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19-11-10 21: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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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

  

   《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

  

   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关键词:专制政治  贤能政治  民主政治  历史意见  时代意见

  

一、引言:中国政治属性之辩


   中国政治“专制论”是现代中国政治学与法学的共同前提预设,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全盘接受西方关于“东方主义”的系统论述及其价值偏见,而且寻求在具体理论和实证层面“自我东方化”。在政治学领域,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民主的,中国政治转型就是接受西方民主的系统规训。在法学领域,中国是人治的,西方是法治的,中国法制转型就是接受西方法治的系统规训[①]。

  

   这种“专制论”深深浸淫于近代中国寻求“富强与自由”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之思想心智之中。比如政治学方面造诣极深的萧公权先生认为中国自秦汉到清末的君道政治下,“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②]。

  

   萧先生不是政客,学贯中西,治学极其严谨,其《政治多元论》[③]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但萧先生西学训练越完备,学术发挥越好,反而对中国自身政治传统之“专制性”指责越严厉,精神隔膜越深刻。

  

   无独有偶,有新儒家之盛名的张君劢先生竟也在晚年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传统政治论提出严厉批判,定论中国古代政治为“专制君主政治”[④]。即便时至今日,受西学影响颇深的中国宪法学者仍然认定中国古代政治的“专制性”而寻求通过“尊严理论”予以重构及创造性转化,实质在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对西方的精致模仿。[⑤]

  

   在近代中国主流学术的“专制论丛林”中,钱穆先生是独特而孤傲的“文化穿越者”,怀抱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从历史、文化、政治与哲学诸方面著书立说,在“去中国化”的狂飙突进时代坚持守护自身传统立场,展现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整合面向。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为中国“国民”存国史,相信中国国民唯有通过严肃的历史学习、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方可成其为“国民”。观乎今日香港之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危机[⑥],恰可印证先生之论高妙。而改革开放年代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东方主义”进一步侵蚀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根基与正当性,也每每引起有识之士的痛心与愤慨。

  

   但钱穆先生并未停留于“过去时”的历史研究,其历史观也从未认为真正的历史属于“过去时”,而是对民国制宪乃至于中国新政治走向有着高度敏感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参与,最有代表性的是1940年代的《政学私言》和1950年代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前者与民国制宪有关,陈述自身对五权宪法与中国宪制框架的基本意见,整体上认为民国宪法应当保留中国传统政治要素及维持政制连续性;后者是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性论和结构论,整体上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出了一种宪制上合理化的权力结构与治理体系,不是所谓的专制政治。

  

   钱穆的政制史研究自我实践着《国史大纲》中阐明的“温情与敬意”的学术伦理,这是一种中国学者学术研究应当持有的最低限度的“信念伦理”。尽管韦伯批评过“信念伦理”的盲信取向而主张一种客观化的“责任伦理”[⑦],但就学者人格而言,“信念”与“责任”不可能断然割裂,“责任”的道德内涵必然触及对整体存在之基本“信念”的认同。

  

   本文拟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出发,阐述其“政制史研究”的方法论与基本结论,呈现其反对“专制政治论”的基本理路,接着聚焦其《政学私言》[⑧]对五权宪法的肯定尤其是对考试权与监察权代表之中国传统政治要素的凸显。在此基础上,笔者将结合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讨论钱穆政制史基本命题的当代处境与发展可能性。

  

二、钱穆政治学的方法论:历史情境主义

  

   如果只看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温情敬意”论,可能感觉不过是一种“历史情怀”。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展现的钱穆政制史研究的方法论却不仅仅是一种情怀,而是一种“历史情境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正是依靠这种科学的方法论,钱穆先生绕开了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的重重意识形态迷障,而能够考察和看清诸多历史真相并将之在理论上结构化和条理化。

  

   所谓“历史情境主义”受启发于英国剑桥学派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斯金纳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家,主张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和还原,呈现出历史辩论的真实而完整的结构,避免政治变迁与当代偏见遮蔽对历史思想的正确理解。据李强教授的访谈及理解,斯金纳关于思想史研究的语境主义方法呈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逻辑步骤:

  

   第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文本所关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是什么。特定社会的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思想家设定了问题,使得某些议题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题。

  

   第二,文本作者在展开论证时诉诸的思想资源是什么。

  

   第三,文本在某种辩论光谱中所占据的位置,即文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做出了何种介入(intervention)。[⑨]

  

   斯金纳的“语境主义”矫正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诸多偏颇,重新发现了中世纪后期的“公民共和主义”及大西洋共和传统。这是“语境”的功劳。而观诸萧公权与张君劢等人对中国古代“专制政治论”的长篇论述,则有着显著的依托西方规范框架和普适价值而“脱语境化”的倾向。

  

   钱穆先生的政制史研究就是为了在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语境”中还原中国政治的本相,还中国政治以公道。钱穆先生并未直接受到剑桥学派的影响,但却与其“语境主义”异曲同工。如果将剑桥学派的“文本”指向“制度文本”而不仅仅是“思想文本”,则可以看出钱穆先生的政制史研究同样具有“语境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优势。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首先阐明了历史研究的“历史意见本位”。他定义了历史研究的两种立场:

  

   历史意见——“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实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所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⑩]当时人们的各种意见就是“制度”的“语境”,以这样的“语境”评价“制度”才可能是客观的。

  

   钱穆先生并非认为“存在”就是“合理”,而是认为任何有意义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对既往“存在”之客观而全面的认知基础上,必须经过“内在的理解”。以“历史意见”为根据,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情境主义”。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考察了五个典型的朝代(汉、唐、宋、明、清),正是遵循了上述的“历史情境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时代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种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能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11]

  

   钱穆先生并未全盘否定“时代意见”,而是认为这种意见中包含“非语境化”的信息不对称和偏见,因而不足以公正评价过往的制度,更难以作为旧制度之当代合理性与连续性的评断根据。

  

   钱穆先生建立的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的类型学并未简单隔断两种意见,而是认为两种意见类型之间存在相通性:

  

   “只有在当时成为时代意见的,所以到后来才能成为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们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通,并不即是一种矛盾与冲突。”[12]

  

   钱穆认为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相通,而且都需要重视。当研究历史时,不能有“时代错误”,不能以时代意见取代历史意见。意见的前后相续,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历史观,与柏克所谓“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及未来的人”共享的文明观相契合。

  

   如果仅凭时代意见而武断否定历史意见,就会造成历史认识错误及传统断裂,就会落入“不断革命”的逻辑怪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政制史考察,就是本于“历史意见”而做的客观还原与阐释。

  

   在“历史情境主义”的具体操作方法上,钱穆先生归纳出了“七步法”:

  

   第一,“制度—人事”互动法。论述制度需要熟悉把握人事。

  

第二,体系解释法。制度解释应注重各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与配合,避免割裂理解。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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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府新论》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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