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学:“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6 次 更新时间:2013-12-29 2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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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  

    

   内容提要: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我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和守法精神,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及其人员的滥权问题,以及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我国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并摈弃使用这一范畴。

   关键词:法律;宗教;西方法律传统;整体性危机;法律信仰

    

   自1991年梁治平将伯尔曼于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的系列演讲并于1974年结集出版的《法律与宗教的相互影响》[1]翻译成中文以来,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遂风靡学界,一时“法律信仰”之命题在我国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与肯定,笔者亦曾接受并为之鼓噪。[2]然而,事过境迁,当笔者重新阅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时,发现所谓的“法律信仰”之意蕴离伯尔曼的初衷与文本意境竟相去甚远,或许我们全都误解了伯尔曼!笔者欲以澄清,不妥处敬请同仁批评正之。

    

   一、西方法律传统的整体性危机与法律宗教之分离

   当西方法律传统在经受了基督教、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等新教以及近代的法国、美国革命和东方俄国革命等800多年之洗礼后的20世纪,西方人以及西方人的整个法律传统,在伯尔曼看来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其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1}(P.38-39)。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伯尔曼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并将其视为比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危机都更加深刻,因为它是“自11世纪后期一直存在至今的整个法律传统的危机”。[3]这一危机表现在法律传统上则是:所有继承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一直根源于某些信仰和假设—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不仅正在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头脑中消失,而且正在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正在从法律本身中消失;法律正在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时,西方国家今天大都受到了对法律玩世不恭态度的威胁,这导致了各阶层人们对法律的蔑视{1}(P.46)。伯尔曼对西方社会法律传统危机的直觉与反映或许有些放大,但他的观察与现实应当说是基本吻合的,因为法律不被遵守以至于避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就像伯尔曼所说的,人们普遍违反税法,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以某种形式规避政府的规章,政府本身从上到下都卷入了非法活动之中{1}(P.46-47)。无独有偶,1998年,一个德国社会学家赖默尔格罗尼迈尔也在大洋西岸尖锐地指出:“当人们的行为有违道德,他们已不再战栗。法学家犯法已不再新鲜,医务人员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滥用人体也不再令人惊讶。当人们面对上帝的惩罚或破坏神圣法则而毫无敬畏时,一切都成为可能。”{2}(P.22-23)

   西方法律传统为何到20世纪出现了伯尔曼所认为的整体性危机?其中的根源是什么?按照伯尔曼的观点,这场危机出现的根源在于西方社会的人们“对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西方本身的信念和对19世纪以来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信心”。伯尔曼将其视为一种“信心危机”{3}(P.194)和一种“精神危机”{3}(P.200),即对西方传统法律的悠久历史丧失了信心,对法律的认同感和目标的失落以及它的历史性的丧失。归根结底,伯尔曼认为,这场整体性危机的出现是“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任的丧失有关”,也就是人们“对于正式的宗教和法律的幻灭”;这种幻灭“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于基本的宗教价值和法律价值的信任,意味着对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超验实体的信仰和委身意识逐渐消失,以及对于带来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的任何一种结构和秩序的信赖和归属感的式微”{3}(P.10)。所以,伯尔曼最终将这场危机的主要征兆归结为社会成员对法律信任的严重丧失与宗教信仰的丧失殆尽{3}(P.9)。至于如何解释西方人对于法律和宗教之信仰的幻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伯尔曼相信,“法律与宗教的截然分离”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人们没有能够正确认识正式的法律和宗教制度以及基本法律价值和宗教价值之间的关联。

   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在所有社会中虽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却彼此相联的社会经验向度,它们既彼此存在着某种张力,又彼此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与渗透: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提出挑战;法律赋予宗教以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精神、方向和法律所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而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为僵死的法条,而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3}(P.12)。伯尔曼进而解释说:在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最发达的社会,都存在对超验价值的共同信仰,存在对一个终极目的的共同信奉和关于神圣事物的共同观念;同样,在所有的社会,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也会有实现社会秩序的结构和程序、有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既定方式和关于正义的共同观念。前者言指宗教,后者言指法律,无论宗教和法律,它们共享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四个要素,人们借此培养和外化法律的情感,而没有人们对法律的情感,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法条;同样,宗教若缺乏了法律的要素,则会退化为私人的狂信{3}(P.40)。申言之,法律与宗教不仅是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而且也是人生不可分离的两个维度:法律使人生活得有秩序、有公正、有尊严,宗教使人生活得有信仰、有意义、有目的,一个人不能没有法律,否则其权利没有保障;同时也没有宗教,否则就失去人生终极意义与目的的精神追求。物质的创造与精神的寄托是人生的重要内涵,它们之间是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整体。所以,伯尔曼指出:

   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他需要对超越其自身的真理的信仰,否则,社会将式微,将衰朽,将永劫不返。同样,人类处处、永远面对着社会冲突,为此,他需要法律制度,否则,社会将解体,将分崩离析。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处于紧张之中,然而,若没有另一方,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将蜕变成狂信。[4]

   而20世纪的西方社会,无论在信心还是在实践上,都将宗教与法律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内在联系割断了,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的私人事务,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实证主义下的工具性法条。因此,当人们不再从法律中获得宗教性的神圣情感与目的归属感时,法律就变成了纯粹的冷冰冰的规则,成了推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工具。格罗尼迈尔认为:“随着对上帝信仰的逐步摧毁,随着至善观念在哲学上的瓦解,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类思维自然前提的道德也走到了尽头。……对意义的向往有朝一日堕落成了关乎自我实现的问题,那时它也就没了指望。”{2}(P2-3)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曾凝聚而成的宗教神圣性与目的性在日益世俗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去魅而消解。伯尔曼认为,西方传统中的法律,“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3}(P.3)。换言之,法律虽是一种规则,但也蕴涵着人的目的与价值,人们之所以信任法律并自愿服从法律,是因为法律之中有着他自己的情感乃至信仰,换言之,法律体现着个人信仰之情感,这与法律就是一种信仰是完全不同的。《尚书》说:“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法律不过就是信仰者之“屋上之乌”。当下人们对法律的蔑视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恰恰意味着法律自身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消失了,从而导致人们不再相信法律了,意味着现存制度结构和程序意义上的法律失却了其神圣性,意味着人们将法律与宗教之间的纽带割断了,或者宗教的隐喻和法律的隐喻之间的联系破裂了。宗教与法律间纽带的无情断裂,是导致社会陷入混乱乃至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该意义上,伯尔曼才断言:作为解决纷争和通过分配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与作为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与献身的宗教,乃是人类经验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它们各自又都是对方的一个方面,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P.69)。所以,既然西方法律传统的整体性危机的根源是宗教与法律的分离,那么如何修补它们之间的裂缝并恢复法律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法律性就是伯尔曼提出的根本问题,为人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二、法律世俗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批判

   笔者认为,伯尔曼的学术贡献在于他通过对西方法律传统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寻找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相互勾联,批判法律的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而找到法律与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共同元素,以此试图唤起公众对法律矢志不移的忠诚和遵从法律的普遍信任。法律世俗主义是近代随着法律宗教性的逐渐祛魅而蕴涵其中的神圣信念与自然法信仰的衰落,尤其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兴起而将法律局限于主权者意志的表达或规则的集合,并视法律为推行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精心制作的工具。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主张法律与道德分离,认为法律是一回事,其道德优劣是另一回事。法律规则主义和概念形式法学喧嚣甚盛,法律不再反映关于终极意义与生活目的的观念,其“任务是有限的、物质化的、非人格的去发挥某种功用,让人们依某种方式行事”{3}(P.15)。而法律的这种世俗性概念,则是与理性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法律的理性主义意味着法律的功利主义,“立法者诉诸民众计算其行为后果、估量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利益以及权衡奖惩的能力”,从而法律人像经济人一样,成为了不关心终极目的而一味任用理智的人;法律制度也像经济制度一样,成为了科层制而独立于整体的目的{3}(P·15)。

伯尔曼对法律世俗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人们服从法律主要不是基于其强制力的制裁,而信任、公正、信实性和归属感较强制力更重要,他指出:“正是在受到信任因此而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法律才是有效率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仰赖警察。”{3}(P.17)他认为:真正能阻止犯罪的还是守法传统,而这种传统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3}(P.18)。实际上是,法律的实现,的确不只是依凭国家的强制力,因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之所以守法,并不是仅仅因为害怕遭受法律的制裁,而是内心认定法律要求做的或禁止做的合乎自己的道德信念,从而自愿守法。因为法律自身蕴涵着某些目的价值,而法律的目的性价值则是与超越理性功利的真理和正义的信仰有密切关联的。法律也不像法律现实主义者所称的那样,只是法官的主观预测或法官的判决,伯尔曼举了阿诺德的例子,当他作为一个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法官只根据他们的偏见作出判决时,一个学生问他本人作为法官时是否也如此审判,他回答说:“这个,在课堂上,我们可以坐而论道,剖析法官的行为,但是一旦你黑袍加身,坐在高高的法庭之上,被人尊称为‘阁下’,你就不得不相信,你是在根据某种客观标准行事”{3}(P.19-20)。可见,法律并非只是一纸判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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