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从电视剧《红高粱》看制度经济学大道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15-01-16 2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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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电视连续剧《红高粱》热播,受到观众的喜爱追捧,是有充分道理的。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突显了中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祖国的情趣、襟怀和理想。对此已经有很多评说,笔者讲不出什么新意,只想结合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从另一个方面发一点议论。

   在电视剧中,朱豪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是高密县的县长,余占鳌是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一支土匪的头儿;剧情围绕着朱、余的矛盾、争斗、合作展开。可以说是跌荡起伏,变化万千,相当引人。

   作为高密县长,朱豪三是政府组织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代表了一个政府机构的运作轨迹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朱豪三来考察政府组织及其行为。余占鳌作为土匪武装的头,他怎么从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变成了土匪,又从一个土匪头子变成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他与其他土匪武装的区别和联系,他与朱豪三的争斗,也可用来观察非政府武装的活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是极其重要、且极有意思的问题。

   朱豪三的确做了很多好事,他剿匪、禁赌、收交鸦片,维持了高密的社会治安和秩序,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确是履行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公共职能。他一不贪,二不占,尽职尽责,呕心沥血,为了事业和理想,牺牲了三个孩子,最后夫妇二人大义凛然,为国捐躯,做到了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从这一点来看,他也是一个清官、好官,他的作为代表了一个有为政府的职责和行为。但是,为了达到剿匪安民的目的,他居然采取了一系列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残暴手法。比如,他采用欺骗手段,用给钱给饭吃的办法诱骗曾经当过土匪的人参加治安军,然后在将其运送到济南的途中,由他的上司韩复渠下令全部枪杀。再如,为了诱捕余占鳌,他采取土匪绑票的办法,把余的两个小孩骗去做人质;为了消灭土匪花脖子,他居然又把花的妹妹、一个对花的土匪活动毫不知情的女学生灵儿扣留起来。从这一点来看,自古说兵匪一家、官寇同源,又多了一层意思和一个证据。

   在制度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中,从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出发,围绕着税赋的多少和取得的成本,说明了政府的来源及其性质,即政府是一种有固定统治范围的坐寇,由流寇发展变化而来。不仅会向辖区内居民征税,而且会对辖区内居民提供安全和保护,有时还知道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而土匪则是流寇,没有固定的地域范围,不需要提供什么安全和保护,只是捞一把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为害,往往竭泽而渔。然而,仅仅从利益最大化出发,在没有外在约束和内在底线的情况下,政府的作为与土匪的行为也没有本质的差异。难道采取扣留人质的办法剿匪,用抢粮的办法留住中央军打日本,用帮助整风的名义反右派,用讨好选民获取选票的办法搞福利,不是一种掠夺和暴行,而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行为?就此来看,朱豪三在县太爷大堂上挂的那副对联:“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真,半是假,半是野蛮”,还是揭示了一些政府组织的真相,中央军赵团长的行径更是揭示了亦兵亦匪的道理。而军舰护航走私,将军中饱私囊,与此又有多少差异?

   更有意思的是,朱豪三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他宣称:只要目的正确,手段是无所谓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采用什么办法都是可以的、必要的和正确的。这是一个盛行了几千年、目前仍被不少人奉为经典的理论,它造成了人类的多少灾难啊!君不见,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罪恶,不是都假借正义之名进行的吗?特别是为了所谓革命的崇高目的,侮辱人格,侵犯人权,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很多政治运动不就是这样进行的吗?就是现在,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为了尽快破案,不少公检法机构和人员采用逼供信的办法。为了推进城市化,不少地方暴力拆迁,掠夺农民的土地。由此可见,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更根本。目的可以说是人言人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所谓共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的目的,是强加于所有人的,而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强迫实施还是自愿采行,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说穿了,是一种强盗逻辑,一种霸道逻辑,一种独裁逻辑。

   与此相似,朱豪三还有一种理论,就是所谓黑吃黑。他认为,余占鳌是土匪,是黑暗势力,我是一县之长,采取土匪的办法剿匪,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如果仔细分辨,此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将对手抹黑,然后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将对手消灭和吃掉。现行从投机倒把罪演变而来的非法经营罪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政府机构采取某些黑社会的手段对付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维权人士,也具有这样的性质。二是真正的黑,真正的非法犯罪活动。即使如此,也不应采取非法的和黑社会的手段,如派遣公安人员卧底。其实,间谍战也具有黑吃黑的性质和特点,无论是对于间谍本人,还是对于对手,都是不公正的。然而,从古至今仍然大行其道,间谍甚至被看作英雄。人们观看谍战片往往拍手称奇,赞不绝口,有谁想过背后的道理。其实,间谍战是另一种形式的囚徒困境。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在那个相对闭塞和比较纯朴的时代,老百姓也只是想吃饱穿暖过上安定的日子,朱豪三怀抱着治国安民和留名青史的理想,的确在真心实意地做事,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他的行为已经揭示了,政府组织是一个必要的恶。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完全开放和喧嚣浮躁的时代,人们的需求和思想已经多样化和复杂化了,官员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和包装起来,口是心非,阴谋诡计,如果没有公开的监督和制衡,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一边台上宣称反腐倡廉,底下则大肆贪污索贿,中饱私囊;他们一边主持着公共工程,大讲造福于民,一边虚报工程成本,把大量工程款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为了向上爬,一边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一边欺压和剥夺辖区的百姓。更有甚者,他们为了私利,实行愚民政策,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对老百姓封锁消息。事实上,政治已经没有任何神圣和神秘可言,政府官员也不过是一些人混饭吃的营生。是撕下政治的神秘光环,还其一个必要的恶的时候了。

   余占鳌原本是一个靠力气吃饭的农民,他压根儿不想当土匪,却当了土匪,可见,命运捉弄人,形势比人强。他组建了新的杠子班,却遭人暗算。他没有杀人(包括他母亲的姘夫、九儿的丈夫和公公),但朱豪三不去调查取证,而按照逻辑推断,却硬说他杀了人,到处捉拿他。他对朱豪三招降土匪的作法半信半疑,但在哥们义气的驱使下,与四奎一起受降,以为就此可以结束闯荡江湖、到处碰壁的生活,然而,当他目睹包括四奎在内的100多人名受降者被枪杀以后,毅然决然地当了地匪,要向朱豪三的官府讨还血债。他是被逼无奈,没有了活路,只有吃卡饼的一条生路。他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这样发生的,现实中很多恶性事件也是这样造成的。由此看来,何善何恶、何官何寇,并不是非黑即白、简单分明的。

   余占鳌当了土匪,但良心未灭,与花脖子的土匪行径确有区别。他不会祸害一般老百姓,明确约束部下,“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也干了一些土匪的勾当,为了生存,也向一些大户勒索,要他们拿钱拿粮。这仍然是一种侵害他人产权的刼掠行为。就此而论,他是土匪,朱豪三剿灭他,也有其道理。他的亲人也认为他是土匪,四奎娘把他给的粮食全部攒下,要送到菩萨庙里给他赎罪;九儿从子女的前途着想,三番五次地劝他、逼他改邪归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向善避恶,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努力。

   朱豪三和余占鳌从仇视、对抗、撕杀走向互信合作的过程,真实地再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这里既有客观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即日本侵略者成为包括朱豪三和余占鳌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也有人物本身生活实践的积累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当然,也少不了包括张俊杰、九儿等其他人的劝说和工作。

   朱豪三剿匪的决心毫不动摇,要灭掉余占鳌这股土匪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用尽了各种手段,还是没有剿灭余占鳌,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从张俊杰及其他人那里听到,余占鳌与花脖子等其他土匪不同,不祸害普通百姓,他将信将疑。开始了对自己一些做法的反思,特别是他以小孩做人质,余占鳌为解救孩子,主动前往,束手就擒。他开始发现余占鳌是条有血性的汉子,也开始察觉自己的作法欠妥之处。促使他彻底转变的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复渠被日本人打败,苍慌逃跑,他为挽留中央军赵团长留在当地打日本向老百姓征粮1.3万斤,赵拿到粮食以后逃之夭夭,为此他的手下还打死了余占鳌的干娘。这样一来,余占鳌与他新仇旧恨,誓不两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大敌当前,他不能同室操戈,况且余占鳌又是他唯一可以联合的力量。于是在张俊杰和九儿劝说、激励之下,他捐弃前嫌,甚至接受了余占鳌的侮辱性条件,跪拜余占鳌干娘的亡灵,再加上余占鳌与日本鬼子鉴战,他出手相救,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

   从朱豪三的转变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首先,早期的朱豪三作为政府公权力的化身,显得相当可爱,真实地而公开地揭示了公权力的两面性,既可为善,也可作恶。不像近现代的一些政府和政客,往往要把政府和官员该做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墜,同时又要给自己的恶行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其次,朱豪三作为执掌政府权力的个人,既是一个有为的官员,也是一个常人,他想建立一番功业,留名青史,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认知的偏颇,不仅不可能完全正确,而且犯了大错。这说明伟光正和高大全都是骗人的鬼话。第三,朱豪三是一个正直而明智的官员,他知道大小,懂得轻重,不仅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而且敢于放下架子,撕下面子,公开承认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最值得尊敬的。再看看现在的一些大小官员,除了争权夺利、贪污腐败,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为了架子不倒,面子不失,往往一错再错,背着牛头不认脏,错了也辩三分理,甚至凭借权力,把批评者打倒。与朱豪三相比,的确有霄壤之别。

   再看看余占鳌的转变。余占鳌生性简单、粗鲁、倔强,但为人豪放,善心不灭,期盼妻儿团聚,安居乐业。但是,朱豪三剿匪除害的不当方式逼使他走上了为匪为寇的道路,他也与朱豪三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念念不忘的是报仇血恨,甚至以此作为终生目的。他的转变除了土匪之间的恶斗和暗算,使他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以外,主要是朱豪三真诚地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施以援手,更重要的是妻儿的牵引,九儿的好言相劝和厉声相逼。在种种事实面前,他终于捐弃前嫌,与朱豪三言归于好,合作抗日。可见,余占鳌的转变也是外在环境和内在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比较一下花脖子的下场,也许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从余占鳌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和缺失。首先,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所有人都有向善的基因和为恶的潜能,人生的道路究竟如何走,与环境、机遇、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千万不要陷入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其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个人的归宿,在很多方面,家庭关系起着其他因素不可代替的作用,虽然现代社会替代了家庭的一些功能,但情感的需求和血亲的关系是代替不了的。有意无意地破坏家庭关系,无异于自毁根基,不仅是胡涂,而且是罪恶。

   总之,《红高粱》浓墨重抹,以生动逼真的画面,描述了朱豪三和余占鳌有血有肉的平常人的一生,揭示了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理论的很多大道理。这也是其成功之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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