国人——多达88%支持对汽车后盖箱进行检查;73%支持对电子邮件进行监控。中国记者郑若麟写了篇题为《为了安全牺牲自由》的报道,并感慨道:看来,自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自由也得退避三舍。[9]

   还有,在“9?11”事件发生后,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想方设法采取安全措施防范恐怖袭击,但很多措施却因可能侵犯个人隐私而引起反弹。2010年,由美国圣诞节炸机未遂案引发的“裸体安检”,更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要安全还是要隐私?再次成为了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自2009年美国圣诞节炸机未遂案发生后,面对恐怖分子强大的渗透力,欧美多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寻求防范恐怖活动的新尝试——“裸体安检”。2009年12月25日,“圣诞惊魂”令人们突然意识到常规的机场安检程序似乎并不足够。事发后,荷兰随即宣布将在该国所有机场推广强制性“裸体安检”。美国运输安全局也紧急订购了数十台“裸体安检仪”。目前,美国19个大机场已部署约40台这类仪器。英国首相布朗在接受采访时确认,英国计划逐步在全英所有机场推广“裸体安检仪”。荷兰、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相继宣布将在机场推广使用“裸体安检”,还有更多的国家也在考虑实施。[10]

   (2)“裸体安检”引发的争议:反恐时代还剩多少隐私?

对于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将此戏谑为“不被炸重要,还是不被看重要”[11]。支持者表示,愿用隐私换安全。2010年1月14日,美国公布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的反恐政策不够严格,愿牺牲个人隐私以换取增强安全举措。2010年1月5日至11日,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对1767名美国登记选民进行了一次调查访问。63%的受访者认为,相对维护国家安全而言,美国的反恐政策过多偏向于保护公民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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