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边缘革命、区域竞争和思想市场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9 次 更新时间:2014-03-16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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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缅怀科斯,追寻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世界名家的人生足迹,我们都是受惠于科斯思想的人。为此,我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变革》;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这是科斯与王宁先生合作的著作,是科斯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要对这本著作的内容做一提炼概括的话,我认为可以用三个短语来表达,即:边缘革命(包括两种改革,因为边缘革命与两种改革在很多方面重叠,并密切相关),区域竞争,思想市场。这几个短语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路。

 

三十年的中国改革,的确是一场比较成功的边缘革命。《变革》讲述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四种边缘革命的故事,分析了它们的边缘化和草根特征,揭示了它们发生以至成功的深层原因。

边缘革命其所以发生,一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二是受损害边缘阶层的唯一出路;三是当时体制下能够允许和容纳的事情。这就从需要和可能、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两个方面做出了解释。它的成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既然是发生在体制边缘上的改变,它自然不会,至少是暂时不会危及核心部分的存在和利益,甚至还会改善核心部分的条件,对核心部分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因而不会受到旧体制的阻碍和压抑。既然是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全社会和统治集团都是有利的,也就会受到统治集团的欢迎。既然是受损者为生存而战,其基础和力量自然是难以抑制。因而,它是一种双赢,是一种互利。这也许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要知道,真正合理而正当的长效政治并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互利,是共存,是多赢。

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确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一种是由草根阶层自下而上自发行动进行的改革,即边缘革命。前者往往不大成功,如国有企业改革,即使成功,也往往是歪打正着。后者往往此起彼伏,从小到大,成星火燎原之势。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更重要的在于两种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把一九七八年以前实施的某些下放权力的措施也看作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只是第一种改革,即政府发动的改革。这些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原因很多,《变革》也有精彩的分析,但缺乏第二种改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其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原因也很多,但第二种改革的出现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也是《变革》的中心思想之一。

从中国改革实践和《变革》的分析中,可以将两种改革的关系以及政府对第二种改革的态度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只有一种改革,如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情况,政府对第二种改革采取压制、禁止和取缔态度。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割资本主义尾巴等。

二是有第二种改革,政府的态度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对第一种改革全力支持,而对第二种改革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或者基层和地方政府支持,中央政府反对,如改革初期对包产到户和私营企业那样。这样,第一种改革很难成功,第二种改革虽可以发生和进行,也可能多种多样,但处于合理而不合法的地下状态,发展就会很慢。

另一种选择是支持第二种改革,将这种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同时进行第一种改革。这样,第二种改革不仅可以成功,而且可以很快地发展和扩大,并取得全国的合法性。同时,也为第一种改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变革》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分析。这方面的情况在改革过程中可以找到很多,改革其所以能够推进,也是因为这种态度和选择成为主导的方面。这种情况从中共党代会对个体经济提法的变化也可以得到证明,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其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了九十年代改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两种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变化的,既可能向正面或积极的方向变化,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也可能会向负面或消极方向变化,如后来发生的情况,还可能是两种变化同时存在。由于政府始终保持着对改革的控制,当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政府面临的矛盾和压力也会发生变化,其对第二种改革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容忍、接纳、支持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甚至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改革就会发生某些停滞、扭曲和倒退。这也是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了的。《变革》比较充分地讨论了前一种变化,而对后面一种变化讨论得不够。然而,这种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涉及改革的未来和成败。

当然,市场化的总的趋势恐怕难以改变,中国不大可能再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而且世界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也使得这种倒退就意味着自取灭亡。但是,内在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有可能暂时打断改革的进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是很难预知的。

 

在《变革》中,科斯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称为区域竞争)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主导一九九二年以后改革的三股力量之一。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一个政府主导的大国中,仅有中央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合和主动精神。事实上,八十年代初的“分灶吃饭”以及后来的分税制,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也有很大变化,从直接投资和经营企业到改善经营环境和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与中央的博弈中,也的确支持和保护了一些基层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而展开的竞争,的确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斯将其概括为,中国利用自己地域辽阔的优势,实现了“空间换时间”(198页)。

地方竞争争什么?科斯说,目标之一是争投资,同时也把它们发展地方经济的想法拿到台面上竞争。这是对的。但是,怎么竞争,用什么竞争?主要办法是,办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据统计,到二零零七年,各地共搞开发区六千八百多个,占地面积三万八千六百平方公里。从上海浦东新区开始,各地又搞新城建设,到现在共建设城市新区一百零四个,规划占地面积七万三千平方公里。目前,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已经在乡镇一级展开。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圈占土地来为发展地方经济融资。这是通过剥夺农民来实现的。地方的工业建设发展很快,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如果按照各省市的增长速度计算,中国的GDP还要增加20%—30%。但环境破坏也很严重。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成了大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地方竞争,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污染排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企业合谋,逃避和对抗中央的执法监督,于是环境恶性事件频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中央政府考核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几项指标能够达标,而没有考核的指标都超标。这里的关键是,谁承担了发展的成本,谁享有了发展的收益。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严重不对等和不公平的。对此,《变革》缺乏正确深入的分析,只看到了其促进增长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带来的负面作用和潜藏着的巨大危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竞争或区域竞争的性质是什么?作者认为,地方竞争或区域竞争是市场竞争,“经济自由已完全被接受,甚至还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崇”(197页),“区域竞争中的主角,则是地方政府,及其身后的民营企业”(195页)。“当区域竞争席卷全国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和有效。”(202页)真实情况是这样吗?非也。中国政府和官员,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并未完全接受和推崇经济自由,而是接受了市场经济工具论。这从《变革》引用的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前后关于市场经济的讲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也从中国目前的市场制度和市场运行的状况得到了证明。地方政府是区域竞争的主角不假,但身后是民营企业则有误。民营企业既是地方竞争的工具,也是地方竞争砧板上的鱼肉。且不要说重庆的“唱红打黑”打的是民营企业,全国各地仅以所谓“非法集资罪”和“金融诈骗罪”整垮的民营企业和判刑治罪的民营企业家也比比皆是。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不假,但有效谈不上,而扭曲更明显。至于将此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三根支柱之一,更是没有看到它的内在本质和矛盾。

当然,不能排除区域竞争中的市场竞争因素,因为其中确有民营企业的参与。但是,地方竞争的性质不仅是“兄弟竞争”,更重要的是权力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地方政府企业化了,实际上成为一个大的投资型企业,借助融资平台进行资本运作,且组织得像一个一般性公司,官员的行为也很像企业的老总。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也终究是官员,政府和官员掌控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又一身二任,这种竞争的背后都有权力在操控,甚至直接就是权力竞争。于是,政府和官员在权力和市场之间就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裁量权,以政府权力进行市场竞争和通过市场进行敛财就成为最佳选择。再加上对地方官员的行为只有来自中央纪检委的监督和约束,而无社会和法律的制衡,腐败的滋生和泛滥就是必然的结果。

地方竞争的确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其相互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权力和实力的扩张,其正面作用会减少,甚至会逐渐从正面为主变成负面为主。因为,地方与企业不同,地方既无媒体和法律的监督,其预算约束也是软的,它既可以向中央和其他地方转嫁负担,也可以与民争利,向辖区内老百姓转嫁负担更是家常便饭,易如反掌。现在征地拆迁不仅在大中城市如火如荼,而且已经遍及乡镇,那种横征暴敛、无法无天的情景,的确令人触目惊心。要知道,权力本性中就存在着自我膨胀的基因,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搞基本建设上的成功和高效率,更会使其不断地自我膨胀,进而形成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行为方式,必然会走向反面。《变革》对此注意不够,甚至只看到它的正面作用,而忽视了它的负面作用,更没有看到这两种作用的变化及其变化的条件。这可能是该书的一个明显不足和缺陷。

对于这一批评,王宁读后有一个解释。他说:“《变革中国》涵盖的时间段止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我们认为中国至此大致已经走出计划经济,公有制和中央计划风光不再,而国内统一商品市场已经形成,市场经济初步成型。中国经济在二零零零年之后的曲折发展,尤其是政府在二零零八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救市’行为及其对市场秩序的冲击,不是我们书中的内容。因此,在讨论区域竞争时,我们关注的时间是八十和九十年代,我们所针对的文献主要是那些批评区域竞争造成浪费(重复投资和缺乏规模效应等)。至于区域竞争和中国经济在千禧年之后的演变,我们书中少有涉足。”作者承认书中对区域竞争在千禧年以后的演变“少有涉足”,是对的;但将其原因归之于《变革》涵盖的时间段止于九十年代末,则不恰当。书中到处都是讲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也引用了不少本世纪的资料和文献,怎么能说是止于九十年代末呢?作者多方引用支持自己看法的文献,而无视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这是《变革》一书的基本趋向。至于不少学者批评区域竞争在促进增长的同时造成巨大浪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则,为什么会出现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难道不是政府竞争造成的?

 

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是从解放思想、开放思想市场开始的,其命运也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这也是《变革》的中心思想之一,也是科斯留给中国、留给世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遗言。

有人不同意思想市场这一概念,我倒觉得这一概念比较通俗、形象,易于理解。市场的本质有二:一是自由,二是交易(交换、交流、交往,含义相近、相通、相同)。思想是最自由的,任何压抑和阻挠可以禁止它表达和交流,但不能禁绝人们思考;但是,如果思想不能交流和交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如果有交流和交往而不自由,交流就会受到压抑和阻碍,就会扭曲和变形。所以,笔者以为,思想市场与思想自由同义。

思想市场的概念是科斯在一九七四年所写的《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一文中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在本世纪的多次讲话中再次提及,在《变革》中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其中包含着很多精辟的诊断。

科斯讲了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但没有讲到政治市场(按照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理论,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契约关系和交易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市场,而在专制体制中,奉行的是强权、暴力和恐怖手段)。比较而言,商品市场是最实在的,政治市场是最有力的,而思想市场也许是最根本的。因为,人的社会性构成了人的最本质和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自由的交往和交流,而对人的惩罚,如放逐和监禁等,说到底,就是对其自由交往和交流的限制和剥夺。科斯说,思想市场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在思想市场里,知识能得到开拓、分享、积累和应用。新企业成立的速度、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新行业创立的速度,都依赖于一个思想市场的运作”,“商品市场长久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254页)。“自由思想市场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它与多元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广泛兼容性。……思想市场并不会给任何社会强加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因此带来了宽容,培育了多样性,促进了试验和创新,增强了社会的韧性。”(260页)“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作为真理的垄断者。由于人类自身易于犯错误,而且求知过程中人类的无知不可避免,开放思想市场才成为最能够帮助人类接近真理的工具。”(257页)科斯在财经演说中还说,一个“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和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行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科斯的这些观点揭示了思想市场对于商品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作用和意义,说明了思想市场的根本性质。因为有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才能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规则,也才能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这就决定了商品市场和政治市场的状况。

然而,思想市场又是最脆弱的。首先,它会受到政治市场上强权的压抑,自由的思想既无法产生,也难以交流;充斥其间的是御用思想的鹦鹉学舌。所有其他思想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不是受到批判,就是受到剿灭,甚至连思想者的人身存在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只有一种思想,甚至是一个人的思想,就像改革前那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有一种商品,只有一个卖家,这种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情况?这种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总之,如果政治强权不容忍自由思想,思想市场就无法立足,也无以自卫。其次,它会受到商品市场上金钱和资本权力的奴役,也无法独立。与政治强权不同,金钱资本虽然无法禁止自由思想,但是为了私利却可以雇用奴仆和枪手,制造错误思想和邪恶观念,污染和毒化思想市场。当整个社会为拜金主义思想控制时,思想市场必然是乌七八糟,难以健康发展。特别是当政治强权和金钱资本权力结合,共同围剿思想市场时,思想市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思想界尚未摆脱权力的掌控,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之中,思想市场也是假冒伪劣泛滥成灾。

科斯指出,一个压迫性的政府是思想市场的敌人,但并非唯一敌人,“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257页)。这些讨论虽然指出了思想市场发展的条件,但如何培育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似乎并未讲透。其实,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公众,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界。它们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而且是一种相互依存和互动的关系。所以,自由思想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与学术界独立的程度高度相关。这种独立包括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金钱资本,同时还要独立于公众。

《变革》提到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也援引了某些高级官员有关自由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讲话,来说明中国思想市场发展的前景。作为文化基因,古代思想资源值得重视,但是,经过近代以来的反复批判和讨伐,甚至是糟蹋和破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其优秀传统不少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和口号,其糟粕却得到了流行和追逐,成了社会的潜规则。如何继承和发扬其优秀传统,完成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化和对接,把有效的家庭伦理转化为可行的政治伦理,使其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大多是自说自话,仍然是两张皮。至于某些官员的讲话,既然并非身体力行,而只是做做样子,以便博得一些掌声,为自己脸上贴金,恐怕没有多大意义和说服力,不值得当真的。

中国有学在民间之说,可能为思想市场的培育指出了一条道路,倒是值得重视。其实,这条道路也是边缘革命思想在思想市场上的应用。这就是真正的民间思想市场和民间智库的建立和发展。在商品市场和政治市场的缝隙中,民间思想市场的力量也在增长和积累,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一是体制内外思想理论界联合,体制内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体制外思想市场的活动,二是民间思想市场与民营企业界的联合,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支持民间思想市场和民间智库的活动。至于这种努力能否打破思想控制的坚冰,还需要实践来证明。不过,希望仍在民间。

总的来看,《变革》是一本好书,值得国内研究者和改革实践者参阅。如果我的猜测和理解不错的话,基本思想和框架可能是科斯的意见,而具体论述则是王宁的贡献。科斯没有到过中国(想来而未能成行),王宁大部分时间也在国外,二人都是从外面所做的一种超然的观察,所用资料也是第二手资料,缺乏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虽然可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当局者迷的局限,但也缺少了实地观察者和亲临实践者的某些深刻之处,有些地方显示出了隔膜之感。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来源: 《读书》201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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