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0 次 更新时间:2013-04-09 20: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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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涛  

  

  2010年5月,我读到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一书,注意到作者援引了几种红卫兵日记手稿,从此开始关注和收集文革日记。本文以个人的收集和阅读经验为基础,对文革日记承担的功能、存世情况及其史料价值尝试加以考察。

  

  一、作为规训的模范日记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定义,规训指的是“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社会通过多种制度(如学校、家庭或文化的力量等)用权力对人的行为、思想进行规训。这种规训不是压制,而是自我管制和参与的过程,结果造就“顺从的身体”和适合主流社会的思想。

  日记本来是一种常用的个人应用文体,作者可以以日为单元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感。但在六十年代,这一文体被政教机关广泛发掘利用,开始承担起了政教规训的功能,目的是将那些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轻人塑造为宣教者期望的 “革命青年”。《雷锋日记》的流行可以看作这种规训的典范。

  雷锋(1940-1962)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是当时的一位先进模范典型。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间的15篇日记,并加编者按。雷锋去世后,《前进报》又于1963年1月20日补充17篇,合计摘录发表32篇雷锋日记。(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

  不久,《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通过专题报道向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荐这个典型,很快掀起了全国学雷锋的热潮。同年,121篇雷锋日记被选辑出来集合成书公开出版,书前冠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和邓小平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究竟《雷锋日记》的什么内容引起了这样多的领导人关注呢?已公开的《雷锋日记》起止时间大体是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但摘发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实际生活困难的记录,相反我们读到大量表忠心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种不考虑正确与否、但自觉“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的形象正是政教部门所需要的:

  (1960年2月×日)“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1961 年1月21日)“今天我在《辽宁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越看越高兴,反复的看了三遍。……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及时给我们指出方向,给我们增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信心,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啊!我坚决永远跟党走,积极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段话是这样的:

  (1960年12月×日)“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为《雷锋日记》的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从这则日记中摘引出来的。这几句话因此风靡全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

  (1960年10月21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段话并非雷锋日记的内容,但编者感到“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将其纳入日记正文。(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宣传效果果然“很好”,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为文革期间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对待其心目中的“阶级敌人”的普遍做法。

  《雷锋日记》展现的形象在学校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收集的1965年或1966年上半年间的中学生日记中,大部分都有读《雷锋日记》的记载,内容与王杰在1963年3月29日写的大同小异:“雷锋的日记我不止看了一遍,已看了数遍啦!前天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又读了两遍,学习了雷锋我又对照了自己。”这类记载一般包括读过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不足,感到惭愧后表决心的内容。在个人日记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类似的记录,表明大批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主动地自觉参与了规训过程。

  在《雷锋日记》的热心读者中,最初也包括雷锋本人。被树立为模范人物并摘发17则日记之后,雷锋开始在日记中注意写下自己做的好人好事,甚至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升华”。比如:

  (1961年2月2日)“今天我从营口乘火车到兄弟部队作报告,下车时,大北风刺骨的刮,地上盖着一层雪,显得很冷。我见到一位老太太没戴手套,两手捂着嘴,口里吹一点热气温手。我立即取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那位老太太。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路上,我的手虽冻得像针扎一样,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将手套借或送给老太太,普通人未必会当作值得记录的事情写入日记;而老太太得到手套后,“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无论如何不近情理。这类记载表明,雷锋本人其实也是《前进报》上那篇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听党的话”主题在1960年后的日记连篇累牍出现,恐怕也和《前进报》摘发雷锋日记时的标题有关)为名的雷锋日记的忠实读者,而且像其他普通读者一样,按照自己对媒体制作出来的偶像的理解主动规范自己的日记行为。我们甚至猜测,他自己或许正是最先认真学习“雷锋日记”、并决心像摘发的“雷锋日记”那样行动的第一位读者。

  在《雷锋日记》之后的十多年,凡是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往往都会摘引其若干则日记发表,王杰日记、金训华日记、谈建华日记、刘朝生日记、蔡永祥日记、32111钻井队日记……都是这种情况。这类模范日记的宗旨不在于呈现日记作者真实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而是树立符合政治形势需要的宣教形象。也因为这样,发表这类日记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包括编者精心筛选、认真修改拔高、层层把关润色等环节。经过复杂的发表过程,这些日记往往已经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

  我们可以举王杰日记的例子说明这一点。王杰是一位进行爆破训练时因不慎使炸药爆炸而牺牲的普通战士。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但如果照“事故死亡”处理,所在单位的“四好”就没了,有关领导的责任也要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经军报“笔杆子”加工创造后,王杰成为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杰出典型。相关宣传按照林彪1965年11月5日的指示进行:“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卢弘《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123—124页)于是,我们在4天后的《解放军报》上就读到了以“一心为革命”为题的王杰日记摘抄,里面的格言警句(“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广为流传,甚至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一次是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另一次是1971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起草的一份关于中国乒乓球队是否赴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钱江《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幕后》,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二、作为惩罚根据和手段的日记

  

  规训主要通过典范的树立和自我的主动参与来实现,它的另一面则是对远离典范言行的严厉惩罚。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能顺利共同完成“规范人的多样化”任务。

  在文革发动时期,以《雷锋日记》为代表的模范日记作为规训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个人日记成为惩罚工具的特点就格外突出出来了。根据在惩罚过程中个人日记发挥作用的差异,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广泛流行的模式:

  (一)作为直接的惩罚根据

  我们可以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例子。早在1966年6月10日,学部召开党员大会收缴了旧学部党委记录本和一批个人日记本,由政治部人员保管。《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吴传启对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的秘书周云之说:“党委记录和这批笔记本决不能落在别人手中,党委记录中还有潘的材料,给他们搞去不好,你立即把这批东西放在潘家中。”工作组进入学部后,吴又告诉周云之:“我已同关锋联系过,就说中央文革要用这批材料,谁也不能动。”周云之将钥匙送到中宣部交给关锋,由关锋妻子周英收下。7月21日,陶铸、关锋来学部时,关锋将钥匙交给陶铸,陶铸又给了工作组组长张际春,张际春又给了潘梓年,潘梓年又交给了工作组。(本报编辑部《陶铸王关戚破坏学部文化大革命罪行录》,载《长城》1968年10月30日第5版)

  在这个历时十多天的“钥匙旅行”过程中,居然牵涉了新任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学部文革工作组组长、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他的妻子周英、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学部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吴传启。钥匙的问题之所以这样郑重,是因为群众如果使用个人笔记公开一些会议的决策细节,学部党委的每一位委员都可能被揪出来,成为上纲上线的批斗对象。所以,这个钥匙旅行其实代表了工作组进驻前后试图控制运动进程的努力。

  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对个人日记的约束被打破了。当红卫兵、专政机关或革命群众怀疑某人是“牛鬼蛇神”、“三反分子”、“走资派”、“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科目的阶级敌人时,他们往往直接采取抄家行动,“反革命日记”成为查抄重点。比如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首都红卫兵的“战果”中,包括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油印件)。

  这种运动模式也在晚些时候被引进学部。如1966年12月25日,在学部红卫兵联队组织的一次行动中,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分队成员陈全荣和张大明的日记被缴获,而他们的日记中分别记有对关锋和林杰不满的话,陈全荣在日记中更写有“关锋有野心,他要搞陶铸”等内容。于是,广播站不断广播,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陈全荣被“狠狠地打一顿”,“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随后还被扔在六号楼楼梯口的垃圾箱里关了一夜。”(许志英《究竟怎么回事》,载《钟山》2007年第1期)文学所红卫兵分队也从此垮台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案例是哲学所实习研究员朱西昆的遭遇。朱是中国自然辨证法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导师于光远和龚育之),因父亲是“右派”,在文革中表现并不活跃。但是,1968年初有人拿走他的日记后,发现大量非正统的思想。于是,这些内容很快被摘录出来,群众组织随后发起了第一次对朱西昆的批判会。朱事先一无所知,直到进入会场,才知道会议主题就是对他的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之后,朱给女友寄过两张白纸,还徒步到过通县(他参加“四清”的地方)。大约一周之后的早晨,他身穿“四清”时发的军服去跑步,但再没有回来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批判会。当天下午,派出所人员来到学部,大家才知道朱迎着开来的火车自杀了。

  类似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日记何罪”的两篇杂文(乐秀良《日记何罪》,载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再谈日记何罪》,载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作者指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他的文章发表后,不长的时间内就收到上千封来信,很多信件讲述了自己因日记而被批斗、处分甚至判刑的经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因日记遭祸的情况非常普遍。

  (二)作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

  虽然日记中的非正统内容可能直接导致灾难,文革期间更常见的情况是先定性、再寻找材料加以论证,日记也成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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