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制度的语言(哲学)分析——读韦森教授著《语言与制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2 次 更新时间:2016-12-19 20: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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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摘要】在国外,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和经济学的语言分析渐成潮流,而在国内,则几乎无人问津,韦森教授的《语言与制序》首开其端,很有意义,值得重视。它有助于校正主流经济学回避价值判断,过分数学化和技术化,用数学逻辑代替语言逻辑的偏向。本文以制度的语言分析为中心,对该书进行了一些解读和评论。集中说明了语言是一种自发形成和演变的制度,是其他制度的载体,一切制度现象都是语言现象,语言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规则遵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制度规则和社会秩序的形构和变迁。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学者应当重视和借鉴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开展经济学的语言分析。

   【关键词】 语言、语言分析、秩序形成、制度变迁

   【作者】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078)。

  

   一、引言

   韦森教授在《语言和制序》中讨论的问题,是国内经济学家很少关注的问题。对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笔者是门外汉,韦森教授在该书中引用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著作,笔者基本上没有读过。这篇评论只能算是一篇学习的心得或者读后感。由于是一个新的领域,再加上所引一些译文和行文的句子较长,本书并不好读。不过,笔者不仅认真地读完了全书,而且还反复翻阅了好几遍。

   在没有展开讨论以前,有必要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概念术语的使用作一点讨论。

   在自序中,韦森首先从如何准确理解“institution”出发,对制序和制度作了一番界定和区分,认为制序包括个人习惯、群体习俗、惯例规则、正式制度及其逻辑发展过程,而制度则仅仅是指正式的制度规则。虽然从词义和翻译的角度来看,此说言之成理,但要使人们广泛接受和采纳制序这一概念,恐怕不易。因为,一是在国内,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已经三十多年,现已相当普及和流行,“institution”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人们都把它译成制度,而且大家也清楚它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从汉语语言规则方面来看,人们从上下文中也知道是指正式制度,还是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内。因此,不论是从经济学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语言学的方面来看,似乎再造一个词的意义不大。二是后来者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概念术语的提出和使用也有自己的逻辑,也有规则遵从和锁定问题,其替换也是有成本的。就像键盘的故事那样,即使再有效,也不可能取代最初的选择。除非在这一问题上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概念术语。三是中外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环境不同,具体情况有别,不可能一一对应,特别是在一些抽象的和综合性的词汇方面。这种情况在各个学术领域相当广泛,只要不出现大的歧义,可以使用,不可能那么完美无缺。四是不少人看到韦森的制序概念就有些烦,因此连书也不看了。所以笔者以为,韦森教授没有必要以词害义,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言语与制序》除自序外,包括5个部分,共计350页,但笔者以为,其中心是从第二部分第5节(105页)以后的240多页。前面的两个部分是提出问题,为后面的分析进行铺垫。我评述的重点也在后者。

  

   二、提出的问题

   《语言和制序》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这就使得所论具有了一个整体的视角和宏观的高度。作者明确指出,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说明,“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福祉”。这也是经济学家的共识。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经济学的任务和意义也在不断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学家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特别是遵循的理论范式不同,使用的经济学术语和话语体系有别,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据此,作者认为,“在经济学说史上所形成的诸多的流派,原来只是一些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经济学术语并以此进行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而,只有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视角历史地和理论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经济学术语和现实对象性的关系,并进而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哲学本体论的考察,才能期望对一些现象发生的原因能有一个较深层的理解(但不能期望所有问题全得到解答)”。此论颇有道理,这就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分析的问题。

   作者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们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新古典的“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产生了两大问题或偏差:一是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公开声言要保持“价值中立”;二是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尽管在这两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很多,但从话语体系的角度进行批评,是相当深刻的。就总的方面来说,笔者也是赞同的。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者不纠正这两种偏差,经济学研究对人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作者所言,“这些理论推演所产生的结果,却已经不再是斯密意义上的‘经济学’了,而只不过是那些自认为是‘经济学人’的人们的智力游戏之结晶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符号体系”。不过,从具体的方面来看,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对于学者来说,价值判断和价值中立都是需要的,关键在于对待什么问题。在提出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领域,在得出政策结论进行实践应用的领域,价值判断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如作者所引国际英文《经济学与哲学》杂志主编豪斯曼和麦克佛森所说,“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然而,在事实和实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应当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尽管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戴上自己的有色眼镜,只是颜色有所不同罢了,即对事实的选择和分析必然会打上自己的偏好和烙印,经济学家对此应当有自知之明。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作者所引豪斯曼和麦克佛森的另一段话也许更为恰当和更有意义,即“即使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考虑所研究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

   《语言和制序》对经济学科学主义的批评是相当精辟的,认为“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道路,以至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而这些假设正如凯恩斯在《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批评的那样,“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确,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一种“洋八股”。

   申而论之,在科学主义的风行下,的确出现了科学独大、技术垄断、数学崇拜的趋势,不合此流的其他学科都是小儿科,是乡巴佬,难登“科学”的大雅之堂。要知道,人世间的一切学问,大至宇宙,小至无间,都是为了解决身心性命的问题。如果让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类社会就会堕入动物的感官世界,就会沉溺于庸俗的现实世界,人们也就无法解决守身、安心、立命的问题。

   不过,在批判科学主义的同时,应当区分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实证,坚持批判科学主义而弘扬科学精神。作者概括了现代科学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信念:“(1)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2)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获取知识;(3)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因而可以推广运用到研究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中,包括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等等,而经济学的研究更是不言而喻地首先包括在其中”。这一概括是恰当的和清晰的,而且主流经济学家也以经济学最接近自然科学而标榜为“科学”。顾准曾经对科学精神有一个概括,他认为,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指“(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和超越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如果把科学主义的三条基本理论信念与科学精神的五条基本思想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虽然两者都是从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它与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回事,它与权威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坚持科学精神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而科学主义就是哲学上的一元论,是学术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科学主义的泛滥会扼杀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数学化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批判科学主义而弘扬科学精神的原因。

  

   三、经济学的语言转向

   提出了经济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以后,作者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问题。这也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很少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问题。它首先发生在哲学中,哲学史就经历了一个从本体论的形而上把握,到认识论的思考,再到语言哲学的反思这样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其次则分别发生在诸如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许章润教授的《汉语法学论纲》可以看作是国内法学语言转向的开端。正如《言语与制序》所言,“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大思想发展和深入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交响曲的话,那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学术各界对语言的反思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主旋律”。然而,直到如今,除了博弈论经济学家鲁宾斯坦著有《经济学与语言》以外,当代经济学家中似乎还很少有人注重经济分析中的语言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褊狭和迟滞,《语言与制序》在这方面的突破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指出,语言是人成为人的基本和根本维度。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的市场交换和社会博弈关系的,而人们的市场交换和社会博弈离不开语言。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很难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这些论述是很精辟的。但是如下的论述有的不清楚,有的有点绝对化。“人类——唯独人类——之所以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之所以在种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产生一些习俗、惯例和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有并使用语言。有了语言人才有理性、道德和正义感,才有种种社会礼俗、文化传统、商业惯例和制度规则。种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商业惯例(business practices,convention)以及种种法律制度约束(constitutional constrains)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或者说必须以语言(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来作为其载体”。其实,人类交往和人类语言是互为因果和互动共生的,是同一个事物或过程的两个方面,把语言作为因,把交往作为果,似乎不大恰当。种种社会规范、商业惯例以及种种法律和制度约束必须以语言为载体是对的,是个语言现象也没有错,但“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又有点绝对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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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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