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被调到彭真身边任机要秘书，开始和他共事。最后一次接触是在1989年，我已经离休了，他还让我做助手，编辑《彭真文选》和《站在革命和建设最前线》两本书。多少年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是给毛、刘、周、邓做助手的”
我在彭真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十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那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和他都在深夜工作，睡得很晚，这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夜里两三点钟，周总理和他还会经常电话联系。每次他在睡觉前，总叫我打电话问毛主席、周总理休息没有，当我问过他们已经休息了之后，他才肯睡。他曾讲过：“毛主席、周总理深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白天工作，这样中央工作日夜有接班，不会延误，我是给毛、刘、周、邓做助手的，我每天不能睡在他们的前面。”他还一再叮嘱我：无论什么时候收到中央文件都要立即送给他，中央开会要立即通知他，不许延误。
“不用，报告由我自己准备”
1954年彭真任北京市长，8月召开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市长报告五年来市政府的工作和今后工作的意见。按例要印发一个书面的市政府报告，市政府秘书长几次向彭真请示要不要为他起草报告，彭真说：“不用，报告由我自己准备。”会议召开之前，他同刘仁书记、张友渔副市长通了电话，商议了报告主题。彭真叫我给他准备好北京市各项工作的统计数字，并让我一定核对准确，不出差错。开会时他就带了一张写满统计数字的纸上了台，代表们都非常惊奇。然而他却全面、简短、生动地讲述了五年来北京各条战线的成绩，从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城市建设各方面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他的讲话受到代表的一致称赞，其间鼓掌达20多次，讲话结束后，掌声延续了三分钟。许多代表反映：“彭市长对全市工作情况了如指掌”，“报告真精彩，受到很大教育”，“听了报告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有这样的市长，叫全市人民放心”。
彭真平时在会上做讲话，总是自己先打腹稿，写出一个简短的大纲，并向主管同志征求意见，最后再讲。他从来不让别人为他起草讲话稿。讲话时，他虽然什么材料都不带，但内容充实，逻辑性强，语言生动，每次都获得多次掌声。北京市的干部普遍反映，听他讲话，不仅了解到国内外的形势和具体任务，而且在思想上、理论上都能得到很大提高。
“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彭真最注重调查研究，把它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早在1948年12月17日北京市委在保定一建立，就成立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由彭真亲自领导。他对搞调查研究要求很严，下去搞调研的每个同志都必须带上记录本，详细记录调查情况。他强调调查一定要真实，调查到多少就说多少，没有调查清楚就说不清楚，不能不懂装懂，对调查中了解的问题不能夸大，也不要缩小。有时他还亲自听取口头汇报，不断插话，问个明白。他问的情况如果汇报的同志讲不出来，就让再下去调查。
1955年1月下旬，市委召开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彭真叫我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向他汇报。我听到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说，这次会议开得针对性不强。我如实向他汇报，他听后非常重视，立即叫我把会议文件和简报全部送给他看，看完了他决定到会讲话。1月23日，他作了《宣传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的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有些同志说北京市的宣传工作一般化，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思想与实际结合，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再到实际中解决问题，这是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他还说：“宣传工作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是用正确的思想把所有干部、党员、群众武装起来，纠正错误思想的。大家经常讲理论与实际结合，思想与业务结合，什么叫结合？结合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实际中找出它的规律，再到实际中去解决问题。提高宣传工作水平的关键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就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宣传工作就不一般化了，宣传工作就提高战斗力了。”他要求宣传干部深入基层摸典型，每一个人都联系几个工厂、农村合作社、学校进行实地调查。他说：“有了实际的体验，调查结果才能更真实、可信。如果不深入基层摸典型，工作就永远是肤浅的，就会永远浮在水面上像水泡，总是轻飘飘的。”
“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彭真一直强调要坚持群众路线。1962年，他谈到我们党执政后一些党员干部的变化，强调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群众路线，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要党、要政权、要干部做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为了个人，为了小集团，那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搞地下斗争、根据地斗争，如果同人民群众联系不密切，就要受挫折，就要掉脑袋。现在我们党取得了胜利，取得了政权，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官僚，成了人民群众的老爷。他们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忘记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忘记了办事情要依靠群众。特权的形成，就是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一员，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把自己看成了群众的老爷。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但会使我们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断送一部分干部、党员，甚至断送革命。”
1990年，他又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党传统的群众路线被削弱了。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事认真地耐心地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办。我们执政以后，这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削弱了，放松了，自上而下的多了，自下而上的少了；有些事情应该办，但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
当年4月，他在玉泉山写了一个条幅给我，上书“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14个大字，以勉励、督促我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他留给我最珍贵的教诲。
“要指出北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
彭真始终强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55年6月25日至7月3日，市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当时北京市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五”计划正顺利实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党组织得到了壮大和发展。然而彭真却指示在市委的工作报告中，“要提醒大家不要骄傲自满，要指出北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包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我批评和批评没有充分展开，领导机关不善于抓实际问题、抓典型来解决问题，存在着手工业的工作方法和事务主义，没有建立科学分工和集体领导制度，缺乏严格的监督等。”市委带头在大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代表也纷纷对自己部门的工作展开自我批评。会议形成了一个讲团结、有生气、鼓干劲、求上进的大会。
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加上1959年“左”倾错误，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大幅减产。对此，彭真指出：最重要的是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62年5月29日至6月6日北京市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工作报告深刻检讨了违背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思想方法主观、片面，单凭主观愿望办事，违反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提出了不少不符合实际的各项指标，一些领导民主作风差，不耐心听取不同意见，脾气大，性情急躁，不平等待人，过火斗争，伤害了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好同志等问题。市委在会上诚恳做自我批评，获得了大家的谅解，大家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使北京市各项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
“我听到这句话，感动得流了泪”
1989年我再次回到彭真身边工作，那时他很爱散步，于是我就利用陪他散步的机会和他聊“文化大革命”的事。
我对他说：“‘文化大革命’你受了那么大的迫害，坐过那么长的牢，许多同志都没想到1979年中央给你平反，恢复了你的工作后，你身体竟然这么好，精力非常充沛。”他笑着说：“林彪、江青等强加给我的罪名，我从不承认。毛主席1966年4月在杭州严厉批评我，我请求他和我单独谈一次话，他不答应。我在杭州开会的院子里看见他在散步，我马上跑过去，请他接见我，他不答应，说：‘彭真你不要这样紧张，先休息休息么。’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1966年4月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周总理对我说：‘党不能分裂，你有意见，可以保留。’1966年8月我在家里被红卫兵劫走，藏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立即叫人在三天之内把我找出来，找到后，又叫人看守我。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弄清我的问题给我平反。我在秦城监狱里，非常注意保护身体，我想一定要挺住，活到给我平反的那一天。我在狱中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我每天大声朗读马克思的著作，高声唱京剧，这是为了不丧失说话能力。过去我工作忙，没时间读马克思的书，这回在监狱中看了不少，从头到尾看了《资本论》。马句你知道，秦城监狱是我叫公安部建的，没有想到我被关进去了，而且关了这么久。1978年12月28日，中央派飞机接我回北京，在机场有300多人欢迎我，一个女同志大声说：‘彭真同志，我们盼了你十多年，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我听到这句话，感动得流了泪。”
“这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
彭真认为，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杜绝“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最重要的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有一次他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提醒我们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年初，我对邓小平说，我愿做立法工作，2月任命我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一年我主持修订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法，起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1980年恢复了我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任命我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新宪法，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1983年6月，我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在这次人大全体会议上说：‘要动员一切力量，从各方面保证宪法的实施，要按照宪法的规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因为这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
今天，在纪念彭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以表达对他的深情缅怀！
（作者：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务委员）
（来源：《前线》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