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 周小凡: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70年——以学术热点的探索与争鸣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7: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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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周小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停滞—发展”三大时期,其发展道路虽坎坷曲折,成就却卓越醒目,而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学者们对学术热点的探索与争鸣。学术争鸣是学术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关于外国法制史的学科建设、法系理论、法律移植理论、多元法律文化理论、法律与宗教关系等,就是外国法制史学界持续讨论的学术热点,其争鸣彰显了学术争鸣对推动学科进步发展的重要意义。回顾中国法律学术争鸣的历史可以发现,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学术争鸣,只是中国近代学术争鸣传统的延续而已。

  

   中国大学开设外国法制史课程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清末,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又新增了罗马法、比较法制史等课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于1950年代初,开设了以苏联的“国家与法权通史”为依托的外国法制史课程,代替旧有的西洋法制史课程。但随着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法律也不再讲授。改革开放后,我国外国法制史学科从原“国家与法权通史”中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界对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更迭和范式变迁,才取得了如今的成就。总结该期间有关外国法制史研究的学术热点,梳理学者们对相关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对我们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这门学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70年外国法制史研究的学术成就

  

   回顾过去的70年,外国法制史研究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学会活动、学术成果、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

   (一) 学会活动

   谈及外国法制史研究的学会活动,首先必须提到1982年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成立和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届年会主要为制定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章程作出规划,其后每届年会都围绕不同的学术主题展开,各类主题所涉内容多样,有关于外国法制史学科未来建设的方向,如1986年第4届年会讨论了外国法制史学科如何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以及对于外国法制史学科体系设想的问题;也有对当下学术热点的聚焦,如2000年第13届年会,研讨了法律移植和法律的本土化的问题;亦有对与学科相关的历史性时刻的纪念。

   自1982年至今,年会活动更迭不息,学术问题讨论不止,会议主题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外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也日益精进。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第1卷论文集,名为《外国法制史论文汇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第2卷《外国法制史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由何勤华主编,出版了第3卷论文集《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法律出版社)。此后历届年会,均于次年出版相关的学术论文集,为外国法制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至今已出版《外国法制史研究》论文集共计20卷。

   (二) 学术成果

   学术成果的丰硕体现在教材编纂、专著出版,以及论文发表等多个方面。教材编纂方面,新中国成立初始,我国从苏联翻译出教科书《国家与法权通史》。1956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写了上、中、下三册本《外国法制史讲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国法制史学科的正式定名,全国各高校逐渐恢复法律史专业的招生,对新体例下外国法制史教材的需求迅速扩大,众多外国法制史教材陆续出版。据统计,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编写出版外国法制史教材100余种。

   除教材编纂外,相关学术专著的成果也是可圈可点。从类别上看,可以分为外国法制史通史和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国家、区域的具体法律制度两大块。前者的主要成果有何勤华主持,由全国25所高校及科研机构220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进行的 “法律文明史”系列丛书的编写,自2014年以来,该系列已陆续出版了《法律文明的起源》《宗教法》《中世纪欧洲世俗法》《大陆法系》等共九卷的成果。后者的主要成果所涉范围广阔,横向上看,包含了有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法研究、古埃及法研究、古希腊法研究、古代罗马法研究、基督教会法研究、日耳曼法研究、伊斯兰法研究、英美法系研究等多个领域;纵向上看,包含了对专门国家的具体法律制度,诸如民法、刑法、商法、专利法、土地法、司法制度等所做的研究。改革开放40年来,外国法制史领域已出版专著约200部,发表论文约900篇。

   (三) 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

   在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1950年代初,外国法制史课程的讲授主要是学习苏联。1977年,中国法学教育恢复,外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被正式固定下来,是年恢复高考,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等高校率先恢复了对本科生外国法制史的教育。次年,又开始了外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恢复,曾尔恕成为该院最早一批外国法制史研究生。1981年,华东、西南、西北政法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校均开始招收外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高鸿钧、米健、何勤华、梁治平、张恒山、贺卫方等是这个时期入学的外国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之后,外国法制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开始起步。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有24所高校、研究院拥有了法律史专业博士点,培养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外国法制史的主要学术热点及争鸣

  

   外国法制史介绍、评判西方法律制度,关注外国法的历史发展、时代精神及其与中国法的关系,在外国法制史领域,对各种法律理念、原则、制度、方法等的探索与争鸣活跃且激烈。梳理外国法制史发展中的学术热点及争鸣,探究其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对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外国法制史的学科建设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国家与法权通史”的研究对象。1977年法学教育恢复后,学界展开了对外国法制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广泛讨论。1982年,陈盛清在其主编的《外国法制史》中,将外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重新定义为“历史上不同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本质和表现形式”。由此可见,书中对外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认定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的模式。1987年,徐轶民主编并出版《外国法制史教学大纲》,书中认为“(外国法制史)是研究外国各种类型法律制度产生和演变的科学。它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探讨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使得外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被基本固定了下来。

   其次,外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体系也值得探讨。新中国成立初,外国法制史学科所依据的苏联教材《国家与法权通史》,采用“四大块”的体系讲述法权通史。1980年代后,在新成立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指导下,新的编纂体系得以面世,1987年,陈盛清主编的《外国法制史》教材出版,该教材中删掉了“四大块”中的前三块,从第四块法的发展历史着手,更为简单明晰地讲述外国法制史的发展历程。1992年,林榕年主编的《外国法律制度史》出版,书中将研究体系划分为古代法律制度、中世纪法律制度、民法法系国家主要法律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法律制度、伊斯兰法和非洲国家法律制度以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制度六个部分,基本形成了以法系为主干、以典型国家发展为脉络的研究体系。1997年,何勤华主编的《外国法制史》出版,书中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分述了从楔形文字法、印度法、古希腊法等到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具体内容,这确立了目前外国法制史教材体系的基本框架。

   最后,在外国法制史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依然存在分歧。新中国成立早期,我国对外国法制史的研究,主要借鉴苏联法学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该方法要求从社会的生产方式中把握外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并且对于所研究制度的评价,应该秉持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该研究方法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其固化为单一的阶级分析法以及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的弊端,因此需要为外国法制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1970年代末,比较法的研究方法逐渐兴起,该方法涉及被比较的法和作比较的法、量的比较和质的比较、对内比较和对外比较、一般比较和专题比较、形式比较和内容比较、概念比较和内容比较等多个方面。通过比较法产生的学术成果众多,相关著作如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吴大英和徐炳《比较法基础知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李秀清《20世纪比较法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等。译著如罗迪埃《比较法概论》(陈春龙译,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三联书店1900年版)等。

   除比较法之外,我国通过对外国经典著作的翻译,引入了大量新的研究方法,诸如法律心理学方法,控制论、系统论研究方法,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法律进化论研究方法等。

   (二)关于法系理论的探讨

   19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提出“五大法律家族”的学说,是为法系理论的前身。之后,美国学者威格摩尔(John H. Wigmore)提出“法系”的概念,将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分为16个法系,开创了现代比较法学的学科体系。法系理论传入中国后,引发了国内学者们长久的研究和探讨。

   第一,法系的概念。法系的概念在东西方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西方学者对法系的概念,也有诸多不同的理解,如“law system”“legal system”“legal family”“legal genealogy”等。19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法系概念的定义,主要有“谱系”“法律传统”或“法律样式”等。1980年,陈朝璧在《中华法系特点初探》一文中提出法系是一种“谱系”,即“某国固有的法律同某些从外国接受过来的法律,或者同本国历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法律接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体系”,这种“谱系”概念的认定以“亲缘关系”为依据,继而将世界法律制度予以划分。但是,如此定义并不能清晰体现划分法系的目的与依据,所体现的仅是划分并接合的现象或者说一种结果,因此后来的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予以进一步讨论,使得“法律传统”的定义逐渐浮出水面。1985年出版的《辞海》,就将“法系”一词定义为“资产阶级法学家所划分的各种法律传统”。1987年,沈宗灵在《比较法研究》一书中,将法系定义为“由若干国家和特定地区的、具有某种共性或共同传统的法律的总称”。进入1990年代后,有学者主张跳出法系的认知,将其认定为一种“法律样式”,如武树臣认为法系是“某一国家或地区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式,即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工作程序或方法”。

第二,法系的划分。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法系划分的讨论,多为默认西方学者三分法的划分标准,将世界法律制度划分为大陆法系、普通法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进入90年代后,三分法的划分受到诸多指责与批评,新的有关法系划分的理论陆续提出。1990年,李步云首先提出了法律形式划分法,认为“法系是从法律形式上所作的一种分类”,主张以法律形式为标准,将法律区分为当代(现代和近代)和当代以前两大不同的历史时代再予以划分,据此,当代世界法律制度可划分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当代以前的世界法律制度可划分为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等。1993年,高鸿钧在《论划分法系的方法与标准》一文中,提出采用复分法划分法系,以“法律的阶级本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法律渊源和诉讼技术”以及“特定文化传统”三个标准为依据,再基于这三个标准作出多次划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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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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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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