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如何参与公共政策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22: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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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日明  

   近年中国的公共政策在公共领域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虽然相对欧美等代议制政体,这些讨论离影响政策制定还很远,但已经成为普通大众了解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而出现在媒体上的专家和非专业出身评论员的言论无疑是公众注意的焦点。

   但这些言论的作者并不穿一条裤子,他们的意见往往不一致,各执一词。近年来,在货币政策、专车、房地产调控等宏观微观的政策讨论中频频出现这种分歧。在讨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以后,指责对方不专业(包括专业人士涉足非其专业领域的发言)、指责辩论对方为利益群体代言的话语频频出现。如交通领域的专家及监管机构在回应讨论的时候,就提到了“个别非交通专业专家”在交通问题讨论上的不专业。有人也就学者应该如何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做了探讨,如黄少卿博士提出专业知识在公共政策决策与讨论中的关键作用,并区分了利益的表达和基于专业的表达等。

   这些讨论中,虽然偶尔出现意气用词,但总体上是有益的,因为公共政策决策不再是政府闭门造车,专家及其它相关群体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也有助于公众进一步理解公共政策的影响与决策的困难所在,公众才有可能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为之努力。

   一、实证研究的局限

   专家生产专业知识、发掘事实,用经过实证检验过的理论来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及其运行机制。有人称之为“求真”,认为这是专业人士表达的基础,也是区分名义上的专业人士是否专业的依据之一。经济学中,“求真”的工作是交给实证经济学,用来回答“是什么”。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大量的数理化应用,将要讨论问题的前提、假定、逻辑推理清晰的描述出来,有效的防止漏洞和谬误,这也使得经数理化的模型们的推导出来的结论,普通人仅凭直觉、常识是无法或者不容易证实或证伪。

   然而,模型和数据能否求真,仍然取决于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然而哪怕是在象牙塔内的学者,利益相对独立,他们也无法排除预设价值立场的嫌疑。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就有价值取向,选择就是立场,不存在从“无预设价值取向”的经验或实证研究中得出“事实”的情况。也正是因为有价值取向(关注某一弱势群体、关注社会总福利等)才使得研究具有了意义。

   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有限人类理智所能从事的对无限现实的所有分析,都建立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的基础上,即只有这种现实的有限部分能构成对象,只有这种有限部分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重要的’。”换言之,正是因为学者的价值取向,他们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他才会去进入该话题的研究,论述问题的重要性和一般性也构成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不存在“客观性”,韦伯指出,经验研究的过程应该贯彻“价值无涉”(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这包括不预设立场地选取材料、使用数据、设计模型等。

   正是这种严谨的理性创造,研究需要时间,从数据的产生、收集、模型设计,到学术讨论、学术发表,数年时间之内也未必能达成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这使得学术与专业研究不可避免要落后于技术创新和政策实践,如黄少卿认为“当我们对这些参数还没有给出准确估算时,公共政策的准确性必然大打折扣。这些经济参数的估算,既需要经济学理论和城市交通管理理论,更需要运用非常严格的计量方法”。在交通领域的经验研究不仅在应对“互联网+”的创新上有欠缺,在传统出租车、公交等领域的研究也还远远谈不上“准确估算”。

   这个时候,我们能多大程度上依赖实证研究提供的事实进行公共政策决策?尤其是创新引发的新问题?但这时又不能不做决策,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时,想做什么恐怕也来不及了。学术和专业研究的时滞效应,让专业人员也在新问题面前失去了专业的基础。即使是同一领域相同的问题,哪怕之前的学术成果做的再漂亮,在技术变革的环境,也可能不再适用。在这个层面,大家都是靠经验说话,专业人员可能会比普通大众有更强的判断力,但很难说他们的依据是专业的。

   除了时效性以外,研究过程如何价值无涉也是一个难点。

   尽管研究过程希望能达到价值无涉,但这更多依赖于学者的自律和学术共同体的约束。考虑到经济学原有数据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重复,检验编造、伪造数据的成本很高。有些学者预设研究结论,并据此而编造数据或设定模型。今年5月末美国社会科学界爆出轰动性的丑闻——LaCour事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政治系博士生Michael LaCour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系教授Donald Green半年前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被质疑数据造假,最终被同校的David Broockman揭发。这篇论文试图证实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人在生活中的接触,能够减少多数群体对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例如异性恋对同性恋在同性婚姻上的交流可以提高异性恋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而不少同性恋维权群体也开始借此推动社会对同性婚姻的支持。

   而David Broockman在重复该实验时发现了疑点,最终发现LaCour从CCAP的调查数据出发,伪造了数据,Broockman甚至复制出LaCour文章中关于对同性恋态度问题的数据分布。显然,LaCour的研究不过是在研究过程中违背价值无涉,甚至采用了伪造数据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Donald Green是Broockman的本科导师,在Broockman开始调查的时候,很多同学老师都提醒他: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最好不要公开质疑,因为这会显得他对学术共同体缺乏信任。(LaCour事件,请见政见:http://cnpolitics.org/2015/06/lacour/)

   经济学研究进步这么多年,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新的解释推翻旧的结论。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并不是对事实的准确的描述,只是对真实世界的逼进,不管是经验研究使用的数据真实性、可靠性,还是模型参数的选取、权重的赋予,都有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夹带价值取向。错误的选择数据、有意的数据造假和设计模型还容易发现,那些无心之失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错误才更麻烦。

   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麦克•阿什(Michael Ash)和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发表的《高负债真的会扼杀经济增长吗?对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研究结论的批评》(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A Critique of Reinhart and Rogoff),推翻了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的一个知名的结论,“当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与GDP比例超过90%,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Reinhart和Rogoff的结论自发表以来便被广为引用,一度被认为是共识,成为美国共和党要求财政紧缩的依据。但Herndon等三人的研究发现,Reinhart和Rogoff的计算过程是错误的,包括Excel公式输入错误、数据处理方法失当,不同国家数据加权的方法也有待商榷。他们纠正上述错误的结果发现,高负债率和经济增长缓慢之间并不存在那么高的正相关性,既不是过高的公共债务导致了经济增长减缓,也不是经济增长减缓导致了过高的公共债务。这也意味着基于Reinhart和Rogoff的结论所倡导的政策也失去了正当性。

   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当然是我们了解经济活动运行的事实的重要参考,但我们应当警惕公共政策讨论中,直接将经验研究等同于事实、当成客观真理。经验研究是一个工具,是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工具,但我们也要知道,科学、实证研究的局限,模型里的世界可能永远都是不真实的,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其它学科和工具的用武之地。

   将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等同于事实、客观,认为学者、专家的研究结论可以当成事实更是相当要命的自负,其危险甚至要远远高于公共政策的不作为。在计生、环境保护等领域,宋健及罗马俱乐部那些在当时名声显赫的学者,以其研究结论作为决策依据或倡导,要么结论耸人听闻,成为很多错误决策的依据(基于罗马俱乐部的假设前提和计算,1992年石油将被消耗殆尽),代价惊人(数亿人被计划生育、一胎常规化)。

   过于强调经验研究能精准的描述、分析事实的作法,还有另一个副产品,即认为事实大多可以被基本准确的挖掘,追求规范的精确性,并以此为依据设计精致的监管政策,直接显示出来的就是监管条文日趋复杂,哪怕是专业人员,怠于跟踪研究,也已经搞不明白了,企业每新进入一个市场,都会踩到无穷多的地雷,不得不设立政府与公共事务部和合规部门去应对。监管政策的讨论也自然而然成为专业人员的饭碗。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监管政策的制定、解释和执行都依赖于专业人员,广泛的民众只能缺位于对监管机构和专家的监督。

   这也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专家和专家的求真。

   二、如何看待专家和专家的求真?

   黄少卿博士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公共政策讨论的表达中,应当区分基于利益的表达和基于专业知识的表达。同时他认为“在基于利益的表达上,言论一定要是自由的,而且是平等的。但在基于专业知识的表达方面,这恰恰是非自由的,是有歧视性的——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缺乏相关专业研究,就不能把自己对相应公共政策的发言,说成是出于专业知识、代表着求真诉求的”。

   简略的讲,就是非专业人士的普通人表达意见一般是基于利益的表达,而专业人士的表达则有基于利益的表达和基于“求真”的表达两种可能,基于求真诉求的表达才是专业人士应该做的。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没有能力求真,也不能把自己的表达说成是出于专业知识、代表着求真诉求,因为这会误导没有分辨能力的公众。

   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是良好的期望,但在现实操作中又是困难的,因为在基于利益的表达上,普通人和专业人士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明显。专业人士也是普通人,要生活、有利益,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在讨论自己专业的问题,自然是有利益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的多数人首先会有一条准则:研究不能砸自己的饭碗,越是专业、服务的对象越是细分市场,就越不会逾越这条准则。津加莱斯指出,“当一个人积累了大量极为专业的人力资本后,他在这些人力资本所服务的领域就形成了既得利益。石油钻井工自然支持石油开发,金融经济学家自然支持衍生产品,核工程师自然支持核电站。没有战争,谁还需要将军呢?”(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

   专家认为自己是对的,不仅仅是现实的考量,更是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因为专家对相关专业、从业者的倾向性支持,主要来自于其选拔的过程:只有那些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不过这种倾向性同时也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专业化引起的自然俘获”(natural capture due to specialization)有关(津加莱斯语)。因为这种专业化,他们自己会为自己所服务的政府或企业说话,从内心相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有价值的。

   我们当然应该期望专业人士“求真”、能价值中立,专业人员也应该以求真和价值中立作为执业准则。但现实是我们必须警惕所有的专业人员,哪怕是看起来“求真”的表达,也未必是真正的求真。

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价值取向都在主导着专业人士的行为。今天,大家已经习惯了无铅汽油,但含铅的四乙基铅曾是汽油最重要的抗爆剂,其发明人托马斯•米基利是一位美国机械工程师和化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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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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