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丑陋的老三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20 次 更新时间:2016-01-01 21: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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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66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68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1965年跨入中学校门,1966年6月停课时年仅14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32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1】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80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象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2】,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1977年,1978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77级、78级入学新生为67万人。而这67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1500比1的比值说明,77、78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 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象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1969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3】。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20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20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4】。1976年1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5】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6】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了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丑陋的动因

   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1966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11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1966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69届、70届和71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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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河》199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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