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钱穆的中国文化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41 次 更新时间:2023-11-08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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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立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人类文化演变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表现为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的特征;在横向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入世情怀与宽厚包容的精神。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对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钱穆先生对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特征的总结与分析

钱穆先生总结了人类文化的三种形态,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他说:“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

在此基础上,钱穆先生分析了各自的文化特征。“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足,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的不足,激发出“战胜与克服欲”,并随之促进“工具”的发展,如草原民族的马,滨海民族的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产生强烈的“对立感”,对自然的天人对立,对人类的敌我对立,因此在哲学心理上必然理论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不同。“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与其哲学思想相适应,三种文化各自有其生活目标。“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

在此社会目标指引下,游牧与商业文化表现为追求富强,农耕文化表现为安足。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富强动进”正相冲突,因此,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纵观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古代,中原民族的最大威胁一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近代以来,所遇到的强敌就是来自西方的商业民族。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然而,1993年夏,亨廷顿提出,现代全球政治应当从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对亨廷顿的观点很多人已提出批评。那么,该如何化解矛盾呢?

按照钱穆先生的讲法,“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人们必然向往和平美好的生活,和平本应成为全人类的追求。以此而言,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和平理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以此而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耕作方式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就说明农耕文化落后了的说法,没有领悟到农耕文化精髓。

以此而言,西方商业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对外侵略与殖民之路,是在“工具”之下的“空间扩展”。但这种商业民族的“空间扩展”如果从历史长时段上来看,终究无法和农耕民族的“时间绵长”来相持。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就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

中国文化何以独得绵延五千年

古代的农耕民族不独在中国,还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地。那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文化绵延而不绝?钱穆先生认为,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古代埃及、巴比伦等皆为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卫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

中国的农耕文化历经几千年之演进,从演进的结果看,每一历史时期,均有新的文化成果呈现出来。中国人的文化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沉淀在内心深处的,是在一定时期、特定时间内不断呈现出来的精神追求。比如,与农耕文化密切关联的二十四节气、各种节日,均有特定的文化符号与标识。过中秋节时,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把无论在哪里的中国人的心连在了一起,节日送去祝福,月饼寄托相思。这就是文化情结。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说:“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

“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

钱穆先生强调,“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解答中国文化问题。近代以来,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遭遇到西方商业文化(进而发展为工业文化)的碾压时,中国人的无力感使他们认识到文化需要革新,并进而产生对农耕文化的批评。从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现代化与传统的对立,均是沿着这种思路推进。每个时代总有其思想引领者,当大多数人一味批评传统文化时,一代学人陈寅恪、钱穆等先生都在反思与探寻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出路。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钱穆先生的文化观正可以给我们带来清醒的认识。

钱穆先生言:“中国今后出路,只要政治有办法,社会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近代时期,西方比中国强大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是外在的物质文明。文明是可以借鉴的,科学技术是可以通用的。钱穆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演员之表出,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相遇,使人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从而不断地向西方发起学习,先是学欧洲,再次是学美国,后来是学苏联。从科学到制度,从器物到教育,无不以西为师。文明可以学,这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否可以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到政治清明和社会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这些却不能专去向外国人学。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不像花瓶里的花,可以随便插进就得。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在近代中国文化普遍面临质疑的时候,钱穆先生既不悲观,也不盲从,而是从本国本民族文化自身的特点、演进的特征出发,以历史的长时段观点,提出农耕文化之于中国发展的根源性基础性的作用。面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器物,钱穆先生以可学可用的开放态度,为中国文化的转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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