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4-04-19 23:35:32

进入专题: 中国司法   诉讼社会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张文显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关键词: 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现代性;后现代性

    

   对当下的中国司法状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评论。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当代中国司法(侧重司法制度以及运行);法治中国格局内的中国司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战略布局中的司法改革与建设);变革时代的中国司法(中国司法在社会变革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司法文明与法治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关联);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司法(侧重暴露中国司法的尴尬与困境及其原因),等等。本文选取一个比较特殊、相对具体的角度来审视和评论中国司法,即处于诉讼社会的中国司法,其中又以中国法院为例。

    

   一、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诉讼社会,或呈现出诉讼社会的诸多特征。1984年我在美国克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期间,曾写过一篇题为《美国:诉讼社会》的短文,描述并分析了诉讼社会的一般特征:“所谓‘诉讼社会’,它的表现是:人人都在告状,到处都有官司,诉讼就像‘流行病’一样到处蔓延。”[1]文章也分析了美国进入诉讼社会的原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的中国社会超乎人们预想地提前进入“诉讼社会”。

   “诉讼社会”这一概念表征一个社会呈现涉法纠纷急剧增长、诉讼案件层出不穷的态势。根据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每年约有10%的人口涉诉,则该社会即可被认定为“诉讼社会”。按照这一模型和方法,可以认定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

   中国进入诉讼社会的根本原因在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以30多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国家200-300年才完成的社会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历史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社会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大量涌现、互相叠加,社会矛盾纠纷以司法案件的形式大量地涌入法院,致使中国社会持续呈现诉讼“井喷”、诉讼“爆炸”。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各类案件总量大约在40万件左右,到2010年全国法院一年受理的案件超过1200万件,几乎是30年前的30倍。最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一亿人(次)牵涉各类诉讼或准诉讼、类诉讼程序(准诉讼主要指各类仲裁机构受理的纠纷和诉求,类诉讼主要指各种调解组织受理的调解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013年3月19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自2008年到2012年五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件,审结49863件,分别比前五年上升174%和191%,审限内结案率82.4%;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610.5万件,审结、执结5525.9万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6155700件,每年约1125万件[2],同比上升29.3%。我们姑且以每一个案件平均涉及6个当事人及直接利益关联人计算,每年约有7000万人(次)涉诉,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4%。五年之内约有35000万人(次)涉诉,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同时,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新闻办等官方统计数据,最近几年全国各级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受理行政复议、进行行政调解等案件1200余万件,经济仲裁和劳动仲裁部门受理合同及财产纠纷仲裁、劳动纠纷仲裁、土地承包权纠纷仲裁100万件,人民调解组织处理各类民间矛盾纠纷767万件,各级政法机关处理涉法涉诉信访约180万件(人)。上述这些准诉讼和类诉讼活动中相当一部分是多人诉、多人访、群体诉、群体访,以每案2.5人计算,则涉及的人员约为5500万人(次)。把上述这些诉讼、准诉讼、类诉讼所涉人数累加在一起,则每年涉诉人口达到1.2亿,占全国人口的9.2%;如果再把人民群众诉诸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调处的涉法矛盾纠纷加进来,则涉诉人口比例将更高。以总人口和涉诉人口比例不变来计算,十年之内就将有10多亿人(次)与诉讼沾边——被别人起诉(成被告),或起诉别人(当原告),主动或被动地充当证人,或者因为与案件有直接利益关联而涉诉,或者作为集团(群体)诉讼案件中的当事人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年全中国大约有10%人口直接或间接涉诉。

    

   二、诉讼社会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

   诉讼社会表征着法律与社会的现代性,也使中国司法呈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特征。

   第一,诉讼社会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在传统中国,老百姓是“忌讼”、“厌讼”的,他们把邻里之间打官司看作“丢脸”、“丢人”、“恶心”的事情,遇到官府迫害多数情况下是忍气吞声。然而,最近十多年,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随着权利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诉讼观念显著提升,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利益主张和诉求,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纠纷。这表明在法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显著提升。设想一下,如果遇到矛盾纠纷,遇到违约、侵权、伤害等,不是到法院打官司,而是直接实施报复,或者借助讨债公司索债,或者求助黑恶势力保护,或者将矛盾纠纷与怨恨积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那样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子?就是野蛮。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特别是依据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主要标志,就是诉讼与审判的出现,亦即法律与国家的出现。

   第二,诉讼社会彰显现代司法的价值和公信。诉讼社会的到来,使人民法院成为各种利益的竞技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散地,人民法院成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主渠道。据吉林省政法委统计,2011年吉林省全省排查汇总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49万余件,同年全省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6万件,这就意味着50%以上的社会矛盾纠纷是通过法院审判和司法调解得以化解的。全国各地的情况也大体相当。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信任,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选择诉讼程序,把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最后诉求付诸人民法院,寄希望于人民法官,就是对法院的信任。他们至少相信法院是可以定纷止争、惩恶扬善、维护公正、伸张正义、救济权利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到法院打官司了。法院也在立案、审判、执行的过程中实现着司法的价值。法院获得信任,司法的价值得以体现,这正是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标志。特别是最近十年,与人身权、人格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发展权等人权问题关联的诉讼呈现攀升趋势,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司法保护人权的法律现代性。

   第三,诉讼社会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公正性以及公正基础上的确定性是现代法律的又一基本特征。矛盾纠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采取诉讼方式虽然成本可能高一些、程序复杂一些,但司法无疑是最能够定分止争并保证公正的制度。因为:第一,法院是中立机构,法官是超然于利益冲突的裁判者,不像行政复议,主导行政复议的仍然是政府,本质上仍是矛盾纠纷的一方;第二,公正的基础是依据事实和法律理清权利、义务和责任,明辨法律上的是非对错,而法院裁判正是建立在证据(法律事实)基础上并依据法律规则做出的是非判断,其作用在于恢复被模糊或破坏的法律关系;第三,严密而公正的诉讼法律程序保证证据采信与法律适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特别是一系列正当程序的设计和审判程序的全程公开,基本保证了裁判的公正性;第四,由于以上三点,矛盾纠纷的解决具有了确定性,当事人和社会关注者也相应地有了合理预期和公正的信心。

   第四,诉讼社会推动了司法现代化。首先,推动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随着“诉讼爆炸”、“诉讼井喷”,为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职业蓬勃发展,律师从业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万余人发展为23万多人。律师职业的发展促成了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为主体的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律师大量参与诉讼程序,促动法官和检察官不断提升其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其次,推动了诉讼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诉讼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核心。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形成于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刑诉法出台之后,适应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需要,先后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规模庞大的诉讼群体的强力推动下,《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两次进行大修,《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将提到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诉讼法的每一次大修都注入了现代诉讼理念和诉讼机制。例如,2012年修订后的《刑诉法》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主题,完善和发展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机制,使之更加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权利神圣的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以确保程序正义为主线,创新和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使之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以严格的证据规则为基石,全面完善了证据制度,使证据的获取、采信、排除等更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复次,推动了司法思维的现代化。司法思维是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群体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司法思维的现代化集中体现为司法官员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权利推理。权利推理体现为:(1)权利发现或权利体系扩充。任何法律或者专门的权利立法都不可能像流水账那样把人们应当享有的权利一一列举出来,所以人们的权利不限于法律明文宣告的那些,而是有很多没有“入账”的、没有列入“清单”的权利,或者被“遗漏”的权利。这些权利要靠法官通过法律推理来发现、拾取和确认。(2)自由推定——法不禁止即自由。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由此,法官在司法活动当中通常秉持权利推理的思维方法去保护法不禁止的公民的自由。(3)保护弱者。在诉讼社会,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以及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告地位的个人都可能是弱者。在法律适用中,法官对弱者实行一系列特殊保护,例如民事诉讼中的权利救济,刑事诉讼中的“有利被告”,行政诉讼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等。第四,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宽严相济等。

   当然,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诉讼社会也呈现出后现代的各种“乱象”。后现代社会是乱象丛生的社会。诉讼社会在显现后现代社会乱象的同时,也使中国法院面临各种挑战和尴尬。

   第一,法院由最后一道防线瞬间演变为第一道防线。许多本应由、以前也是由基层单位、社会组织、行政机关化解,或者通过行政、经济、社会等手段更能有效化解的矛盾纠纷,诸如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土地承包、偶发轻伤、劳动争议以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引发的矛盾,却由于农村、企事业单位社会职能弱化,一些社会组织不愿管事,政府机关不负责任、互相推脱、不作为,而集中涌入司法渠道。同时,也由于道德、习惯的调节作用下降和约束力松懈,道德、习惯“防火墙”坍塌,使得许多原本属于道德、习惯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而进入诉讼程序,这致使人民法院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

第二,诉讼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导致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司法   诉讼社会   现代性   后现代性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083.html
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