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施米特对魏玛宪制的反思及其政治宪法理论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2 次 更新时间:2014-06-05 09:04:20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理论   代议制   民主同质性   区分敌我   政治决断  

田飞龙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是其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魏玛德国国家法理论流派中极具挑战性的一支。施米特理论具有明确的魏玛宪制处境,基于对魏玛代议制之思想基础、制度安排与实践表现的全面批判,重申了民主的同质性原理,弱化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程序属性,为其政治决断论、绝对宪法论和领袖护宪论的连贯性理论建构提供了历史和思想前提。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以其独特的政治概念和宪法概念为逻辑支点,以非常政治为情境预设,以政治同质性和单一领袖人格为理想目标,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具有浓厚的政治神学背景,缺乏可资借鉴的“转型原理”,但在政治宪法核心概念与分析体系上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 政治宪法理论;代议制;民主同质性;区分敌我;政治决断

  

   引言:政治宪法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大致与阿克曼理论登陆中国的时间(2003/2004)相仿,德国魏玛时期的公法大家卡尔·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也在新世纪初被以更加系统和完整的形式译介到中国,从而在中国的宪法思想界和政治哲学界引发一定的反响。主持国内“施米特文集”的是学养深厚的刘小枫先生,他实际上早在1990年代末期即开始策划编译这一套文集。其中,政治宪法理论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先期出版的《政治的概念》(2004)[1]、《政治的浪漫派》(2004)[2]和《宪法学说》(2005)[3]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2006年,该文集的第四卷《论断与概念》[4]出版,属于施米特的政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出版的《宪法的守护者》[5]则对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同时,《陆地与海洋》(2006)[6]和《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2008)[7]的出版则表明施米特理论并不限于政治和宪法领域,而深入到政治思想史和地缘政治理论之中,前者构成了施米特的“空间革命论”,后者则表明施米特对利维坦所代表的“原始统一体”的留恋和对犹太思想家(如斯宾诺莎等)通过“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等新教教理和自由主义现代学说瓦解“利维坦”之精神内核的历史批判,其中暗伏下施米特“反犹主义”的思想根源。此外,刘小枫先生还单独组织编译了两本关于施米特政治思想的评论文献集,即《施米特与政治法学》(2002)[8]和《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2007)[9]。近来出版的《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则是其法学方法论的经典之作。[10]由此形成一个以施米特作品为主干、以经典评论文献为侧枝的德国政治宪法理论构架。与阿克曼著作在翻译组织上的随意、松散以及初译作品上的种种硬伤[11]相比,从事施米特文集组织翻译的人员在语言基础和专业基础方面相对扎实,译作经受了学术界的引证和考验。

   阿克曼和施米特同时被引入中国学界并非偶然,其反映了中国学界在政治与国家理论上的巨大缺口。尽管存在翻译组织上的学术差距,但阿克曼和施米特所共同展示的美国与欧陆关于政治宪法的理论反思方式与深度却引人注目。从学术关系上讲,施米特是长辈,阿克曼是晚辈,阿克曼读过施米特,但由于阿克曼构建自身理论时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而基本排除了对欧洲理论范畴的借用,而施米特晚年蛰伏故乡,交往甚少,且阿克曼主要作品开始出版时(1991年)施米特已经去世,故施米特应该没有读过阿克曼。不过,这种时空的错位与隔离并不影响二者之理论对中国学界发生某种“共时性”的影响。2005年,对法政哲学素有兴趣和经历的高全喜教授专门撰文从“宪法政治”的角度对阿克曼和施米特进行了比较思想分析,预伏下中国后来的“政治宪法学”对二者的某种接受态势。[12]而国内政治宪法学的首倡者陈端洪教授在2007年的《宪治与主权》一书中刚刚表示要效法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并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核心构建中国宪法学体系[13]不久,在2008年的代表性论文《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迅即明确引用施米特的“绝对宪法”概念来论证作为中国宪法“五大根本法”之首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

   世纪之交,中国法理学知识路径沿着“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的分析实证主义[15]展开,中国宪法学的主流学术范式沿着美国宪法学的职业主义路线和德日宪法学的规范主义路线展开,二者尽管独自进行,但在知识路径上尚可相对默契地和谐共处,且共同表征着中国法学在整体上的实证主义转向。在此知识转型的重要关口,中国宪法学界的部分学者为何会同时产生对阿克曼和施米特的相关政治宪法理论的兴趣呢?这显然很难用知识传播学上的偶然性来解释。这种理论选择的背后是对政治的重新理解和对国家基础的深刻反思。这一点在德国公法史上也不稀罕。德国著名的公法史学家米歇尔·施托莱斯(Michael Stolleis)教授在《德国公法史》第二卷中曾这样描述一般国家学说和国家法学的实证主义这两种知识路径与时代性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下半期,法学的实证化、科学化和去政治化趋势给一般国家学说带来巨大后果。这门专业在有效法律之上研究‘不受时间限制’的国家基础。当有效(宪法法律)处于显要地位时,对国家基础进行反思的需求就小了……

   或许在其背后存在着某种规律性。欧洲国家理论的伟大思想路标(马基雅弗利、博丹、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形成于危机情况之下,这些思想路标力图建立起稳定的支撑,他们或许是危机的思想先兆。生死攸关的生存环境必然导致根本性的东西,而政治和平阶段往往潜在地更有利于有效法律的文化。”[16]

   国家不幸诗家兴,因为诗家是对个人心灵负慰籍责任的人文学者;国家不幸法家亦不幸,因为法家是对整体秩序负智识责任的社科学者。确实,德国公法史在德意志同盟(1866年)和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之后记录了一般国家学说的衰落和国家法的实证主义的发达,拉班德的国家法的实证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他本人则成为“帝国国家法自信心的一座丰碑”[17]。然而,魏玛时期的危机却使得国家法的实证主义一筹莫展,因为后者本就是一种空心化的法律技术理论,是一种和平理论,而非危机理论。魏玛时期的施米特可列入施托莱斯上述“伟大思想路标”的现代名单之中,是魏玛宪法的“危机的思想先兆”。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治状况,在部门法学者看来似乎是成绩斐然,但在宪法学者看来,宪法依然没有牙齿,“宪法司法化”的理想吁求亦孤掌难鸣,“部门法自治”与“宪法空虚化”成为中国法治在现阶段的独特风景。那么,中国在宪法阶段上处于何种状态呢?许章润教授在2008年说“中国步入训政初期”,在2011年说“中国需要加紧迈入训政中期”,可想而知,在新世纪初,中国大体处于“训政”的边缘。在此状况下,国家法学的实证主义所能提供的理论智识就具有显然的局限性,对一般国家学说的需求便应运而生。中国宪法学直接面对着宪法文本中法治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政治宪法结构”(双重代表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需要对国家的正当性基础进行理论反思,需要运用共和主义法理来整理国家的宪法原则结构。这种特定的时代状况导致我们产生了不可回避或掩盖的“国家理论需求”。[18]

   阿克曼曾以“权利本质主义”概括德国宪法的主要特征,但这种特征主要是1949年《基本法》之后的状况。德国魏玛时期以施米特为代表的政治宪法理论在阿克曼的理论视野之外(或许是有意回避),但却是德国思想界政治宪法理论的一种独特贡献。本文即拟以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的四本主要著作《政治的概念》、《政治的浪漫派》、《宪法学说》和《宪法的守护者》为主要分析对象,简要阐释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的基本特征。尽管笔者在总体上认为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由于以“非常政治”为中心而缺乏某种“转型原理”,因而不适合中国当下的宪法改革,但其对于政治和宪法概念的深刻反思与建构却能够为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与把握中国宪法的原则与精神结构提供有益的养分。在笔者看来,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不同于美国的“人民自己”模式和英国的“议会自己”模式,而是一种诉诸决断和神圣守护的“总统自己”模式。

  

   一、施米特的宪法处境:议会制的衰败

  

   刘小枫先生曾这样概括施米特的论述风格:“施米特的大多数论著都是从现实政治处境出发、针对现实处境而论,但论述方式往往带有思想史性质。”[19]确实,施米特是一个具有充分的“政治意识”、非常敏感的魏玛时期知识分子,他的理论研究并非纯粹的学术考据或概念游戏,而是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和现实关怀,始终注意将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带入具有“思想史”面貌的思考之中。要理解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就必须搞清楚他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具有怎样的“处境”。《当代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对施米特的“处境”问题提供了某种值得探讨的线索。该书初版于1923年,再版于1926年,再版时施米特加写了一篇较长的引论,对法学家托马(Richard

   Thoma)的批评予以回应[20],并对“处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一)魏玛议会制的衰败与经典代议制的思想原则

   施米特是从魏玛议会制的实践状况出发对议会制的思想基础及其与民主制的关系进行理论检讨的。从1919—1923,数年间,魏玛代议民主制在施米特眼中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或者说彼时的施米特处于一种怎样的政治“处境”之中呢?在该书初版的导言部分,施米特综合当时的各种相关文献,对此进行了颇为辛辣的描述:

   “无数小册子和报纸文章指出了议会活动中最突出的缺陷和错误:党派至上、在用人政策上表现外行、‘票友政府”、政府危机不断、议会辩论无目的且平庸陈腐、议会的常规标准不断下降、议会杯葛的破坏性手法、鄙视议会本身的激进反对派滥用议员免责权和特权、日常工作秩序中的无耻表现、经常缺席会议等等。这种基于长期观察的印象在逐渐扩散:比例代表制和党派代表式选票的制度,破坏了选民与议员之间的关系,使结帮拉派成了议会中不可缺少的统治手段,使所谓的代表原则成了无稽之谈。此外,真正的事务不是出现在全体参加的公开会议上,而是出现在委员会里;重大决策是在宗派领袖的秘密会议甚至议会外的委员会做出的,因此,[决策]责任被转移甚至被取消了。这样一来,整个议会制度最终变成了一件掩盖党派统治和经济利益的可怜外衣。”[21]

   施米特对这样的“可怜外衣”显然不能够满意。对于“代议制”的这种堕落情形,有些论者提出了功能性的辩护意见,比如魏玛的代议制主要是为了选择合格统治者;代议制尽管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却是“次好”的选择。施米特认为这些解释或意见不构成魏玛代议制的新的基础。他希望去寻找现代代议制真正的基础。他认为,现代经典的代议制理论成熟于19世纪中期,主要理论代表是“柏克—边沁—基佐—密尔”,这些人之后,代议制在基本思想原则上没有新的突破。

   施米特寻找到了经典代议制的两个核心思想原则:(1)辩论;(2)公开性。什么是“辩论”呢?施米特在该书出版中进行了详细的思想史考察,尤其重点援引了基佐的观点。[22]在1926年的再版引论中,施米特对“辩论”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界定:

“辩论指意见交流,其目的是通过论证某事为真理或正确而说服对手,或被人说服而认为某事为正确或正当。……辩论需要以共同信念为前提,需要有被人说服的意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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