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9-12-15 16:36:20

进入专题: 历史政治学   现代学术传统   梁启超   钱穆  

任锋  

   内容提要:历史政治学作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前沿探索,需要向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类似的智识积累致敬,从其曲折得失中汲取养分。梁启超是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以启蒙为志向的西学引进奠立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基础。作为现代立国者的实践成熟催生了任公中晚期的启蒙反思,对于政治学内在的历史与文明维度加以自觉维系则构成历史政治学的现代源头之一。钱穆极力表彰梁启超的所谓“晚年契悟”,更加系统地依据中国历史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比较政治意味的学术思想概念和论题,形成了基于中国文明自觉的现代政治学论衡。在现代共和语境下发展历史政治学,需要在政治实践与历史传统之间建立有效关联,实现更有创获意义的二次启航。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 现代学术传统 梁启超 钱穆 双重源头

   在政治实践的当前经验与历史传统之间发掘有效关联,无疑是近年来思想界最具紧迫感和挑战性的一大主题。因应于此,我们提出“历史政治学”的学术路径,希望推动并形成更为积极的智识贡献。在笔者看来,历史政治学有待发展明晰而辩证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论探索,有待丰富深厚的具体研究予以支撑。同时,我们也应当了解,这一学术路径并非无源之水,横空出世。正如作为现代性思考的历史社会学将韦伯、马克思、涂尔干视为奠基人,凝视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政治学需要在此处致敬万神殿。除了来自古典文明传统的教诲,在现代学术思想历程中,我们需要辨识先行者的指引,从其中的曲折得失中汲取养分。这与“鉴往知来”的历史政治古训也是相契合的吧!

  

   一、双重源头中的梁任公:“新思想界之陈涉”与“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

  

   笔者曾提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来概括晚近四十年来的学术发展,并建议从“文明传统—时代精神—权力架构”的三维互动中来审视政治学的精神处境。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在再次出发的现代导向下重温移植西学的旧梦,以此凝聚时代精神、塑造权力架构。对于中国文明传统的轻忽或否弃,是其自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精神基调。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的共和语境,是这一启蒙的新底色。

   新文化运动代表的旧启蒙主义,激励并启发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大转型。众所周知,梁启超是这一大转型的中心人物,深刻影响了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梁启超与历史政治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对于这一问题的领会,也蕴含了对于历史政治学这一学术构想的自我理解。

   梁启超作为现代转型中百科全书式的、极具变化气质的思想家、学者,既是旧启蒙主义政治学的关键推手,也可视为历史政治学的现代源头之一。甚而,其个人学思的归宿,毋宁说是将前者逐渐涵化于后者之中。启蒙主义的重要先驱,这一面向可以说为世人熟知。任公这方面的成就,早已融入了后世浩荡夺目的新文化洪流之中。而任公在历史政治学路径上的遗产和启示则低调不显,尽管这一调性更能印证任公本人的晚期心迹。这两个面向,在梁启超这里,既对应着其前期、中期、后期演进(大致以戊戌变法、东渡日本、辛亥革命为界,欧游归来为晚年转向标识)偏重不同,也呈现出他学思形态的某种结构性冲突与含混。

   从现代学科视角来看,梁启超是传统博雅通人型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早期典型人物,以任何一个学科门类将其分割界定都难免遮蔽其学思的全体规模。对于他的学术或思想谱系编排,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当下对于智识生产议程的反思和展望之需。梁启超的史学贡献,无论是其自身认同,还是外界观察,都更易为人承认。而梁启超与政治学的关联,相对较少被探讨。近来,有学者从法学的学科视角,将梁启超视为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这一视角颇具启发,尽管其视野和基调值得商榷。

   从广义的法政学科来看,梁启超自晚清以来综合汇聚西学、东学和中学资源,围绕社会政治变革提出了极为丰富的政法论述,其间也积累形成了十分广袤深厚的学理性学术成就。换言之,他的政法论述,一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实践性格,经世求致用,另一方面也展现出自觉的道问学品质,寻觅坚实可靠的理性根基。自1896年的《变法通议》始,梁启超围绕专制政治、国体政体、国会内阁、法理学发达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政治思想史形成的论理撰述,使他跻身于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列,这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当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历史政治学并不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简单相加,我们的意图也并非寻觅在两个领域分别有撰述的“两栖”达人。梁任公在现代中国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开山地位,只是我们探讨其学思启示的基本条件。关于任公的新史学贡献,学界已周知。这里以政治学为本位来观察之,也符合历史政治学的主旨关怀,即历史维度在政治学中的潜在价值。

   这方面,近年来的一些学术争论颇能折射出问题的核心要义。争论之一是梁启超与政体论的引入问题。王绍光教授反思中国政治学中的政体中心主义(政体决定论),指出梁启超是引介推广西方政体学说的第一人,然而在经历实践反思之后,任公对政体论进行反思,逐渐归向王教授指出的政道思维,强调政治分析关注政体论之外的复杂因素。批评者如程燎原教授则认为政体论始终是梁启超政治学的主要思维路线。另一个争论是梁启超与中国政治专制论的形成。历史学者在反思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论说时大多承认梁启超的关键塑造力,一些人认为任公是被动接受西方政治理论,异议者则认为任公乃是结合中国历史来解决中国问题,并非被动依附西方概念。

   这两个在法政与史学领域分别进行的争论,恰好为我们揭示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多重指向。从政治学成立的学科自觉来看,梁启超如何处理西方政治学资源与中国经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也孕育了历史政治学的最初渊源。可以说,梁启超的处理展现出两个基本面向。

   一个面向是在现代文明驱动力的召唤下依据西方政治学建立学科基础,将此视作普适性真理,以此编排并评价中国经验事实。这个面向从属于梁启超的思想文化启蒙志业。他特别强调现代西方文明在国家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和先进性,呼吁推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政治学的知识门类建构,就是要服务于这一现代性的启蒙规划,担任智识精神意义上新的大立法者。国家、国民、社会、群、政体、国体、国会、责任内阁、政党、专制、立宪、法治等论述,作为中国人完全缺乏经验和了解的新事物被输入移植,需要学习并实践,以此救国救民。传统中国的文明经验、政治历史与西方现代世界代表的人类普遍前途,存在根本不同和遥远距离,梁启超对此反覆明言。

   这样的启蒙工作,也就是梁启超自称的“新思想界之陈涉”,造旧世界的反,重新建立新天地。由此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政治学,必须以西方现代性的政治构造为骨骼和灵魂,中国的文明政治经验多是用作反面例证。国家、政体、立宪是现代政治学理的金科玉律,而中国政治传统被指控为没有国家、不知政体、法治不彰。在晚清民初出现的一些极端论调,如中国无国,中国无史,中国无人,都是这一思维下产生的虚无判断。新史学号召开启现代历史学,不仅仅在于材料和方法之翻新,要义在于理解和评价精神的转换。中国政治的专制论说,在现代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由此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命题。

   另一个面向出于对前者的审慎反思,逐渐转变了对于西方金科玉律的教条化、神圣化信仰,更为客观地审视西方学理的适用性,更为辩证地运用中国经验事实。如果说第一面向表达了初步接触西方现代时刻的粗莽囫囵,缺乏审慎地被动接受,着力凸显了西方现代信条的“经”义,第二面向则走向稳健成熟,趋向于“经”与史参证,历史学意义上要端正尊严。这也给予政治学思考恰当的尺度地位,鼓励理性清明而非盲目信从。

   一个显例是梁启超专制论说的演变。《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年)主要依据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结合中国历史自身特点,对于中国专制政治进行了具体批判。到了清廷立宪阶段,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对于专制概念及其分类原则的适用性则投以质疑。这一篇文献虽有推动立宪、遏制革命的实践意图,在政治学理上却也展示出值得关注的积极转向。它在篇章结构上从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的原理阐释开始,推进到学说、前例、时地分析、形态分析,以政治建议做结。其突出特征是试图突破既有的西方概念和理论,从理论究原和经验实证两个进路提出符合实践情况的论说。前者如释“制”、释“专制”、释“开明专制”、阐述“开明专制”的学说,指出国家立制精神相对于政体形式的根本规定性。后者如对于中外历史上开明专制前例的整理、对于适用开明专制之国家与时代的历史——理论归纳、对于变相之开明专制的分析。在判断上,不再依据专制概念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而是使这一概念更为精致化、相对化、历史化,政体评价的标准也从形式转向实践适当(“毋惟优是求,而惟适是求”)。任公指出中国政治传统有专无制,专制之称有名无实,非严格意义的专制形态,甚或可称为“放任”。开明专制即着眼于公共利益的专断统治,其更符合中国实情,在学说与历史上有丰富例证。儒家属于人民公利本位的开明专制论,法家属于国家公利本位的开明专制论。开明专制是向立宪政治过渡的准备阶段。

   梁任公在《开明专制论》中有一个判断透露其学思转变。他指出18世纪与19世纪的学界趋势不同,前者偏于主观研究,后者群趋客观研究。主观研究认为真理存于吾心,客观研究认为真理存于事物自身。前者重主体意志自由、自然法,后者重视事物的客观结构与历史实践。卢梭民约论即前者典型,付诸实践难以奏效。任公指出,政治学必须首先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实情,不能以外在的理论去割裂现实,“客观的研究何?即历史的研究是也。而言政法学者,皆筑其理论于历史的土台之上,此其所以异于十八世纪也”。政法学理论应该以历史为根基,才会构成与实践真正相关的学术创生点,这正是梁启超政治学从教条接受西方走向良性反思的主要驱动力。

   《先秦政治思想史》提供了另一例证。任公一战后欧游归国,思想更为沉稳周全,对于中西文明政治趋向持平衡量。该著成于1922年,《自序》和“序论”三章中的信息尤为丰富。“自序”回忆自己二十年前开始治中国政治思想,最后由政坛返回学林,“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倘足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对中华文明的评价趋向积极,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在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上相比其他文明擅长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显示其特殊和优势。

   任公指出,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学术繁盛,在政治思想上以世界主义、平民或曰民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三大特色。西方文明,以国家主义为特质,现代世界尤其如此,而中国的政治视野以天下为终极视野,国家仅为群体生活一阶段,因此组织国家的能力相对不足。然而在两千年历史中,“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大一统政治成就了国家天下的日益扩大。在国家主义当阳称尊的现代世界,中国遭受冲击挫折,创巨痛深。然而现代社会如果只是局限于国家主义,杌陧不安之象会更加严峻。如何评价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在任公看来,至少不是简单地以国家主义否定其合理性,而是需要更为开放长远的世界视野。

任公痛陈,国族妒恶并非良善生活品质,阶级斗争也不是“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中国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任公虽然仍称中国为数千年专制政体,却又指出,按诸实际,民本主义是政治大理想大原则,阶级制度相比欧美早已被废弃,一般人民的自由权也远过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人。“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往昔任公所盛赞的国家、平等与自由,在这里都经由价值与事实上的历史比较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历史政治学   现代学术传统   梁启超   钱穆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455.html
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