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张力与局限——七千人大会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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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中共领导人和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会议都有非常积极的评价。毛泽东当时也称赞“开得好”,但事后不久,他对会议就有些看法了,在“四清”运动中甚至认为大会“把一些缺点和错误讲得严重了”。[1]“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七千人大会又与“打倒刘少奇”事件联系起来了,成为刘少奇1962年搞“右倾”路线,推行“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七千人大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才重新得到认识和肯定。

1978年,胡耀邦领导中央党校开展的“三次路线大讨论”,在全党最早拉开了反思“文革”的序幕。最初的讨论稿仍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作为负面材料,但参加这次大会的学员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讨论稿的看法。[2]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意义重新获得了正面的评价。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30年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又说:“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3]这是从官方正史的角度对大会的重要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正面肯定。

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失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和一些领导人都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增强了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信心,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得以真正地部署下去。这是会议发扬民主的结果,也因此作为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然而,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检讨“大跃进”失误的,这就决定了会议上的发扬民主和自我批评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对经验教训的反省总结实际上停留在了“出气”的层面,很多重大问题没能深究下去,各种意见正面交锋不够,致使一些矛盾积累下来。所以,尽管会议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会议在发扬民主上取得的许多积极成果并没有在会后得到巩固,反而在中央高层内部造成了最初的政治裂痕。会议在发扬民主上的不彻底性,成为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产生政见分歧的最初开端。

关于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政见分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把这次会议作为毛刘分歧的肇端。但如果仔细考察起来,情况则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当事人在事后的一些文饰之词,也有一些后人的过分解读,甚至还有穿凿附会的问题,误读的情况较为严重。如大会上毛刘之间的分歧,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么严重。[4]

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认识,需要回到会议现场,从不同寻常的会议方式考察其成功之道和纠结之处。

在当时党内缺乏民主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七千人大会是作为中共发扬民主的楷模载入史册的。七千人大会原本是要开成一个反对分散主义,催要粮食的会议,但在一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下,会议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最终开成了一个发扬党内民主,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大会。上下通了气,调整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党内紧张关系。

七千人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与其会议方式是分不开的。周恩来曾说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2年1月11日开始开会到29日上午,主要是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和修改;第二个高潮是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宣布开“出气会”到2月7日会议闭幕,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这种高潮迭起的情况,说明会议程序是弹性的,会期随着会议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大会不同于以往走程序的表态性会议,没有开幕式,没有烦文缛礼,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干部都认认真真地讨论问题,会议气氛热烈,充满了民主气息,这正是会议的成功之道。在困局面前,七千人大会以其看似偶发的独特会议方式,打开了党内民主的制度空间,以会议形式的变化引发了会议内容的变化,使会议具有了协调的弹性和民主的张力,在关键时刻解决了关键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很相似。两个会议都是发扬了党内民主,脱离了原来的会议主题,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实际问题的会议。其不同点在于,前者体现了领袖因势利导的政治驾驭能力,后者体现了党内一批老同志趁势而为的民主要求。所以,对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的探讨,更能看到制度与人的关系。

以今天的眼光看,七千人大会的发扬民主还是比较初步的,“基本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目的”,也“留下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6]大会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得失,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也可以看到民主带来的制度张力。会议围绕着调整的主题,在党内民主初步发扬的情况下,以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鼓舞了全党,开成了一个克服困难的动员大会,使一些原来十分纠结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正是民主的力量,我们看到:会议程序的弹性变化,会带来制度空间的扩张,创启民主的张力。所以,本文试图从会议方式的角度入手,对七千人大会中民主张力的发生机理及其历史局限性进行一番历史考察,进而探讨会议体制下的程序弹性与民主张力的关系,盘点党内的民主存量及其时空局限。


一、“大跃进”失败后的调整困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近年来有学者考察了大会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7]实际上,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解决调整的困境,粮食问题是其中最迫切的问题。

“大跃进”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大跃进”造成的局面是极其严重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在和平年景出现了人口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这是任何执政党都很难向人民交待的。如何走出“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成为中共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困难不仅在于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还因为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主义政治传统,是很难承认和接受失败的。从政治传统上看,中共历史上虽然历经挫折,但罕有言败的时候,甚至还经常把失败说成胜利,把低潮看作高潮。如1927年的国共分裂,造成了大革命的退潮,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却把国共分裂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到来,采取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企图为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一个赶超“样板”,其“赶英超美”的发展指标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的,要承认失败更加困难。如何从“大跃进”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对执政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大跃进”运动的本质,那就是“气”。“气”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字眼,用来形容中共从战争年代形成的动员型领导方式再合适不过了。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是鼓气的阶段。在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动下,各地大吹高指标的法螺,竞相大放“卫星”,掀起了全党上下吹牛皮,鼓虚劲的造假风气。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则是赌气。毛泽东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向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开火,在全国打了380多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则带有很大的斗气成分。1960年春季,全国城乡粮食已经十分紧张,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说,已经饿死了不少人。[8]但为了向质疑“大跃进”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应战”,毛不惜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继续坚持下去,竭尽举国之力大炼“争气钢”。虽然1960年钢产量勉强达到了1840多万吨,但国民经济更加失衡。1960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700亿斤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也只恢复到2950亿斤。[9]以河南信阳事件为标志,全国各地农村人口大面积死亡的事实真相露出水面。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到1960年已是三鼓而竭,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危机,不得不“退”了下来。

“大跃进”造成了严峻的困难局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正如刘少奇指出的:“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粮食产量锐减,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大量减少。由于连年的粮食减产和持续的高征购,农村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发生地。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0年比上年全国减少人口100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702万。1961年全国总人口又继续净减少348万人。1961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当年精简职工798万,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城镇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少366万人,而农村人口只比1960年净增长18万。[10]到1962年,有些地方的农村还在饿死人。调整国民经济,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保障城市的吃饭问题。城市的调粮保命问题成为国家的一时急务。邓小平说: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11]当时中央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是大规模征调粮食,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保障城市的基本供给;二是减少城镇吃供应粮的人口数量,三年共压缩城镇人口2500万人到农村。

1961年1月,中共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国民经济转入调整时期。毛泽东把这几年错误的发生原因,归为主观主义的“想当然”思想作祟,提出要搞调查研究,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些错误首次称为“人祸”。会后,中央领导人分头下访搞调查研究,开始了拖延已久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在1961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央努力恢复奄奄一息的农村经济,进行整风整社,纠正了“五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也下放到了生产队。经过这些工作,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到1961年8、9月间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升了。[12]然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并不乐观。

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要让“一日千里”的“大跃进”能够顺利退潮,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是“情况明”这一条就很难做到。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粮食产量计划指标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3700亿斤增加10.8%,而实际上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13]由于中央只想在重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上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没有降下来,一些上马的基建项目也不愿下马。虽然在执行中,这些指标不得不一降再降,但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中央放不下,地方更放不下,大家总想着困难形势很快就能过去,不愿意把好不容易搞起来的家当丢掉。直到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认识到:工业必须要退够,才能调整。[14]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如果不下决心坚决退下来,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15]根据这个指示精神,中央全面下调了指标。1961年的计划指标,钢降至850万吨,粮食降至2700万吨。1962年的计划指标继续下调。[16]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但由于耽误了调整时间,执行情况很差,加剧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城乡居民的食品、棉布消费量继续减少,吃穿用紧张,农村还在继续死人。

同时,作为“大跃进”的后遗症,党内的情绪非常大。尤其是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有一肚子怨气。对庐山会议后知错而上的“继续跃进”,尤其火大。下面办的很多错事,明明都是上面压下来的,但承担责任的都是一线工作的干部。这让他们很难服气。他们说,反右倾运动整了实事求是的干部,整风整社运动又整了听上级话的干部,“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猴的”。各级干部都不约而同地质疑“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困难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央有什么责任?大家希望中央能给个说法,明确一下认识。

“大跃进”的失败使各级干部吃尽了图虚名而遭实祸的苦头,他们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九九”,不再盲目地听从上级的指示了。对上级布置的任务,他们再没有过去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不能不首先考虑一下自己单位和地区的利益。中央下达的许多任务,地方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很难安排下去。这些情况,让毛泽东和中央感到党内有一种畏难情绪,有分散主义,有本位主义,有自己的“小天地”。为此,中央决定搞一个七年计划,中心是解决吃穿用,兼顾国防,把大家的气壮起来,[17]但远水不解近渴。对于已经尝过画饼充饥滋味的各级干部来说,这种传统的鼓气方式很难说能有什么效果。

此外,中央与地方上下不通气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虽然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但人们调查研究的动机和观念不同,调查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而且,中央虽然在1961年开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集中系统地对过去的工作失误进行过总结。最高决策层对困难情况不摸底,对困难原因的认识也不一致。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看法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我们头脑太热,违背了客观规律,使本来可能的事变成不可能了,被迫退下来。[18]毛泽东还乐观地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上述这些纠结的问题,集中反映到了粮食征购调拨一事上。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中央确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但到1961年11月中旬,粮食上调任务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左右。11月23日,中央下达紧急通知,督促各地努力完成任务。[19]同年,中国还进口了116亿斤粮食。如此大规模地进口粮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事情。1961年11月上旬,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工作会议,在落实196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时,各地领导人都面有难色。邓小平提出了上调粮的三个方案(上调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要大家选择,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勉强接受了中间方案,即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中央150亿斤),比1961年增征100亿斤。[20]

下面的干部有畏难思想是不难理解的。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是2870亿斤,征购量是1021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35.6%。1961年的全国粮食产量2950亿斤,征购量是809.4亿斤,征购量占产量的27.4%。[21]

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与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差无几,农村还在继续死人,1962年的粮食丰歉情况未卜,再加倍地征调粮食,这意味着还是高征购,各地还会继续死人。当时负责财贸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曾有个经验之谈:征购粮食只能占产量的25%左右,多了就会出问题。[22]因此,各大区勉强接受了150亿斤的调粮任务,等于是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因应之策,陶铸提出开个全国地委书记会议,让中央帮助打通下面的思想,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意见。

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书记处的汇报,决定把县委书记都召集来开会,搞一个小整风,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总结一下,鼓鼓劲;检讨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中央的账要交清楚,要检讨,地方可以不检讨。他说:“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整,经济形势已经好转,中央可以说得起话了。他说,现在气不壮,很沉闷,东西有,就是收不上来,要搞思想统一,解决“小天地”过多的问题。会议的中心思想是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23]

在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会议通知中,列举了当前的问题: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征收农产品不顾大局只顾本地或农民,等等。12月21日,在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把大家召集来开七千人大会,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24]总之,七千人大会的最初动机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强集中与统一。虽说过去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但具体要解决的是分散主义问题,矛头是朝下的。


二、从“主题先行”到“主题后行”,大会直接讨论政治局报告的非常之举


大会既然要“总结经验”,就要说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和责任。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推手,如何规避毛泽东的责任,是总结经验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确定开七千人大会之时,即提出错误责任首先在中央,并要中央书记处清理这几年的文件,以明确中央的责任,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会议准备的第一步。

中央书记处很快选编出了两本材料,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语录(后题名为《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下发七千人大会),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并就清理材料的情况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

邓小平在1961年12月16日书记处会议和12月21日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都讲了清理材料的情况。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二本材料“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上面”。责任是中央第一,省市第二;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书记处的缺点错误主要表现在:1、没有及时研究和提出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或者具体政策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2、计划指标过高、多变;3、几个“大办”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4、权力下放过多,“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邓小平还说,过去这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研究的结果,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25]

中央书记处对中央文件的清理工作及其报告,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肯定,成为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12月20日,在中央小型工作会议召开的当晚,毛泽东给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讲话:这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其次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总说中央是正确的,这不符合事实,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搞的,都是错误的。“问题是认识的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26]毛泽东这里讲的,与书记处报告检讨的情况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给七千人大会定了调子。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刘少奇插话赞同邓的意见,说总路线是不错的,错误是执行中间的问题。[27]

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承担了责任,通过编语录和编文件的方式,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前提条件。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央书记处清理的文件,有着政治上的精心考虑,并非都是负面文件。当时彭真根据中央要求,让北京市委协助清理了这个时期的文件,共涉及93份文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下发的文件,共19件,包括作为负面材料的7件,主要是发动“大跃进”的文件;作为正面材料肯定的有12件,都是具有纠偏性质的文件,正确率占63%。第二类是中央批转的属于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51件、地方党委的23件;其中作为负面材料清理的有63件,错误率85%,正确率15%。[28]如此看来,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主要也只是失察和轻信的领导责任,更多的还是下面的问题。

从调整开始,中央一直没有系统地总结过“大跃进”失败的问题,中央领导人之间对总结经验的看法不尽一致。在常委中,刘少奇在农村认真搞了调查,对下情的了解是最深入的。1961年4月,刘少奇回到家乡,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亲眼目睹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五风”对农村经济的摧残,农民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他痛心疾首,多次说过饿死人要上史书的话。在他接手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后,把他的一些尖锐看法写到了报告中。

刘少奇要求报告起草小组把困难形势讲透,不要怕这怕那,放开写。他在小范围说的一些话,讲的很开,如:“大跃进”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搞形式主义,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这几年决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问题,至少是三个指头或四个指头的问题,有些省市是倒四六、倒三七,甚至九个指头都烂了;这几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人民公社搞早了,“一大二公”现在还看不清楚,等等。这样起草的报告,肯定与毛泽东定下的基调有所不同,那些“大跃进”的积极干将也不会满意。正如后来会上有人说的,讲成绩是12年(1949-1961)的,讲缺点错误是1958年以来的。[30]

1月10日,毛泽东接到刘少奇主持修改的报告,先是要求推迟3天开会,接着又决定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直接印发大会,用三天时间分组讨论。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没有开幕式,直接把中央的报告发下去,让大家提意见。根据毛泽东提议,会期延长,充分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

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政治局没讨论就发下去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于毛泽东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后人评论很多。胡绳是参加报告起草的成员之一,他事后认为:这是毛泽东认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肯定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了”。[31]因为毛泽东对报告不太满意,又不便于自己出面表态,而100多人参加的小型中央工作会议对报告“议论甚多”,有人认为报告把问题讲多了,读来让人泄气。毛泽东索性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投石问路,看看大家的反应,让党内思想状态透透底。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高姿态。

但这个不符合以往开会惯例的举动,却暗合了会议制度的内在要求。以往的开会都是表态性的会议,议题先行,程序固定,少数人决定好了,让多数人表态通过,把规定动作做完了,会议也就开完了,与会者的民主权利很难体现。而这次开会,毛泽东首先让大家充分讨论政治局报告,发表自己对报告的意见,无意之间打开了会议体制的民主之门,提供了充分讨论的民主空间。而一旦形成了民主的“情势”,毛泽东也不能不顺应了。

毛泽东的投石问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都是“大跃进”运动的各级领导者,都有一大堆的问题和困惑,在北京聚集一堂讨论报告,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提出了各种问题,诸如:当前的困难形势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犯错误,谁应该对错误负责,有没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三面红旗”对不对,这几年的工作怎么看,等等。相比刘少奇的报告,他们的意见更加鲜活具体。有些省的负责人直接提出了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32]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大会的主题。

言路既开,堵是堵不住的。对报告的修改意见,主要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基调问题,首先是对形势与任务如何估计的问题。毛泽东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态度。他决定成立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从16日起,会议主题从反对分散主义,转到总结经验上来了。

为了切实地总结经验,毛泽东和中央采取了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的民主讨论原则。他指示: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对稿子有不同看法,可以自由发表;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33]这是大会最为成功的决策之一。起草委员会与大会小组讨论采取平行作业的方式,小组讨论的意见都反映到起草委员会里。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稿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争论得很激烈,言论也比较大胆。彭真说,把成绩讲足,把错误讲透,错误有多严重讲多严重,这样才能轻装前进。吴冷西回忆说,像这样起草文件,意见如此纷纭,争论如此激烈,是他平生的第一次。[34]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紧张工作,于1月24日下午完成了报告第二稿的修改。这时大会召开了13天。报告第二稿汇集了众议,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分析,对于反对分散主义等问题,都做了重要的修改补充,采取了更加接近事实的态度。报告归纳了四条主要缺点和错误,把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的错误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的滋长联系起来,更具有说服力,比较容易让人接受。[35]特别是在第二稿中,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更没有再提城市人民公社。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倡导的,并且作为纲领性的口号一直在鼓吹,因为实现不了,报告修改稿中不再提及,这表明了中央政策观念的重大转变,不再靠虚张声势来鼓足干劲了。

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的修改是很注意策略的。报告肯定的12条成绩有所夸大,总结的4条缺点错误是以肯定“三面红旗”为前提的,讨论中对“三面红旗”的质疑和否定没有反映进去。报告说如果遵循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36]

1月24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修改报告稿的情况,商定在25日下午召开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告稿,然后提交大会审议,在本月底结束七千人大会。[37]

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稿,同意提交大会。26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27日下午4时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并预定在30日结束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对报告第二稿未必满意,但这是集体讨论搞出来的,用他的话说是“寡妇生崽,众人出力”,也不好再说别的。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第二天就得上台讲,需连夜准备讲话提纲。27日上午,毛泽东又临时决定,大会开始时间从4点改到2点,似有敷衍之意。这样,刘少奇的准备时间就更紧张了。直到第二天临上台前,才把报告提纲交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传阅。[38]

虽然准备时间仓促,但刘少奇对当前问题早已是块垒在胸,即席讲话反倒说得更透彻,言语也更尖锐。刘少奇说,讲错误和成绩,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套话,从全国看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关系,有的地方还是倒“三七开”。他还提出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这些话都是书面报告上没有的。他还说,这几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除了高指标,要求急,瞎指挥,还因为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使得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搞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刘少奇还谈到了庐山会议的事情:彭德怀的信,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刘少奇的口头讲话,在毛泽东听来不免有些刺耳,不断地插话。但刘讲的这些都是“过去时”,已经和正在改正中,因此毛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则很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甚至还有点惊心动魄。[39]他们由此看到了中央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倍感鼓舞,群情振奋。次日,大会各小组反映说:“大家一致对少奇同志的报告满意,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40]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报告是肯定的,对大会的开会方式更褒扬有加。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41]

七千人大会的开法,改变了以往“主题先行”的开会模式,开创了一个“主题后行”的新模式:先把报告发给大会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来调整会期的长短,开出了一个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会议。原定10天的会议时间一推再推,一直开了28天。


三、因势利导,根据会议局势发展调整会议程序,实现“上下通气”


按大会原来的日程安排,在刘少奇作完口头报告后,会议就准备结束了。毛泽东在27日的全体大会上宣布,会议争取30日搞完,无论如何31日要搞完。[42]然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对困难形势和原因的分析更加实事求是,也更为大家信服,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与会者情绪热烈,使大会出现了欲罢不能的态势。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虽然没有明确地否定“三面红旗”,但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肯定,而是留下了以后再说的伏笔,颇有点“秋后算账”的味道;口头报告中提出的两个“三七开”的观点,说全国范围是对七错三,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笼统肯定而已,如果具体到各个单位和地方,肯定会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被划到错七对三的“倒三七”之列;口头报告中关于“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更有要否定庐山会议及反右倾运动的意思。这让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有种咄咄逼人的压力。

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的基本调子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问题是执行中发生的事情。与这个基本调子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负的责任,主要是领导责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及其失误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庐山会议前,头脑发热是大家都有份,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的个人问题就更大了。所以,他需要中央其他人都来分担一下责任,撇清一下问题。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把问题说得更重了,两个“三七开”和“七分人祸”的话也出来了。如果会议就此结束,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就成了会议的最强音,毛也就没有向全党讲清责任的机会了。熟悉历史的毛泽东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他需要顺着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把文章继续再做下去。

毛泽东对“大跃进”造成的惨痛损失,曾多次表示过自责态度。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批转给各地党委的一份报告中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43]内疚自谴之意,跃然纸上。毛泽东还具体检讨了他在大炼钢铁的高指标、急于过渡的共产风等问题上犯的错误。在筹办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提出中央要对过去的错误首先负责。这个应承担责任的“中央”范围很广,有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各部门,还有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44]邓小平代表书记处的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都承担了相应的中央责任。书记处的报告在检讨这几年的失误时,刻意回避毛的责任。毛泽东有些过意不去,表示说他的缺点也是要讲一点的。

在七千人大会开幕之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谁都有缺点错误,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因为毛泽东有了这个态度,彭真在会上发言比较大胆,他说:总结经验教训时,要把中央和政治局有些常委包括进去;中央的责任第一是书记处,第二是部分常委,书记处的责任比常委多,但各有各的责任,毛主席的责任也不要回避;我们都承认实事求是,领导人如有缺点错误,也要实事求是,不讲不足以为训,讲了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威信。[45]

1月18日,起草委员会讨论责任问题,在毛泽东是不是也要担点责任的问题上,彭真坦陈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讲毛泽东也要担点责任,完全是出于维护毛泽东领袖威信的善意。他认为,毛泽东和常委主动担点责任,不仅能展现领袖的胸襟气度,更可以给全党同志反省错误带个好头。但这个话题太过于敏感,邓小平、刘少奇都不好直接表态。周恩来比较老道,说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陈伯达则气势汹汹地向彭真扣大帽子,说他是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毛泽东负责。[46]这场争论,反映了起草委员会内部讨论的活跃氛围,但也可以见到允许讨论的极限。毛泽东虽然说过他也要负责任的话,但要真正做起来很难,实际上是讲不得的。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如实地讲述了困难局势,实际上突破了原来设定的肯定“三面红旗”的框框,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带动起了大会的情绪,会议出现了一个高潮。

在地方层面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冲击力很大。许多干部开始对照检查自己的省区,是“倒三七”,还是“十个指头都烂了”。特别是一些省委主要负责人专横霸道,到北京开七千人大会,还要捂盖子,压制不同意见,不让大家说省委的问题。在刘少奇口头报告的鼓励下,一些干部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情况,邓小平把他们称为“半勇敢分子”[47]。四川组就是这个情况,在李井泉的控制下,会议开成了一个“磨时间”的会。明朗(时任梁平县委第一书记)以一个四川干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了省委欺上压下的问题,揭露了四川还在饿死人的事实。[48]中央常委1月25日接到来信,对这些省委领导人在中央会议上还捂盖子的做法非常震惊,也切实感到了这些地、县干部对省委压制民主的愤怒。这封信的上达,是以后会议转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材料。

在中央层面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却让毛泽东感到有些压力。他感到报告中暗含了某种问责的味道,需要有人站出来施以援手。林彪机敏地觉察了毛泽东的窘境。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撇开准备的稿子,临时即兴讲话,对“三面红旗”大加赞扬,高调力挺毛泽东,改变了前天刘少奇报告的基调,让毛泽东大为高兴。[49]

两份口头报告,林彪讲的是领袖崇拜的高调,刘少奇讲的是实事求是的低调。其实林彪心里非常清楚,“三面红旗”完全搞糟了,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党内外情绪很大。[50]他在这段时间的笔记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有非常到位的严厉批评。林彪写道:毛泽东在干劲问题持“不正确看法”,北戴河会议后“全左”;“大跃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炼钢铁出废品,是不讲成本,不惜人力“猛搞”的蚀本生意;今后应提“好省多快”,在“好省”基础上求“多快”,现在是本末倒置。林彪还讲脱离实际的抽象派是“只凭幻想胡来”。[51]因为军队与“大跃进”干系不大,林彪一直不让军队介入地方工作。[52]

在会议前期,林彪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林彪在刘少奇讲话之后的发言,主动为毛泽东摆脱了尴尬的困境,不仅是一种投其所好的政治功利,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内一种解决当前困难的态度和护短的心理:维护毛泽东威信即是维护党的团结,担心对“三面红旗”否定过多会造成党心民心的涣散。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很有基础的。最近有材料说,林彪原来不想讲话,是陶铸、罗瑞卿、刘亚楼和一些军委领导鼓动他讲的。在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后,他也没有任何得意的表现。[53]林彪的这番讲话,从事后看来,可能动机很复杂,既是维护毛,也是针对刘,甚至隐约地反映了“高饶事件”后军队干部与白区干部的芥蒂。[54]林彪对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清楚的,但他的立场态度却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

林彪的口头讲话,用心良苦,能从中解析出许多1960年代制造个人崇拜的信息。首先,立意宏大。虽然毛泽东和中央都坚守“三面红旗”的底线,但多少都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林彪有意把“三面红旗”说成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既撇开毛泽东的责任,又把捍卫的气势一下子就提上来了。第二,假言推理。林彪把“大跃进”造成困难的原因,首先推到自然灾害上,其次推给工作上的错误,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交学费”。“交学费”是“代价不可避免论”的一种说法,相类似的说法还有“积累了经验”等等,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种理念。当时在会上就有人提出,拿人命交学费,这个学费也太高昂了!第三,高调团结。林彪强调,困难时期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党的团结。他要求全党更加依靠和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团结对于实行集中制原则的党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大事情。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罪莫大焉。第四,神化领袖。刘少奇书面报告中把“大跃进”的错误当作是执行中的问题,是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造成的。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批评“大跃进”搞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实际上突破了这个框框。所以,林彪的讲话要再度强调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说:毛泽东总是比其他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意见受到了干扰。林彪的这段话,一向被说成是讨好毛泽东的阿谀奉承,但当时大会上多数人都认为林彪讲得非常好。[55]就连认为毛泽东也有错误的干部,也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作为全党凝聚力的政治象征,不认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些东西在党内有着深厚的基础,构成了1960年代造神运动的政治文化心理。

林彪的这番讲话,深合毛泽东的心意,他当场表扬林彪讲得好。接着,毛泽东又突然宣布了一个新动议:延长会期,要大家畅所欲言,开一个“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出气的规则是: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可以讲,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56]毛泽东的动议,得到大会的热烈拥护。

1月30日,大会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毛泽东自己主持大会,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先高屋建瓴地讲了一番发扬民主集中制的大道理。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要让人讲话,“出气会”的规矩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示,中央的错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接着,他不点名地把一些省委书记大批了一顿,说他们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不敢担责任,“老虎屁股摸不得”,最后难免会“霸王别姬”的。[57]

从1月31日起,大会转到“出气会”阶段。以省区为单位,让地、县干部给省市委、各部委提意见,各省市进行工作总结并作自我批评。

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是各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很多错误事情都是他们搞出来的。中央要反对的分散主义问题,也主要是针对他们。而对地县级的干部来讲,他们执行的错误政策,大都是从省委来的,很清楚省委的具体责任。他们对省委的意见和怨气很大,宁可相信“毛主席的经是好经,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毛泽东讲话后,大会的焦点就集中在省委书记们身上了。

毛泽东审时度势,以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带头自我批评的高姿态,重新掌握了控制会议局势的主动权。他在大会上的讲话,把因刘少奇讲话而高涨起来的会议情绪,通过开“出气会”的方式,转移到了省委书记们身上。毛泽东因势利导,扭转了会议局面,由此进入了七千人大会的第二个高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出气”阶段。


四、控制会议的节奏,以“出气”达到“通气”,适可而止


在会议转入“出气会”阶段后,会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掌握会议的节奏显得更加重要了。自“大跃进”以来,“五风”猖獗,斗争不断,各级干部都有一肚子的意见和委屈。毛泽东很清楚,只有让下面出了气,才能上下通气。毛泽东一开始就讲,中央不作检讨,不能服众,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都得检讨,意思就是要让下面出出气。毛泽东宣布开“出气会”后,大家反响非常热烈。但是,人们的情绪压抑已久,出气的口子一旦打开后,在群情激昂的氛围下,也容易发生失控的问题。

毛泽东等领导人都是做群众工作出身的,大会演讲是拿手好戏。从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开始,中央各领导人都是在大会上随口讲,不念稿子,语言生动活泼,针对性强。各领导人直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随时能够影响会议气氛,这对掌握会议节奏是十分重要的。

对毛泽东大会上的讲话,许多人都希望能在刘少奇讲话的基础上,把形势和困难讲得更透彻些。但毛泽东讲的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这与人们的期望值多少是有些差距的。且不论毛泽东当时的动机如何,单就控制会议节奏的效果来讲,这是很有用的。如果毛泽东继续把形势和困难讲得很严重,势必带出责任问题。而“大跃进”的责任,虽说是中央有中央的账,地方有地方的账,但地方的账是从中央下来的,而中央的帐又会算到他头上。一旦会议开到这一步,也就开不动了。所以,接下来就只能让省委书记们去承受批评。

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第一书记要“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58]有些省市的第一书记,确实也作风强横,说一不二,大刮“五风”,动辄使用惩办方式,下面干部的怨气很大。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从毛泽东到各省委书记,这个“罪己诏”是很难下的。毛泽东从发扬民主的角度讲民主集中制,在会上带头做了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59]毛泽东的高姿态,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连主席都检讨了,让省委书记们再去检讨,他们是能够心悦诚服的。

当晚,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部署“出气会”的问题。毛泽东好言安抚了他们,让那些坐卧不安的省委书记和部长们心里有了底,感到了宽慰,能比较情愿地接受批评,检讨自己了。这样,大家自觉地承担责任,而不是上推下卸,会议就能顺利地开成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了。

在遭受失败后的痛定思痛是最真切的。毛泽东和各领导人在会上的即兴讲话中,有许多发扬民主的精彩言论。

毛泽东说:“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60]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要让人讲话,保护少数人意见的问题。他们在大会中了解到,这些年过火的党内斗争,造成党内言路阻塞,党心涣散,人人自危,后果非常严重。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就要保障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刘少奇说:“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61]

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党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62]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讲的这些话,不仅对当时参加大会的干部是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的现场教育,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是中共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的宝贵资源。

但是,要让这些地方大员当众深刻地检讨自己,并非易事。他们这些年干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央压下来的,但责任只能自己担起来,不能上推下卸。有些省委书记跋扈惯了,下级干部忌惮多多,很难放胆直言。所以,一些省出现哑场的情况,也是不难理解的。

为了打开“梗阻”的局面,让大家能够把“气”放出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到各省区坐镇。各省出气情况很不一样。有的省欠账少,包袱轻,出气容易;有的省欠账多,包袱重,出气就困难。有的省委书记比较开明,能够做自我批评;有的省委书记比较顽固,属于刘少奇说的“连事后诸葛亮都不愿当”的人。刘少奇参加的安徽组,周恩来参加的福建组,都比较快地打开了局面。但邓小平参加的四川组,一开始就两次冷场。

在省委书记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都是“霸王”级的人物。但曾希圣是属于能够当“事后诸葛亮”的“霸王”,对安徽死了这么多人深感愧疚,极力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李井泉则是连“事后诸葛亮”也不愿意当的“霸王”,在四川造成了大量非正常死亡,还拒不承认错误,欺上压下,继续捂盖子。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5年)》,安徽省在1960年、1961年两年净减少人口439万,在曾希圣推行包产到户后,情况很快就好转了;四川省从1958年到1961年连续4年人口下降,净减少622万。而实际情况比反映上来的更加严重。据1962年中央办公厅派人到四川实地调查,四川省自1958年以来的四年间,共减少人口1200多万,减少了17%左右;有600万人口的地区,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2、3两(16两秤)。[63]四川省委自称是全国调粮最多的省,为全国做出了牺牲,所以会大量饿死人。实际上,据1960-1961年粮食年度统计,四川与安徽人均上调粮食的数量不相上下(四川是人均43斤多,安徽是人均42斤多)。从总量上看,四川1960年的调粮数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水平,比1957年上调粮少了30多亿斤,而农民的人均留粮却从1957年的480斤减少到260斤。四川一方面是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度减少,1961年全省水稻产量仅为1949年的62%;一方面是征购任务没有相应减少,把农民饿得非常惨。而且,中央开始纠“左”了,四川省委还推三阻四,变着花样不老实执行。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还在死人。当年中央调查组将四川问题归结为五个字:高、急、反、斗、死(高指标、急要求、反右倾、斗干部、官僚主义死不回头)。[64]

四川的情况比安徽严重得多,却没有列入重灾区。这是因为李井泉“捂盖子”捂得太紧了。他对中央封锁消息,对下面进行压制,谁要反映死了人就被指责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都不敢讲话。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仍然还在极力捂盖子,不让大家说话,只准检查自己,不准给省委提意见。[65]

署名“一个四川干部”的匿名信上达最高领导人后,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批评一些省委书记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表示要摸摸他们的老虎屁股。李井泉马上意识到,这就是指的他,再不能继续捂盖子了。他立即表示积极响应,破天荒地在四川组当众做了检查,还流了泪。李井泉的检讨仅限于匿名信中举报的问题,对错误认识很不深刻,但已经很出人意料了。一些干部心领神会,纷纷检讨自己,主动为省委承担责任。四川组在会议后期,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成了大家的自我批评。李井泉在小组长汇报会上讲了一句话:“这几年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66]

毛泽东1月30日的“出气”安排,是用3天时间开小组会,放开让大家提意见,原打算整个会议在春节前结束。2月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大会延期到春节之后。2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继续听取了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的“出气会”情况汇报。这时“出气会”开得比较紧张了,如果继续开下去,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会议决定,2月3日起由各省负责人做一次检讨,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67]中央领导人很明白,如果让大家放开提意见,一些省委负责人是怎么也过不了关的,中央也得给李井泉这些人担责。这样,“出气会”一直开到2月6日。

“出气会”从1月31日到2月6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是省委书记们最难熬的一个星期,下面干部的各种意见让他们如坐针毡。省委书记们都作了一生中最沉痛的检讨。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会议预期的“出气”目的已达到了。毛泽东感到大家在会上的“气”出得差不多了,如果再继续把省委书记们放在火上烤,非得烤糊了不可,于是决定结束大会。

2月6日,邓小平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说:这几年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中央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书记处负主要责任。我们党有五大优点,但这几年党的领导有严重缺点,其原因,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任务和口号,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大办”[68];二是这几年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现在必须要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健全党的生活。为了让一些地方领导人能够过关,邓小平在讲话中还为他们担了担子,说小组会批评他们的事情,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69]

2月7日,七千人大会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讲了当前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措施,代表国务院做了检讨,同时也为一些地方领导人说了话。他说四川是上调粮食最积极的省,给了李井泉一个下台的梯子。大会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后,毛泽东宣布七千人大会闭幕。

“大跃进”造成的问题非常多。七千人大会只是为清理这些问题破了题,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收拾残局的调整方面。七千人大会的“出气”阶段,许多问题只是刚刚揭开盖子,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会议就结束了,这让人感到有些意犹未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也只能是初步反省“大跃进”的失误而已。如果再继续开下去,问题越揭越多,纠缠不休,势必将会期拖得更长,只能是当断则断,适可而止。从审时度势的方面讲,毛泽东对“出气会”的“度”的把握,是要通过敲打各路“诸侯”,形成上下共同反省和“分担”责任的气氛,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达到全党的团结统一。从这一点来讲,七千人大会的结束是适可而止的,不可能指望它能够彻底清理和改正“大跃进”的错误。

七千人大会从原来计划的10天日程,最后开了28天。会议主题多次变换,从原来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权,最后开成了一个通过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思想统一的会议。毛泽东根据刘少奇口头报告带来的会议气氛的变化,因势利导,临场发挥,不断地调整会议议程,把握了会议的节奏,体现了掌控全局的能力。大会从讨论刘少奇的报告,到开省委书记的“出气会”,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通过“出气”达到“上下通气”,重新振奋各级干部的精神,加强全党对中央的向心力。虽然,七千人大会“跑了题”,“走了调”,对“三面红旗”和困难形势的认识与毛泽东不大一样,但这个“通气”的会议目的还是达到了。所以,毛泽东当时对会议持认可态度。

通过七千人大会,中央对各地的困难情况摸了底,心中有了数;各地干部看到了中央敢于正视困难的态度,增强了信心。这些对动员全党上下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共同克服“大跃进”带来的困难局面,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政治条件。


五、七千人大会在发扬民主上的创新表现及其历史效应


七千人大会之所以能够从原定的反对分散主义的大会,开成了一个发扬民主的大会,初步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大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动员大会,这是与大会的会议方式密不可分的。这次大会以一种历史偶然性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会议程序,打开了会议制度的民主空间,使党内各种意见得以表达出来,开成了一个富有生气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都有可圈可点的突出表现。首先是刘少奇,他勇于坦陈失误的历史责任感,在会上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从而改变了会议主题和议程,把一个表态性会议开成了一个讨论性的会议。讨论性会议的优点——沟通交流与上下协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毛泽东当时也很赞许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第一点就是称赞这次会议的开法:“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种开会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70]毛泽东建议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委、地委、县委会议,也要试试这种开会方法。他还具体指示在3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要能开出七千人大会的效果,批示说:“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有必要。”[71]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抓了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修改工作。他不仅督促讲话人抓紧对讲话稿的修订工作,还亲自审阅和修改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给予了肯定的批示。毛泽东对自己在大会上的讲话,从2月下旬到3月20日,先后亲自修改了7遍。到4月初,又让陈伯达等人作了修改,这才最后定稿。[72]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基本肯定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这种会议方法,并没有延续下去。此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再也没有开成过这样的会议。这倒不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而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开会方式,代表们成了会议主体,虽然符合会议制度的民主之道,但对领导的集中统一带来了困难。在当时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民主只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开这样的会,集中的成本太高,很难再实践。直到近年来,人们才渐渐懂得民主制度的实质,是各方的利益协调,这本身就是目的,并不以集中统一为目的。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分析,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属于委员会制的组织架构。委员会制的组织优势是民主,在民主的讨论中达致共识。代表们说话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一旦得到了尊重,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七千人大会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也是如此。但是,这个组织优势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的时候比较少。在党史上,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一致拥护的大会,往往是不解决问题的,甚至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会议。中共“九大”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大肆宣传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党史上的评价却是“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一次大会。[73]而会上议论纷纷,大家畅所欲言,甚至改变了原来议题的会议,却往往是最有价值、最有积极意义的会议。这是被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的事实。

另一方面,七千人大会也产生了1960年代党内政见分歧的最初裂痕,“打下了毛刘分歧的楔子”,投射出了以后党内斗争的阴影。这个情况,也是和它的会议方式分不开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收拾残局的思路。一种是不愿意讲困难,回避错误,不否定“三面红旗”,担心困难讲多了会让人悲观,不利于动员全党共度难关,实际上是怕承担历史责任;另一种是敢于面对困难,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实际情况告诉全党同志,才能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的动员型政党,党内持第一种观念的人非常普遍,上上下下都有。特别是一些在“大跃进”中自己也有一屁股“账”的人,更不愿意讲困难讲错误,怕追究到自己身上。这些不认错的“铁杆”分子,对搞阶级斗争也最为热心。第二种观念更符合现代政党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历史的责任感,有利于贯彻调整方针。刘少奇无疑是后者的代表。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修改报告时说: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出一身大汗,才能接受教训。[74]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出气会”阶段,刘少奇亲自坐镇问题较大的安徽组,痛批曾希圣,会后又罢免了他。这些事情,体现了刘少奇的历史担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会议议程发生了变化。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直接导致了先把报告提交给大会讨论的变化;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导致了转而开“出气会”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毛泽东表现出的更多是政治家的策略艺术,刘少奇表现出的更多是政治家的道德原则。

七千人大会最大的亮点是发扬民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讲话之一。但这篇讲话,在某种程度上讲,是“逼”出来的。毛泽东认为,经过1961年的政策调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在一天天好转。这是他决定要召开这么大规模会议的一个前提认识,即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通过这次大会,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重新鼓舞全党信心。道理很简单,如果错误属于过去式,“出气”也好,“通气”也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刘少奇口头报告讲出了两个“三七开”的问题后,客观上带出了一个“问责”的问题,即这些困难局面是怎么造成的,谁应该对此负责?讲到责任,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各的账。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当然是第一责任人。从“大跃进”的轻率盲目,到庐山会议的风云突变,毛泽东都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毛泽东要维护的基调是:“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主要是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这样,“问责”的重点就落在中央各部门和省市一级上了。实事求是地讲,各部门和省市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他们以自己的利益绑架中央,用虚假数字误导中央,争相邀功,欺上压下,对大批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直到中央开始纠“左”了,一些地方还迟迟不动。人们对这些地方领导人的意见也是很大的。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在宏观层面上承担了领导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这就把皮球踢到了地方领导人身上,以他们为“出气筒”,达到了“上下通气”的效果。所以,毛泽东讲的这些民主集中制的道理,很大程度上是因应情势的“机变”。虽然他讲了许多正确的话,但这些话在他心目中究竟有多大分量,以后还能不能坚持,特别是他本人能不能带头遵守,都是不好说的事情。1966年初,中共中央准备下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版),毛最初是同意的,并于2月12日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但他很快意识到讲话与他正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冲突的,所讲的民主集中制,是用他的话约束他自己,于是又决定不要发表了。[75]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篇讲话才在1978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在七千人大会上,无论是会议的报告,还是各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是把毛泽东作为正确路线的象征,自觉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曲意为毛摆脱责任的,不仅仅是林彪所为,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意识。首先是中央书记处精心选编的《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选的都是他这几年一些比较正确的话,以说明毛是对的,错误只是执行中的问题。刘少奇也非常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他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在谈到彭德怀问题时,肯定了他给主席写信的方式没有错,说的也是事实,却又毫无根据地讲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阴谋篡党”。刘少奇的这些话,也是出于为毛泽东开脱责任的需要。

毛泽东是全党的轴心,是全党的旗帜,他的领袖权威容不得丝毫动摇,这对中共各级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长期形成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体现了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原则,又有着应对当前困难局面的现实考量——毛泽东的威望是团结全党战胜困难的保证。

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奉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权力高度集中在领袖手里。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也就是领袖与集体的关系,一向比较纠结。民主空间的开放与收缩,并无一定之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个人因素。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表现出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明姿态,是大会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带有很大的功利主义色彩,把发扬民主视为实现集中的方法,他在给几位民主党派老朋友介绍七千人大会的情况时说:“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76]这实际上讲的是领导者开放言路的雅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主权利。大会上毛泽东发扬民主的方式,是让大家“出气”,通过“出气”达到“通气”,实现上下交融的团结。在这个“出气”过程中,毛泽东对会议气氛和开会节奏的把握,显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型”领袖权威[77]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七千人大会的发扬民主,还是比较有限的。在基本达到“出气”效果后,毛泽东见好就收了,中央高层对如何调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讲清楚,许多情况还没有透底,提出的调整部署也估计过高。七千人大会后,在讲清问题,摸清情况,部署全面调整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发生了抵牾,中央高层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南下,由刘少奇在京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受七千人大会民主精神的鼓舞,刘少奇在主持调整工作时,对形势的判断更客观也更严重,采取的调整措施更彻底也更坚决。

在“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成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一开始就讲,形势很严峻,很困难,如果当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国民经济要崩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78]正是因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才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工作。也正是把形势的严重性向全党说清楚了,这些“伤筋动骨”的调整措施,才能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如在1961-1963年间,全国压缩下放了2500万城镇人口,精减职工1833万人。[79]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没有出现乱子,如果没有全党同心同德的精神是做不来的。同时,在七千人大会实事求是的风气影响下,党内敢于说话和思考问题了。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地方各级干部,都积极地提出各种恢复经济的措施建议。全党形成了群策群力,共度难关的氛围,这是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很快得到扭转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虽承认“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他认为“困难正在被克服中”。他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缺乏一套具体政策。[80]刘少奇总是强调形势严重,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让他觉得这是在不断挑战他的政治底线,是他不能容忍的。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责问道:“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7月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后,“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81]这已经是对七千人大会有些微词了。

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对形势认识上的“黑暗风”,批判了“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批判了“翻案风”,重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外的矛盾。从此,七千人大会创建的党内民主的空间被迫关闭了。由发扬党内民主带来的新气象,在以后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复辟”逆流,遭到了否定和批判。

毛、刘体制由来已久,在中共八大上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讲,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刘体制的分裂是从如何收拾“大跃进”这个烂摊子开始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个起始性事件。会上毛、刘对“大跃进”的认识和纠正错误的态度,已出现了不同的取向。会后,毛泽东把“三面红旗”作为调整的底线,而刘少奇等人则顺着大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继续往前走。“西楼会议”、5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刘、邓、陈等几个常委对困难形势与调整政策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与毛泽东的想法却越来越远,这让他感到了群体性压力。

特别是陈云当时提出的“分田到户”政策,比邓子恢、田家英要求的“包产到户”更彻底,也更“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还有林彪在内的大多数常委都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并严厉批评了陈云。[82]从此,中共党内明显地二元结构化了。领袖与中央,个人与组织,逐渐分离开来,使中共的权威体系出现了重影:一个是毛本人,一个是具有程序理性的组织。在中央最高层内部,过去在组织结构上的对立统一关系——人格化的组织和组织的人格化,开始发生了分化,并逐渐对立起来了。毛开始与组织分道扬镳了,这个组织不仅包括刘少奇,也包括他一直比较钟爱的干将邓小平。尽管刘、邓在主观上也想靠拢毛,但实际情况是大家渐行渐远了。

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全党再度拉回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上,党内关系全面紧张,毛与刘、邓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认识差距越来越大了。在“四清”运动中,毛、刘关系进一步交恶,并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了直接冲突。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刘在运动方针上再度发生冲突,毛泽东便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了刘少奇。后来,毛泽东把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定位在了七千人大会。从源头上说,七千人大会虽然不是毛、刘交恶的直接动因,但可以说是毛、刘分歧的逻辑上的起点——从他们对“大跃进”失误的不同态度,进而衍生出了会后中央高层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而由此造成的党内高层裂痕,一直贯穿了整个1960年代的上空,最后化作了“文革”的隆隆雷鸣。


六、从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看执政党的民主存量及其时空局限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方式及其后来的会议效应,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如果按照大会已经呈现的党内民主趋势,这可能会是迈开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一步,有可能实现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功能转型,避免以后的重重劫难。但是,历史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路,从一个劫难走向另一个劫难。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大难之后未必就一定会有大治,说不定还会再来一场灾难。因为,大难后的大治是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此前灾难的来由,接下来的只能是更大规模的灾难。

在扼腕叹息之余,我们也可以设问一下,当时大会在痛定思痛之中提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民主问题的提出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真正实行起来有多大机会,民主能够推进多远,能否促成执政党从动员型政党到法理型政党的功能转型?一句话,有可能避免通向“文革”的道路吗?

中共作为一个从长期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革命党,政治优势很明显,即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政治劣势也很明显,就是这种社会动员能力太过强大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这种社会动员能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一场空前的人为灾难。也正是这个灾难性后果的出现,客观上提出了执政党需进行功能转型的要求。但要实现这个转型,是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机缘的:不仅需要确立民主化改革的道统和政统,还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历史责任感,摒弃传统阶级斗争的基本理念。而七千人大会在这方面的准备显然是不足的,在发扬民主问题上阴晴不定,反而在党内高层造成了深刻的裂痕。但是,大会在发扬民主上的进步及其不彻底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积累了最初的经验,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启示。

1、实现从动员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的转型,关键在于走出“超凡魅力型”领袖的政治阴影,完成政治上的“祛魅”。

毛泽东是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人物,并把他的超凡魅力带到了执政后的建设年代。而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就是从个人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变,建设一个不以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政治稳定性的法理型政党。实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已经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开始了政治“祛魅”的工作,迈开了建设法理型政党的改革步伐。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反而表现出了对个人崇拜的热衷。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随即在会上表态,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然而,正是全党在对毛泽东迷信和盲从的氛围下,造成了“大跃进”全民上阵,哀鸿遍野的灾难性后果。

“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的领袖魅力遭到重创。毛泽东描绘的“大跃进”蓝图,瞬间成为了虚无缥缈的幻影。特别是庐山会议和其后的“继续跃进”,毛泽东意气用事的做法,更是给个人威望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另外,这几年过火的党内斗争,不分青红皂白的惩办主义,动辄撤职批斗干部的做法,使全党同志普遍感到党内生活已是毫无章法了。“大跃进”运动的退潮,带来了一个纠错的历史契机,在客观上出现了一个向法理型政党转型的可能性趋势。这个趋势在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是改变了反对分散主义的主题,使民主集中制问题成为会议的最大亮点。在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几年党的生活不正常,党内过火的斗争,强迫命令瞎指挥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党内对建设一个法理型政党的诉求。

从理论和认识的层面上看,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都提到了建立党内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让人讲话,言者无罪;建立党员与党组织的正常关系,保障党员权利;任何一个党员有权利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向上级反映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接受监督;党委会内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相互监督;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按照党章办事等等。这些认识,体现了党内要求民主的思想趋向。

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看,会议通过“出气”的方式,把困难讲透,把问题讲够,形成“问责”的道德压力;再通过“通气”的方式,促使全党共同反省,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开展各项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这是具有操作可能性的一条转型路径,提供了向法理性政党演进的一个历史契机。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魅力型领袖有无历史眼光,能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

可惜的是,大会这些发扬民主的思想观点很快就束之高阁了,包括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七八遍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稿,也没有公开下发。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的会议成果,没有用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随着调整工作的继续深入,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等人把形势看“黑暗”了,调整搞“右”了,“牛鬼蛇神”也放出来了,断然否定了一线领导们的集体决定。在七千人大会后,仅仅半年时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举起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党内民主建设的事情不再被提起,而通往“文革”的大门却缓缓打开了。可见,要走出“超凡魅力型”领袖权威的阴影,是多么不容易。

2、执政党实事求是地看待困难和认识错误,既是历史责任感和自信的体现,也是争取历史主动权的需要。

七千人大会的启示,还有如何看待困难的态度问题。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是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还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诚实性问题,不能简单地归于道德范畴,它牵涉到执政党的一些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

中共各级领导人都是搞革命起家的,熟悉战争动员式的工作方式,习惯于以未来的美好愿景动员群众,用憧憬明天来鼓舞干劲。革命家们搞建设,一向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喜欢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用热情洋溢代替科学精神。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无党派人士张奚若应邀向中共提意见,讲了“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83]这四句话切中了时弊,但毛泽东并没有采纳,反而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予以批评。此后的“大跃进”,则是这“四大偏差”变本加厉的新发展。

“大跃进”把群众运动的战争动员方式发展到了极致。毛泽东亲自发号召,作动员;党报带头吹牛皮,鼓虚劲,大放高产卫星;全国各地搞大会战,大刮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这些自欺欺人、弄虚作假的动员方式,危害无穷,给执政党带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但是,在“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很多干部还是没有从这种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中走出来。他们担心,如果把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会让人们丧失信心。他们总想把成绩方面夸大一些,把错误方面缩小一些,甚至对错误讳莫如深,不让人们反映意见。这样做的结果,使执政党缺乏敢于担当的勇气,恰恰会让人们失去信心。

七千人大会的历史经验表明,实事求是地把困难和问题摆出来,并不会让人灰心丧气,反而表现出了执政党负责任的担当态度,有助于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增强人们同心同德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实际上,只有把困难和问题讲清楚了,才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与过去的错误做出切割,放下历史的包袱。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有历史责任感的领导人,但对待错误的态度不同,纠正错误的方式不同,导致了他们的分道扬镳。

刘少奇实地考察了“大跃进”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对给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非常沉痛。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气愤地批评了那些死不认错的人。他对搞“五风”干部的处理,也比较严厉。刘少奇修改报告时在小范围讲的一番话,真切地表达了他的忏悔意识。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直到真正接受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84]

“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1962年7月上旬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对毛泽东当面说过。他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85]可以想见,这对于熟悉历史的毛泽东会是多么大的刺激。再加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为毛泽东分担一下责任,这不能不让毛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甚至还会感到有些“逼宫”的意味,从此埋下了以后打倒刘少奇的根由。[86]

毛泽东也清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搞糟了,他是难辞其咎的。他可以在具体政策上改正错误,却不愿承认“大跃进”的决策是错的。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刘少奇的历史担当精神。实际上,如果毛能按照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去做,不再无休止地搞党内外的过火斗争,历史也可能就此走到另一个路向上去,不会发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由于毛泽东固守着“三面红旗”的底线,不能与过去的错误进行彻底地切割,这就使他在改正“大跃进”错误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放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196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中苏交恶、“反修防修”、“四清”运动、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与他背负的这个历史包袱密切关联着。从自己不认错到忌讳别人说错,从自我神化到现代造神运动的兴起,由此形成了六十年代左倾化的政治逻辑。在这个政治逻辑下,问题积重难返,用后一个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使错误越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没有沿着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的道路走下去,却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阶级斗争的歧路,这正是他晚年的历史悲剧。

3、实现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首先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正常的意见沟通渠道,让党内的政见分歧公开化,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团结统一。

“大跃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言路阻塞,信息发生了扭曲。而造成言路堵塞的,是伴随“大跃进”而不断加码的党内斗争,压制了不同意见的声音。七千人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把党内淤塞已久的言路进行了初步的疏通。中央将省、地、县主要领导人一同召集到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上下直接沟通的方式,使下情得以上达,上意能够下传。中央得到了比较准确的信息,各级干部清楚了中央的意图,大家的认识能够贴近实际,重新建立了信心。

七千人大会的原定主题是解决分散主义问题,但没有得到各地干部的响应,一些人公开表示反对。大家意见最大的,是这几年党内斗争过火,命令主义、瞎指挥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已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成为调整的最大障碍。刘少奇把党内斗争过火与缺乏经验并列为“大跃进”最主要的两条教训。会议主题转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实际上是提出了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的改革问题。会上阐发的观点,有不少切中时弊,现在看来也仍然有着相当的深度。其中最为纠结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党内政见分歧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实现党内团结的问题。

正确处理党内政见分歧的问题,是从党内斗争过火的意见引出来的。经过“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全党已深切地认识到,搞一言堂、一种声音,误党误国,危害极大。开放言路,关系到党内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大会讲话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要发扬民主,保障党的言路畅通,关键是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党员和党组织的正常关系。他说:“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只要是不违反纪律的,不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87]刘少奇比毛泽东走得更远,已从言路畅通讲到了让反对派意见公开存在的问题。他在安徽大组会上讲:凡是对工作提意见,对第一书记提意见,不执行某项政策指示的,不能说是反党;公开的反对派是可以的,秘密的反对派不允许;对三面红旗不同意,甚至提出自己的路线、纲领都是允许的,在大会上公开不赞成中央、省委的路线,但没破坏纪律,这不叫反党。[88]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场合讲到了这一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反对意见可以,几个人的或集体性的反对意见可不可以?让人讲话的主体是谁,是明文规定的党规党法,还是领导人的雅量?这在客观上提出了一个如何从制度和程序上,保证党内政见分歧正常化、合法化的问题。

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念——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留少数人的意见,毛泽东不但认同,而且还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到过。他多次讲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道理。但他最后还是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的框框,在党内政见分歧合法化的门槛前止步了,并很快从七千人大会的认识高度上滑落下来,重新回到了一言堂。不久,他把王稼祥关于调整对外关系的建议、李维汉关于调整统一战线政策的建议、邓子恢等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统统当作是党内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斗争。他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更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党内斗争,把刘、邓打成了“走资派”。历史证明,让党内政见分歧合法化,把政治活动放在公开透明的平台上操作,建立一套公正的规则和程序,是正确解决党内分歧的不二法门。

与正确处理党内政见分歧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实现党内团结的问题。中共对维护党内团结一向看得很重。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长期流传有一种说法;“可以犯政治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自己的认识与组织相左而不服从组织,做出不利于团结的事情。刘少奇也说过,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在“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困难面前,大家更是重视党的团结,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但是,是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讲团结,还是不分是非地讲团结?是以领导人的好恶为是非标准,还是以客观事实为是非标准?七千人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实际上已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了,但最后还是没有越过那道坎。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漫长过程中,党内有比较浓厚的山头意识。在实际政治中,领导人与组织往往是划等号的,领袖等同于党的人格化身。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吹捧毛泽东“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思想“总是正确”等等,就带有为毛泽东解脱责任的山头主义味道。如果说林彪的讲话,多少还有维护党的团结的意思,那么李井泉给四川干部讲“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的话,则有点帮会气了。意思就是,省委错了,下面也要跟着错,否则就是“破坏团结”。事实上,李井泉还要大家“团结起来”掩饰错误,对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一批干部进行打击报复。[89]可见,没有是非标准的团结,一味为领袖护短的团结,就会失去它的正当性,把一个现代政党组织混同于传统的帮会组织了。

上述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演变的过程中,在组织建设上的纠结状况。在收拾“大跃进”的残局时,靠什么形成全党团结一致的力量,是重新塑造领袖的个人魅力型权威,还是全力造就组织制度的法理型权威?

在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要走出“超凡魅力型”领袖的阴影,完成政治上的“祛魅”,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党内存量政治资源的角度上讲,这种对历史的追问并非没有意义。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注释:


[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  参见拙文《轻雷隐隐初惊蛰——胡耀邦与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载《领导者》第36期,《中国改革》2010年第九期节选。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8页。

[4]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81页。

[5]  张天荣:《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4、1046页。

[7]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2页。

[8]  《李先念传(194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8页。

[9]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内部资料,1983年版,第143页。

[10]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另据农业部编的《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60年全国农业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164万人,非农人口比上年净增加164万人;1961年全国农业人口比上年净增加970万人,非农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316万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8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0页。

[1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86页;《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第143页。

[1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98页。

[15] 周恩来在1965年7月26日的讲话,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2页。

[1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87页。

[17]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68页。

[18]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57页。

[19] 《中央关于抓紧完成四季度粮食调出任务的紧急通知》,1961年11月23日。转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9页。

[2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9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22] 《李先念传(1949-1992)》,第495页。

[23]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5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17页。

[24]  转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

[25]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7、39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76-1679页。

[26]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8-1189页。

[27]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

[28] 傅颐:《重寻“畅观楼事件”的真实》,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49页。

[29] 参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62-875页。

[30] 参见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85-86页。

[31]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9页。

[32] 《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研究室,2001年版,第112页。

[33]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93页。

[34] 吴冷西:《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载《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第320页。

[35]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354页。

[36] 转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4页。

[37]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85页。

[38] 吴冷西:《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载《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39] 胡绳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话,毛泽东不断插话,他就担心毛泽东能否接受。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页。吴冷西也说,刘少奇讲话给大家震动很大,非常兴奋。参见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第158页。

[40] 《杨尚昆日记(下)》,第117页。

[4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

[42]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96-1197页;吴冷西:《实事求是的榜样——回忆七千人大会中少奇同志的作风》,载《回忆领袖与战友》,第143页。

[43]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1960年11月28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64页。

[44]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5页。

[45] 转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0页注1。

[46]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11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26-1027页。

[47]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48] 明朗:《一封匿名信的命运》,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0页。

[49] 毛泽东1962年3月20日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批示道:“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

[50] 当时林彪在私下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过分”、“过极”,适得其反,破坏了人们的积极性,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参见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发[1974]1号。

[51] 《林彪、叶群的十八则笔记》,载香港《明月周刊》,1994年3月号,第86页。

[52] 关于林彪不让军队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的材料,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56页。

[53] 参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

[54]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讲,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很多背后的派别活动。这些话,军队干部肯定是不愿意听的,因为彭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军队。杜润生认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反对刘少奇。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12页。

[55] 不仅当时大家认为林彪讲得好,而且一些参会者如袁宝华、杜润生等,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也没有觉得林彪讲话有什么不妥。也有人当时就对林彪讲话有些反感,但多半藏在心里,没表现出来。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47、303、311页。

[56]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99页。

[57]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58] 毛泽东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页。

[60]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6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0页。

[6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7页。

[63]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43页;《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第170-171页。

[64]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第155-156、170、196-198页。

[65] 明朗:《一封匿名信的命运》,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二辑,第16-20页。

[66] 明朗:《一封匿名信的命运》,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二辑,第20页。

[67]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87-1688页。据杨尚昆记载,毛泽东在1月29日大会上说会议延长几天,到春节前再闭幕;2月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决定会议延长到春节后,参见《杨尚昆日记》,第118-119页。

[68] 即由大炼钢铁带动起来的各行各业的一系列“全民大办”运动。

[69]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688-1689页;邓小平:《在全国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

[70]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7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7页。

[72]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10-1212页。

[7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810页。

[74] 赵家梁:《我的自述》,2008年自印本,第428页。

[7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9-10、64页。

[76]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14页。

[77] “超凡魅力型”权威是通过人们对领袖人物非凡才能和神奇事迹的认同而形成的权威信仰与自觉服从。

[78] 《刘少奇传》,第898、904-905页。

[79]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2页。

[80]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13页。

[81]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6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719页。

[82] 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2页。

[83] 张奚若的发言详见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84] 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转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1页。

[85]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王光美、刘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86] “文革”初期,刘少奇回答刘源所问,关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问题,他就是从游泳池这一幕讲起的。参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91页。

[8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9页。

[88]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1967年9月,第226-227页。

[89]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第146页;明朗:《一封匿名信的命运》,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二辑,第20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7/8期合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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