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当年的言行思想为世人所知，他的著作在内地也得到了出版界很大程度的重视和读者的热议，成为了经典。钱穆的专业我们尚无资格置喙，但钱穆、唐君毅等人当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花费的心血，我们无可置疑。钱穆当年掌新亚校务之外，不曾放弃教师的责任，对于现在这一本《中国经济史》讲稿的出版，可见他当日授课的情形。
新旧文明的内心冲突和阵痛
讲稿的意义，在于同严肃撰写或整理的著作不同，讲师离开刻板的写作结构，发挥的余地大，即兴的效果在讲堂上进一步放大；对于史学一门，史家不再可能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讲稿如能忠实地重现，善莫大焉。
《中国经济史》讲稿的记录和整理者叶龙先生回忆说：“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读于新亚书院时，业师钱穆宾四先生掌管校务之余，每年总会开两三门课……我是浙江人，能完全听懂宾四师的无锡国语。宾四师讲的课程，我都用心作了笔记。”又说，“宾四师开这门课，上讲堂时携带了笔记卡片，是作了有系统的备课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均见《中国经济史?自序》)可见，叶龙属于新亚早期的学生，在口音无障碍和对钱穆学问的仰慕之下，留下了极尽完整的课中笔录。又可见钱穆对这几门课特别是偏重社会经济的这部专门史的重视。这些笔记后来一直为叶龙所珍藏。
上世纪80年代，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按日刊出钱穆的“讲学粹语”后，反应颇佳，学界同仁普遍认为此类大家文章对后学有所启发。因此引发叶龙整理钱穆当年所讲的“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笔记的念头。
钱穆逝世不久，香港《信报》于1991年8月直至1993年1月，在其经济评论版上持续刊载了叶龙整理后的钱穆笔记，后来正式结集出版。出版时，大概又将“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合为一编，遂成为今日我们读到的这部《中国经济史》讲稿。
“新亚”本是在我国走进现代史的阵痛中，为解决战乱时滞留香港的学生就学问题而创校。然而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以钱穆、唐君毅为代表的一批大师级学人，也正是这期间从内地来到香港，并且试图在这里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
当时的香港仍然脱不了港英政府治下的殖民地色彩。钱穆在对时代变革留下无尽叹息之时，力图从传统中寻找应对时代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无视英国在香港政制、经济方面的建设，和对新文明的强烈感受，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与明确的反差带来的不适应，在这部《中国经济史》讲稿中亦有反映。
如讲道：“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参见本书158页)
在讲唐代中西交通时，又说：“曾有人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不与外人往来闭关自守的国家，其实不然。中国对外交通在汉代已经开始。并且从三国时代到南北朝，中西交通一直没有停过。至于中西交通正式像样的开始，则是隋唐时期。总之，中国与外人来往，很古就有，而且是十分发达的。这是不可以抹煞的历史事实。英国人想居功，说是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这是错误的。”(参见本书225页)
这些话除了还原史实之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钱穆的上述思想困境。
农商冲突：各朝经济史的主线
钱穆说，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这是现代性的反省。中国是大陆性国家，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若简单由此入手，我们的经济史无非三农问题。然而在同一个历史坐标之上，西方出现的是城邦，而中国诞生的却是城市。事实上，农、商冲突是中国各朝代经济史的一条主线，亦足证从上古、中古时代起，我们的经济史从地权始，最后却是商业对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
钱穆的《中国经济史》讲稿，首先肯定了封建制的崩溃对社会早期经济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原本井田属于市民社会，此外一切山林池泽湖泊，均为王室和贵族采邑。井田局限被冲破，则农民离开耕地，“闯入”原先的禁地，从事各种不同的事业新兴。因此民间工业大为进步，自由商业涌现。人民可以开矿采铁，自铸兵器，甚至铸钱；捕鱼、煮盐、烧炭、伐木等种种新生产事业，出现了职业商人，货通南北，王室与贵族无法阻挡这股新兴事业的潮流，只能拦路征税，此为商业或曰经济之始。
此种情形对后世产生至少两种深刻的影响，一是视工商业者为奸利之人、在四民社会中地位敬陪末座的传统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其二是贫富差距出现，迫使君王开始想办法重农抑商。
钱穆既然对郡县消亡了封建评价很高，可想而知，他对始皇也必然有所推崇，认为始皇行郡县制“实为中国历史上政体之大跃进，是一种极纯洁伟大之理想”。然而秦毕竟太短，其政制尤其是财政设计要到汉代才真正予以实践。
事实上，钱穆这部经济史正是以汉代为参照物，汉以后各代财政和社会经济形态有何突破，都要拿来与其来对照。汉、唐两个朝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他眼中无疑是巅峰，钱穆为汉、唐时国家财政的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保留了较大的篇幅。
钱穆述史的标尺当然远非如此简单，他的经济史课程侧重于王朝财政，虽申明中西交通自古便有，但其“国际贸易”更多是指战国时代中原内部各国贸易或南朝对北朝之间的经商；此外他集中要梳理的是土地、冶金、水利(含漕运)、货币和制度变革，述及各朝财政及史事，还要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而且并不忽略宗教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比如述及魏晋南北朝之所谓“寺院经济”，也是盛极而衰。
钱穆确实对南北朝有所偏爱，魏晋南北朝可称为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亦可说是黑暗时期。钱穆讲，以往谈中国通史，南北经济史可以略而不讲。这是务实的评价标准。但他认为南朝时期商业繁荣，由此促成其在文化生活上追求的趣味之高，相比于同时代的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钱穆在讲稿中，对某一朝代杰出的制度设计者，或是人杰所缔造之优良的财经制度，往往不吝热情的盛赞，表现出对母邦固有文明的深厚感情。
如论及刘晏为唐代财政史上最成功之伟大人物，钱穆说“唐代常有此种可爱人物出现”。刘晏办好了中国历史上两件大事，即盐政改革与复兴漕运。刘晏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其地位低于今日之财政部长。但他兼任度支使、盐铁使、铸铁使、租庸使和水使转运使，处理政事井井有条，可见其人能力与国家之倚重。在前人基础上，刘晏办盐政，使政府、人民与盐商皆蒙受其利。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已占其半；又据河流不同习性而加强河流交汇处转运仓的建设，使唐代漕运效率得到质的提升。而唐之兴衰，实与漕运之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毕竟鲜有例外，刘晏后来遭嫉妒被罢免，虽法制如旧，后再没有其主政时之气象。中国之人事，换人则事变。古时历代的财经制度，往往利弊相生相伴，或善政无法延续竟至后来成为祸患。钱穆说，历史的演变，往往在一件新兴事物的兴起，历经苦痛之后，始得善策。历史没有捷径，这是钱穆作为史家的眼光。
出处: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