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7 次 更新时间:2014-03-27 2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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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涛  

    

   1966年12月4日凌晨,两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停在台基厂7号,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门卫进屋看信时,红卫兵强行冲进大门,将隔离审查中的彭真抢走,随后摆脱 了追来的警卫人员。整个过程历时5到7分钟。

   不少书刊谈及这一事件,但大都语焉不详,且情节出入很大。2010年7月, 笔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地摊上购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位教师(暂不披露姓名)写的7册文革时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其中记录了干校时期若干当事人在批清运动中的交代和军宣队对此事 的调查。本文以《日记》记载的信息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简要回顾。

    

   (一)事件经过

   此事来由可以从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吴德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 话,谢镗忠宣布了中央军委决定: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按照军委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北京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 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 列。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按照毛泽东多次审改的讲话稿发表长篇讲话,称“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 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周恩来随后也作了长篇讲话,称文艺界为“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 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毒素,创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要求“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 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次日,即11月29日,一些参加了大会的红卫兵到叶楚梅(叶剑英之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叶 向真(叶剑英之女,叶楚梅之妹,她曾经在昨天的大会上发言)、北京电影学院彭宁(老红军彭加伦之子,导演系61级)、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后来也来到叶家参加了讨 论。

   中戏、北影、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原归文化部管辖,这几个单位红卫兵此前活动的重点在文化部。而江青在头 一天的讲话指出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为什么不把批斗“黑帮”与破“三旧”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找更“大个的”呢?虽然陆定一比 周扬的“个头”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标吗?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有人从游斗陆定一的汽车问题跳到批斗彭真问题时,与会者均热情响应。在红卫兵中有很大影 响的朱成昭也拍板同意。几年之后,会议参与者彭宁说这次会议是“捉彭的雏形”(《日记》,1971年8月29日条),另一位抓彭行动参与者钱学格说“这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

   彭真当时在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怎样把彭真弄出来呢?红卫兵们进行了严密的策划。12月1日他们确定,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加。当天叶向真在戏剧 学院传达,刘诗昆去音乐学院做了传达;12月2日 早晨叶向真找电影学院的彭宁讲话,彭宁随后告知杨韬,要抓大头,揪彭真,说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 彭真的住址,研究具体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后的布置会。叶向真主持会议,她讲了为何要抓彭真,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宁赞成叶的发 言,并宣布了抓人名单,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家研究了“黑帮”抓来后住什么地方,陈立提出住中央乐团;大家还商定了游斗路线,决定各单位在农业展览馆 集合,随后沿东西长安街过天安门游街;朱明宣布,四个单位的头头担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务,刘诗昆、彭宁负责相关宣传;行动总指挥是郑国喜(因字迹潦草,此人名有待进一步考证)、叶向真、孙增华(《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

   另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北京电影学院参与策划的红卫兵有彭宁、孙增华、孔都、朱喜年、张泽宇,参加此事者有钱学格、滕 文骥、丁荫楠、杨韬、司徒,现场指挥有吕英亮、孙英、崔雁敏、刘建革、何玲(俞家熙)、张克敏、李国基、曲??(看不清楚)。

   接下来,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事发当天,周恩来总理对叶向真、彭宁等红卫兵说,“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司令部 都给瞒过了。”((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 要,载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

   江青对傅崇碧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区司令也甘拜 下风了吧?”(见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吴德这样描述:“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7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1966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 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显然,如果从红卫兵的角度看,他们的行动很成功。

    

   (二)“中央文革小组操纵”?

   很多年以后,吴德说,“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抓彭行动总指挥之一叶向真也说,中央文革小组“下了指令”(凌孜的回忆http://www.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3/03/content_19509211.htm);

   童小鹏则指名道姓说红卫兵抓走彭真是“江青指使”(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

   傅崇碧说,这是“江青、戚本禹等策动”(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

   12月4日红卫兵突破警卫抓走彭真,果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指使”、“指令”或“策动”吗?

   从《日记》来看,只有一条信息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红卫兵12月4日行动直接相关。这就是12月2日或3日,叶向真在行动前就电话问过戚本禹(1971年8月27日条),戚本禹当时的回答是:“你们看着办”(1970年12月5日条)这个回答符合戚当时的身份——既不明确阻止,也不明确支持,虽然红卫兵通常理解为支持,但这与“下了指 令”、“指使”、“操纵”或“策动”毕竟不是一回事。

   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信息表明这次行动得到过江青、陈伯达或王、关、戚的“支持”。

   《日记》是否没有充分反映中央文革小组与12月4日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呢?这也不大可能。在清查“5·16分 子”运动中,抓彭行动被列为“5·16反革命专案”。江青当时是“中央首长”、“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央专案组最高领导人之一,如果抓彭 得到过江青“指使”或“指令”,此事列为重点清查案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王、关、戚”或陈伯达已先后被视为“5·16反 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但凡与他们能挂上钩的造反活动都被系统追溯和清理。如《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就记下了彭宁交代的与戚本禹的7次接触,时间分别是1966年9月25日、12月4日、12月12日、12月22日(斗彭大会)、12月23日(“首长接见”,可能指江青接见,戚本禹也在场)、1967年1月14日(文化部)、6月23日(中宣部)。假如12月4日的行动事先有王、关、戚或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具体“策划”、“指使”、“策动”或“指令”,在 长期反复交叉问讯压力下,是不大可能挖不出来的。

   同时,《日记》有明确的记载表明抓彭真是红卫兵主动发起的。如11月24日,首都三司的召集人朱成昭到文化部,谈形势时就已经提到“文艺界斗黑帮,抓出来,已养得胖胖的,有上 线”,让“文艺界自己搞,告叶向真、彭宁。”(《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这表明首都三司的造反活动中,叶向真和彭宁分工负责文艺口。作为抓彭行动的“雏形”和“决定性会议”,11月29日在叶楚梅家的会议本来商量的是游斗陆定一问题,而非抓彭问题,话题转到抓彭,其实是即兴性质的。

   因此,我认为说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策动”或“指令”红卫兵抓彭真不符合事实;12月4日抓走彭真,只是中央戏剧学院等四个单位红卫兵在特定环境下的主动行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群众的革 命首创精神”的结果。

    

   (三)“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彭真忽然被人抓走,中央怎样反应呢?

   吴德在口述回忆中说,周总理找了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和吴德,让他们弄清楚彭真的下落,结果却茫无头 绪。随后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戚本禹果然“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

   吴德这段回忆有两个地方不准确:一是戚本禹也只是很快就确认了此事系叶向真等人所为,并非“一找就找着 了”彭真在什么地方。二是彭真被抓走后,先被关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而不是戏剧学院,随后又被转移到了西山山沟里。

   吴德还说:“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 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

   去西山要回彭真确实是卫戍区部队所为。接受任务的战士每人都带了一条背包带,傅崇碧说“做什么用,你们 去想”。据说救出彭真时,彭“在西山被折磨得早已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拉 代替。”(刘烊《特监轶事》,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98-99页)

   不过,吴德的口述回忆给人一种印象,与红卫兵交涉的似乎主要是北京卫戍区,其实,周恩来才是与红卫兵交 涉的最主要人物。

   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彭真被抓走后,周总理在12月4日三次接见有关单位红卫兵。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在凌晨,电影学院参加接见的是张泽宇;第三次接见在傍晚4、5点 钟,电影学院参加接见的是彭宁、孙增华、张泽宇。三次接见的主要内容是:1、 批评这事事先未向中央打招呼,中央被动,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积极与卫戍区配合;2、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3、 总理指示中央由汪东兴、吴德、戚本禹、周荣鑫负责。

   如果说上述内容过于简略,当时群众组织编印的资料汇编中收录的“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 要”就比较清楚了: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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