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先秦经典中的法学思想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3 次 更新时间:2014-02-20 09: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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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经典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法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学的萌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的法学思想作了评析。

   【关键词】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法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比较集中反映法学思想的《法经》以及法家的作品(《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管子》等)之外,在其他许多经典文献中也记录下了丰富的法学思想,这些文献,有些成书于西周,反映的是西周以及前代夏、商的历史;有些成书于春秋,反映的是春秋以前的历史;也有一些成书于战国甚至秦汉时期(某些篇章),但反映的主要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这些经典文献中的法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学的萌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们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学萌芽的过程及其内容,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也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献主要有:《尚书》、《周易》、《左传》、《国语》、《周礼》和《吕氏春秋》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的法学思想作些分析和评述。

    

   一、《左传》的法学思想

   《左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为中心,兼叙其他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时间跨度为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共254年,内容涉及周王室以及各诸候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当时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等的片断记载,是保存下来的关于春秋时期法学思想的珍贵史料。下面,笔者从五个方面,对此作些论述。

   (一)关于礼的含义以及其社会价值

   礼在春秋时期,起着调整、规范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行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之法律准则的作用。(注:马小红:《礼与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段秋关:《中国古代法律及法律观略析——兼与梁治平同志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那么,作为当时国家法律之一部分的礼,其具体内涵以及社会价值是什么呢?《左传》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论述。

   首先,礼是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礼,王之大经也。”(注:《左传·昭公十五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注:《左传·隐公十一年》。)“凡候伯(诸候国君主),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注:《左传·僖公元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注:《左传·僖公十一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注:《左传·昭公五年》。)

   其次,礼也是统治者个人修身养性、行事做人的基本准则。“孝,礼之始也。”“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注:《左传·文公二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注:《左传·昭公七年》。)

   综合上述礼的两个基本含义,《左传》的作者最后点出了礼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君臣上下的关系,由礼来调整;父子、夫妇、兄弟、亲属的关系,由礼来规范;国家的大政方针,由礼来派生,刑罚、刑狱等也由礼来决定。因此,礼是国家的大法、君主臣民的行为准则。

   (二)强调德治和教化的思想

   《左传》的作者,站在为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立场上,对德治和教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僖公五年”中,借宫之奇的口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昭公五年”中,借孔子之口进一步引《诗》上的话说:“有觉(正直、高大的)德行,四国顺之。”在“僖公二十七年”中,作者记叙了晋文公想成为霸主,动用民众进行征战时,狐偃对他提出的实行德治和教化的三个建议:使民众生活得到安定(得民)、国君带头讲信用以带动民众也讲信用(信)和举国上下的一切事情都遵守礼义(礼法)。晋文公实施了狐偃的建议,在德治和教化的基础上,才在城濮一战中战胜了楚国,一举成为霸主。在“宣公三年”中,楚国征伐陆浑之戎(戎的允姓的一支),进军周王室境内,想要谋求周天子的国宝传国之鼎时,作者借周定王使臣王孙满之口,对楚王讲述了这鼎的来历以及霸主的地位在于德治和教化,而不在于是否得到了鼎的道理:“德之休明,(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鼎)虽大,轻也。天祚(赐福)明德,有所底止(是有一定期限的)。”(注:王守谦等《左传全译》第495页。)在“昭公三年”中,作者记叙了齐景公不施德政、滥用刑罚,结果造成市场上假腿贵而鞋子贱的情况以后,借晏子的口,婉转地批评了齐景公,强调了德治的重要性。

   应当说,以推行德治和教化与否,来评判当时各诸候国的好坏优劣,是贯穿《左传》通篇的基本立场。

   (三)宽猛相济、德和刑两手并用的思想

   在主张德治和教化的同时,《左传》进一步强调在德治和教化行不通时,应辅之以“猛”的一手,即施用刑罚。所谓“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注:《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谓“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谓“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注:《左传·成公十七年》。)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昭公二十年”中,作者还记叙了这么一件事:郑国的子产生重病向子大叔安排后事时,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死后,子大叔不想猛。结果时间不长,就出了许多盗贼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湖泽里。子大叔后悔未听子产的话,遂发兵攻打盗贼,将其全部杀死,恢复了社会秩序。《左传》作者借孔子的话对此评论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中阐述的统治民众要施以德刑两手的思想,对后世的统治阶级的立法和制定政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公正用刑、正确处理诉讼案件

   《左传》强调了德治和用刑这两种治理国家的方式,但这里的用刑,也不是酷刑、乱刑,而是罪刑相一致的公正用刑。这一思想,也贯穿了《左传》一书的始终。

   比如,在“僖公二十三年”中,作者提出了“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的观点。在“僖公二十八年、襄公六年”中,提出了“同罪异罚,非刑也”的主张,在“昭公五年”和“襄公二十六年”中,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等重要论断。

   与公正用刑相联系,《左传》也特别强调应妥善正确地处理好各种案件:“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注:《左传·庄公十年》。)在“昭公二十八年”中,作者记叙了晋国大夫魏戊设法阻止执法官接受贿赂、以免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梗阳人有诉讼,梗阳大夫魏戊不能判断,就将案子上报给晋国执政魏献子。诉讼当事人一方把女乐送给魏献子,以图行贿,魏献子准备接受,魏戊就对魏献子的手下说:“主人以不接受贿赂在诸候中闻名,如果接受粳阳人的女乐,贿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你们一定要劝阻此事。”最后,魏献子在手下人的劝阻下,没有接受这一贿赂。(注:此事件《国语·晋语九·阎没叔宽谏魏献子无受贿》也有记载。)在邢候与雍子争夺地产一案中,《左传》作者表现出的也是公正、公平处理诉讼案件的观念。

   (五)关于国际法的思想

   《左传》在外交思想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这不仅表现在纵横畅叙各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对几件涉及各个国家的诉讼案件的处理上。

   比如,在“僖公二十八年”中,作者记叙了卫国国君卫成公与其大夫元在晋国争讼,卫成公败诉,其代理人庄子和答辩人士荣被晋候杀死,卫成公被送到京师,押入囚房的事件。(注:此事件《国语·周语中·襄王拒杀卫成公》也有记载。)在“文公十四年”中,记叙了周王室的大臣周公阅与另一大臣王孙苏在晋国诉讼,为晋国执政赵盾调解的事件。在“成公五年”中,许灵公在楚国控告郑国国君郑悼公,郑悼公败诉求和的事件。这些案件的处理原则,虽带有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倾向,但基本上都是依据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君臣有礼、上下有别等准则来处理的,不能否认,这当中已经体现了若干国际法思想的萌芽。

   除上述五个方面之外,《左传》还强调法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以免百姓无所适从(“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注:《左传·昭公四年》。)),以及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思想(“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注:《左传·文公十八年》。))等。此外,记录当时各诸候国的重大立法事件,并加以评述也是《左传》的特色之一。

   总之,《左传》的法学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本文的论述仅仅是一种初步的挖掘。关于春秋时期许多立法事件和法学思想萌芽,如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以及德刑两手交替使用、公平用刑、正确处理国际间的诉讼等,都是通过《左传》一书才得以留存后世的,因此,《左传》的法学价值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国语》的法学思想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按国记事的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穆王二年(公元前990年), 下至东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前后共538年,比《左传》多一倍。《国语》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虽比《左传》要窄得多,但也记叙了不少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方面的史实。由于该书是以记“语”为主,故也反映了不少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及知识分子的法学思想。

   大体而言,《国语》中的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提出“大事之必以众济”的民本思想

   《国语》在叙述各国统治者的兴衰存亡时,十分强调民众的力量和作用。

   在《卷一·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中,在批评晋惠公的各种邪恶行为的同时,借内史过之口,发了一通议论:“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如是则长众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是故祓除其心(清除心中的杂念),以和惠民。”“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

   在《卷二·周语中·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中,作者进一步提出:“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

在《卷二·周语中·单襄公论至佻天之功》中,作者借单襄公批评晋卿至发议论道:“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在《卷三·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中,作者明确指出,周景王废轻币而改铸重币,会加重人民的负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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