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学:2018年修宪与中国新宪法秩序的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00: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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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  

   【摘要】 2018年修宪对于宪法的指导思想、国体、政体、宪法实施监督机构、党国核心领导体制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重构与整合,在某种意义上说,1982年宪法确立的宪法秩序进入了一个“新宪法秩序”的时代。新宪法秩序对于中国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未来“党政一体”的新政改革提供了宪法基础,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宪法实施之路提供了制度选择,为党和国家确立的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根本法保障,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修宪所建构的中国新宪法秩序的确立,中国宪法学研究将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当然也面临着宪法学研究中国性的新机遇。如何立足于新宪法秩序,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与方法论体系,将是时代向中国宪法学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

   【中文关键词】 宪法修改;新宪法秩序;宪法学研究;影响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改案》修改了宪法部分内容,共11个方面[1],其中涉及宪法序言中的四个自然段(即第7、10、11、12自然段)和宪法正文17个条款(即第1、3、4、24、27、62、63、65、67、70、79、89、100、101、103、104、107条)的修改;同时《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其中的第七节,从而使宪法条文总数从原来的138条扩展为修改后的143条。上述《宪法》部分内容的修改是对1982年宪法及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宪法修改以来所确立的中国宪法秩序构成了重大调整与重构,修宪后重构的宪法秩序,笔者暂且称之为“新宪法秩序”。本文将对这一新宪法秩序,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进行讨论:(1)2018年修宪如何重构了中国宪法秩序?(2)中国新宪法秩序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怎样的深远影响?(3)新宪法秩序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新课题。

  

一、2018年修宪是如何重构中国宪法秩序的?


   何谓宪法秩序?尽管人们关于宪法秩序概念的阐释有所差异,但能够构成一种宪法制度性秩序的要素是制度与原则。按照美国宪法学家马克·图施奈特的观点,宪法秩序概念所表达的是:某个时期会存在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国家重大决策都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得以持续地作出,而且经由原则来指导这些决策。这些制度和原则会产生一种结构,由此让一般的政治主张都置身其中。[2]制度是由规范群构建起来的、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则事实,国家将各领域所取得的经验与实践成果固定化为制度事实,以便加以坚守与保持;原则是指必须实现的、一般是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改善的目标的政策,它体现公平、正义或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并应该得到遵守的准则。[3]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由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与原则,从而形成一国的宪法秩序。2018年修宪在五大方面构成了对宪法秩序的重构: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宪重构了宪法指导思想与指导原则

   自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党中央在修宪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入宪问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事关人们行动的指南、旗帜与方向,因此,只要党的指导思想有所发展,在每次修宪中皆将最新的指导思想载入宪法之中,使之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进而成为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在十五大修改的党章中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重要性在于:“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因此,1999年宪法修改将“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之中,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十六大修改的《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其中,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4年宪法修改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修改的《党章》也将“科学发展观”纳入其中,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十九大修改的《党章》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其中,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和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18年宪法修改将“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并载入宪法序言,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而成为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贡献在于“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5],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集中于党的建设,针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科学发展观注重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针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认识和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国内与国际、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全方位基本问题,根据新时代的新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全方面地作出了明确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因而这一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是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也是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入宪并成为宪法的最新指导思想,无疑重构了中国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它赋予宪法指导思想更具鲜活的生命力。由于宪法指导思想是“宪法的核心与灵魂”,是“宪法实践和宪法解释的基本依据”[6],因此,各国宪法或在文本之中确立宪法指导思想,或在宪法实施中依据指导思想进行宪法解释。我国宪法不同于西方宪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特别重视宪法的指导思想的建构与重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将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执政党长期执政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使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指导思想。我国宪法指导思想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包含着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要素与内容,因此,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遵守宪法所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思想,就是遵守宪法所确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我国宪法最新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对我国宪法指导思想的重构。

   (二)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重构了国体

   1982年宪法确立的我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是“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基于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然而,“工人阶级领导”则主要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仅是领导党,更是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政党的轮流执政,它是长期执政而非短期或周期性执政,最重要的是,这种由共产党领导并长期执政的政治制度,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自我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党的领导已经在宪法序言中作了确认,但没有在宪法条文中加以明确规定,没有在我国国体的表述中明确突出党的领导的宪法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并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7],之所以做出这种政治论断,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决定和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体现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完成。[8]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在表述我国国体时,就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并保障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核心与灵魂的根本法地位。宪法修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条文之中,深化了人们对我国国体的认识,是对我国国体的重构。

   (三)监察委的设立重构了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政体)

按照1982年宪法,我国国家权力体系是由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构成,上述权力分别由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中央决定设立国家监察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一样,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机关,这是在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国家机关,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是对国家权力体系的重大调整与权力重构,因为监察权整合了行政监察权、检察权中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监督权以及党的纪检机关的党内监督权,[9]因此,宪法上所设立的监察机关行使的监察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权或司法权,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法律监督权,而是一种独立的监察权。监察权不是行政权和审判权,比较容易理解,但宪法上的监察权与检察权的性质需要阐明。监察委行使的监察权不同于人民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宪法第134条与136条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的是检察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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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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