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边缘革命、区域竞争和思想市场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3 次 更新时间:2014-03-16 19: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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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缅怀科斯,追寻这位经济学大师和世界名家的人生足迹,我们都是受惠于科斯思想的人。为此,我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变革》;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这是科斯与王宁先生合作的著作,是科斯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宝贵财富。如果要对这本著作的内容做一提炼概括的话,我认为可以用三个短语来表达,即:边缘革命(包括两种改革,因为边缘革命与两种改革在很多方面重叠,并密切相关),区域竞争,思想市场。这几个短语准确地描述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路。

    

   一

   三十年的中国改革,的确是一场比较成功的边缘革命。《变革》讲述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四种边缘革命的故事,分析了它们的边缘化和草根特征,揭示了它们发生以至成功的深层原因。

   边缘革命其所以发生,一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二是受损害边缘阶层的唯一出路;三是当时体制下能够允许和容纳的事情。这就从需要和可能、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两个方面做出了解释。它的成功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既然是发生在体制边缘上的改变,它自然不会,至少是暂时不会危及核心部分的存在和利益,甚至还会改善核心部分的条件,对核心部分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因而不会受到旧体制的阻碍和压抑。既然是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全社会和统治集团都是有利的,也就会受到统治集团的欢迎。既然是受损者为生存而战,其基础和力量自然是难以抑制。因而,它是一种双赢,是一种互利。这也许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要知道,真正合理而正当的长效政治并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互利,是共存,是多赢。

   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确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一种是由草根阶层自下而上自发行动进行的改革,即边缘革命。前者往往不大成功,如国有企业改革,即使成功,也往往是歪打正着。后者往往此起彼伏,从小到大,成星火燎原之势。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更重要的在于两种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把一九七八年以前实施的某些下放权力的措施也看作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只是第一种改革,即政府发动的改革。这些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原因很多,《变革》也有精彩的分析,但缺乏第二种改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其所以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原因也很多,但第二种改革的出现和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也是《变革》的中心思想之一。

   从中国改革实践和《变革》的分析中,可以将两种改革的关系以及政府对第二种改革的态度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只有一种改革,如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情况,政府对第二种改革采取压制、禁止和取缔态度。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割资本主义尾巴等。

   二是有第二种改革,政府的态度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对第一种改革全力支持,而对第二种改革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既不提倡也不反对,或者基层和地方政府支持,中央政府反对,如改革初期对包产到户和私营企业那样。这样,第一种改革很难成功,第二种改革虽可以发生和进行,也可能多种多样,但处于合理而不合法的地下状态,发展就会很慢。

   另一种选择是支持第二种改革,将这种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同时进行第一种改革。这样,第二种改革不仅可以成功,而且可以很快地发展和扩大,并取得全国的合法性。同时,也为第一种改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变革》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分析。这方面的情况在改革过程中可以找到很多,改革其所以能够推进,也是因为这种态度和选择成为主导的方面。这种情况从中共党代会对个体经济提法的变化也可以得到证明,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其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了九十年代改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两种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变化的,既可能向正面或积极的方向变化,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也可能会向负面或消极方向变化,如后来发生的情况,还可能是两种变化同时存在。由于政府始终保持着对改革的控制,当经济形势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政府面临的矛盾和压力也会发生变化,其对第二种改革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容忍、接纳、支持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甚至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改革就会发生某些停滞、扭曲和倒退。这也是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了的。《变革》比较充分地讨论了前一种变化,而对后面一种变化讨论得不够。然而,这种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涉及改革的未来和成败。

   当然,市场化的总的趋势恐怕难以改变,中国不大可能再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而且世界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也使得这种倒退就意味着自取灭亡。但是,内在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有可能暂时打断改革的进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是很难预知的。

    

   二

   在《变革》中,科斯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称为区域竞争)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主导一九九二年以后改革的三股力量之一。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一个政府主导的大国中,仅有中央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合和主动精神。事实上,八十年代初的“分灶吃饭”以及后来的分税制,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也有很大变化,从直接投资和经营企业到改善经营环境和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与中央的博弈中,也的确支持和保护了一些基层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而展开的竞争,的确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斯将其概括为,中国利用自己地域辽阔的优势,实现了“空间换时间”(198页)。

   地方竞争争什么?科斯说,目标之一是争投资,同时也把它们发展地方经济的想法拿到台面上竞争。这是对的。但是,怎么竞争,用什么竞争?主要办法是,办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据统计,到二零零七年,各地共搞开发区六千八百多个,占地面积三万八千六百平方公里。从上海浦东新区开始,各地又搞新城建设,到现在共建设城市新区一百零四个,规划占地面积七万三千平方公里。目前,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已经在乡镇一级展开。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圈占土地来为发展地方经济融资。这是通过剥夺农民来实现的。地方的工业建设发展很快,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如果按照各省市的增长速度计算,中国的GDP还要增加20%—30%。但环境破坏也很严重。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成了大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地方竞争,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污染排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企业合谋,逃避和对抗中央的执法监督,于是环境恶性事件频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中央政府考核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几项指标能够达标,而没有考核的指标都超标。这里的关键是,谁承担了发展的成本,谁享有了发展的收益。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严重不对等和不公平的。对此,《变革》缺乏正确深入的分析,只看到了其促进增长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带来的负面作用和潜藏着的巨大危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竞争或区域竞争的性质是什么?作者认为,地方竞争或区域竞争是市场竞争,“经济自由已完全被接受,甚至还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崇”(197页),“区域竞争中的主角,则是地方政府,及其身后的民营企业”(195页)。“当区域竞争席卷全国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和有效。”(202页)真实情况是这样吗?非也。中国政府和官员,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并未完全接受和推崇经济自由,而是接受了市场经济工具论。这从《变革》引用的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前后关于市场经济的讲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也从中国目前的市场制度和市场运行的状况得到了证明。地方政府是区域竞争的主角不假,但身后是民营企业则有误。民营企业既是地方竞争的工具,也是地方竞争砧板上的鱼肉。且不要说重庆的“唱红打黑”打的是民营企业,全国各地仅以所谓“非法集资罪”和“金融诈骗罪”整垮的民营企业和判刑治罪的民营企业家也比比皆是。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不假,但有效谈不上,而扭曲更明显。至于将此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三根支柱之一,更是没有看到它的内在本质和矛盾。

   当然,不能排除区域竞争中的市场竞争因素,因为其中确有民营企业的参与。但是,地方竞争的性质不仅是“兄弟竞争”,更重要的是权力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地方政府企业化了,实际上成为一个大的投资型企业,借助融资平台进行资本运作,且组织得像一个一般性公司,官员的行为也很像企业的老总。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也终究是官员,政府和官员掌控着巨大的行政权力,又一身二任,这种竞争的背后都有权力在操控,甚至直接就是权力竞争。于是,政府和官员在权力和市场之间就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裁量权,以政府权力进行市场竞争和通过市场进行敛财就成为最佳选择。再加上对地方官员的行为只有来自中央纪检委的监督和约束,而无社会和法律的制衡,腐败的滋生和泛滥就是必然的结果。

   地方竞争的确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其相互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权力和实力的扩张,其正面作用会减少,甚至会逐渐从正面为主变成负面为主。因为,地方与企业不同,地方既无媒体和法律的监督,其预算约束也是软的,它既可以向中央和其他地方转嫁负担,也可以与民争利,向辖区内老百姓转嫁负担更是家常便饭,易如反掌。现在征地拆迁不仅在大中城市如火如荼,而且已经遍及乡镇,那种横征暴敛、无法无天的情景,的确令人触目惊心。要知道,权力本性中就存在着自我膨胀的基因,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搞基本建设上的成功和高效率,更会使其不断地自我膨胀,进而形成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行为方式,必然会走向反面。《变革》对此注意不够,甚至只看到它的正面作用,而忽视了它的负面作用,更没有看到这两种作用的变化及其变化的条件。这可能是该书的一个明显不足和缺陷。

   对于这一批评,王宁读后有一个解释。他说:“《变革中国》涵盖的时间段止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我们认为中国至此大致已经走出计划经济,公有制和中央计划风光不再,而国内统一商品市场已经形成,市场经济初步成型。中国经济在二零零零年之后的曲折发展,尤其是政府在二零零八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的‘救市’行为及其对市场秩序的冲击,不是我们书中的内容。因此,在讨论区域竞争时,我们关注的时间是八十和九十年代,我们所针对的文献主要是那些批评区域竞争造成浪费(重复投资和缺乏规模效应等)。至于区域竞争和中国经济在千禧年之后的演变,我们书中少有涉足。”作者承认书中对区域竞争在千禧年以后的演变“少有涉足”,是对的;但将其原因归之于《变革》涵盖的时间段止于九十年代末,则不恰当。书中到处都是讲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也引用了不少本世纪的资料和文献,怎么能说是止于九十年代末呢?作者多方引用支持自己看法的文献,而无视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这是《变革》一书的基本趋向。至于不少学者批评区域竞争在促进增长的同时造成巨大浪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则,为什么会出现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难道不是政府竞争造成的?

    

   三

   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是从解放思想、开放思想市场开始的,其命运也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这也是《变革》的中心思想之一,也是科斯留给中国、留给世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遗言。

有人不同意思想市场这一概念,我倒觉得这一概念比较通俗、形象,易于理解。市场的本质有二:一是自由,二是交易(交换、交流、交往,含义相近、相通、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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