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林肯的“自由殿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13-12-23 22: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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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本杰明·P·托马斯撰写的《林肯传》一扫同类主题中桑德堡的琐碎以及林肯合伙人赫恩登书中散发出的宗教气息。在本书中,作者着力于将林肯还原为美国政党政治初期的从业者,并将他塑造为具有“高尚慈悲的情怀、立法者的洞察力和审慎”的律师和政治家。

   几乎所有的林肯传记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动机和立场。事实上,林肯这样的苦出身步入政坛后迅速成长为掌舵国家的总统——这个故事既可以做出成功学的阐释,也可以归结为命运的主宰。不过,在托马斯这里,林肯的政治声誉是以“自证”实现的——这表现为作者大量引用总统本人的书信、演讲稿。而除了些许同时代旁观者的评论外,再无任何二手文献。

   本书的时代背景以南北战争为截点,分为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战前解释林肯如何由一个边疆律师、地方政客成长为总统;而这个缺少行政经验的幸运儿如何在战时的各种力量间折冲樽俎,应对“分裂之家”的危机;战后则集中阐释总统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在民主化的“命定”之路上,政治家、人民可以从总统身上学习什么、实践什么。

   本书带有鲜明的边疆学派思想。贝克尔曾这样论述边疆精神的实质:“边疆不仅指地点,清教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边疆。……那些开创了边疆世界的人……都有着某种重要而卓越的品质。他们首先是有信仰的人。他们相信自己,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还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宇宙,相信一切自有安排。他们拿未来做赌注,他们自立新神,他们总是把世界改变得像自己理想中的那样。他们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性的完善,因此,他们还是平等主义者,是改革家。他们不宽容,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人达到与自己同样的高度。”

   作者将林肯视为边疆精神的产物,从而政治正确地把北方的胜利等同于美国精神中个人主义及政治平等的胜利。“林肯因此吸收了边疆丰富的纯真的力量,但同时又避免犯边疆那些最臭名昭著的毛病,或是学会克服这些毛病。他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并没有受到自负的态度的损害。……他领会到法律的价值,并在一个人们有时滥用法律,只关心眼前和未来而不注意过去历史的地区使自己成为尊重法律和传统的人。”

   林肯的“自由殿堂”正是奠基于对法律的尊重。“它们曾经是自由殿堂的支柱,现在它们烂掉了,那座殿堂也非倒塌不可,除非我们——他们的后代——用从理智这一坚实采石场开采出来的其他支柱来代替。激情曾经帮过我们的忙,但是再也不能帮了,今后它反而会是我们的大敌。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懂感情的理智——必须提供今后支持和保卫我们的全部材料。让那些材料化为普遍的智慧、高尚的道德,特别是化为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吧;……让壮丽的自由大厦把这些作为它的基石吧,就像对那个唯一更伟大的机构所说的那样确切:‘地狱之门不能战胜它’。”

   1817年,当南方政治家卡尔霍恩说:“我们很伟大,正在快速地——我要说是可怕地——发展着!”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毋宁是他依稀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危机的真正来临不是林肯作为北方人入主白宫,而是划分自由州和蓄奴州界限的《密苏里妥协案》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无效的”。这意味着新近成立的几个准州将有可能成为蓄奴州,从而改变密苏里妥协案所形成的政治均势。“坦尼断言,《独立宣言》中声明‘一切人生来平等’,这句话的含义并不包括黑人在内,人们也不承认,黑人在宪法规定下享有任何地位。黑人不是任何州的公民,因而也不是美国的公民。”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坦尼的判词将本就激烈的政治争论激化为宪法危机。他让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确信和平的方式无法推动废奴大业,而温和派则看到了逐步消灭奴隶制的制度性障碍——激进者与温和者的联手正是林肯所依赖的力量。事实上,林肯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力图获得中间派的支持,他明白中间派虽然看上去庸懦,但他们的人数却最多。

   坦尼的判词也指出了总统面临的法律困境:宪法对奴隶制及蓄奴州能否退出联邦的含糊其辞。显然,联邦最高法院也并没有承担起对宪法进行原旨解释的任务。历史的吊诡之处也在这里:总统的“自由殿堂”奠基于对宪法、法律的尊重,以理性取代激情,但既有的宪法和法律却无法阻挡愈演愈烈的“分裂国家危机”。既然《宪法》作为维护联邦统一的武器并不有力,“林肯认为,恰当的途径是恢复《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古老的信念,恢复《密苏里妥协案》。”林肯依靠对国父们意旨的揣测,以谨慎的政治操守恪守《独立宣言》中那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不但弥补了建国时遗留下来的道德缺口,也以被暗杀的命运圣化了《独立宣言》。

   南北战争在塑造“自由殿堂”的意义上,甚至与建国之父们的功绩并驾齐驱。“在整个战争期间,林肯的主要目的是拯救联邦。但是,这是附属于一个远为重要的目标的:因为当从更为宽广的角度观察整个问题时,他看到,世界民主的命运系于联邦的命运。他绝不能允许南方的人民分裂联邦,或抛弃人类自由平等的哲学,而采纳主子种族的错误观点。”政治侏儒们总是将林肯解读为黑奴的解放者,似乎他所有的政治措施均服务于这个现代人的道德正确。没有比这个看法更荒谬的了,因为这意味着将林肯归入激进者的行列。在当时,激进者的政治纲领是将杰斐逊式的民主如推土机般地在全国予以实现,而不在乎是否会导致联邦分裂,这恰恰落入了南方政治家的圈套。

   特纳在《美国边疆论》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南北政治家的根本区别:一个口头的政治家和一个劳动的政治家,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弗吉尼亚州一直以盛产人才而著名,其中有伟大的演说家,卓越的政策方面的形而上学理论家,以及能够将最深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条分缕析的人,但是,当他们在家里的时候,或者从国会回来的时候,有黑奴打扇伺候他们入睡。但是从宾夕法尼亚、纽约、俄亥俄或者西部弗吉尼亚来的一个政治家,他虽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修辞学上都远逊于来自旧弗吉尼亚的政治家,却有这样一个优势,那就是,一回到家,他会脱掉外套,拿起锄头。而这给了他骨头和肌肉,让他保持了他的共和主义原则的纯洁性。

   南方政治家以州权为幌子,致力于维持来源于幽暗的人性及欧洲“文明”的变种——奴隶制。但林肯从始至终都将这场战争归结为“人民与人民的战争”。“他很清楚,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职责,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帮助人民自己去做明智的决定,因此,他经常地向人民指出,一个人对待别人公平与慷慨,到头来总归是会有好报的。在他看来,联邦的事业就是人类在世界上谋求自身的改善。”

   总统身上既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酷和重塑联邦的铁血,也有着托马斯笔下宽厚、自制的一面。他对战争的本质,以及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他对麦克莱伦将军只调兵遣将但并不进攻的所谓“君子战争”的论调忍无可忍。“因为要战胜南方这样一个强大和坚决的敌人,只能靠摧毁它的军队,消耗它的经济资源,以及搞垮它想要取胜的决心。”“林肯将懂得,他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屠夫天性的人,这个人不是从打胜仗的角度而是从摧毁敌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人在必要时,将像李所做的那样,把军事教科书抛在一边,而采取大胆的战术。这个人也必须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或企图的人,这个人必须认识到,民主国家的军队的真正作用,是执行文官政府的各项政策。”

   政党政治的斗争影响到了军官的任命,而是否任命一位总统看好的将军也饱受各方势力的掣肘。纵使总统的“自己人”有时候也会带来无尽的麻烦。戴维·亨特将军甚至僭越职权自行宣布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州的所有奴隶获得自由。但是林肯认为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刻尚未真正来临,况且在此时仍然需要将黑奴定义为战时的财产,才有剥夺和占有的权利——这正是总统的职权。但是考虑到摇摆州的势力影响,林肯不得不谨慎行事。“他从未忘记,民主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因而坚持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就只会使他垮台。他认识到,现代的主根存在于过去之中,如若不顾后果地砍伤了那些主根,哪怕是伤及萎缩了的主根,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托马斯笔下的总统还具有梭伦式的立法者品性,这体现在他解放黑人奴隶的步骤上。“为了使全国人民都能接受他的‘让黑人自我改进’的计划,林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设法引导舆论的时候,他要稳步前进,不能走到舆论前面太远。在初步的《解放宣言》里,林肯并没有提到让黑人当兵的问题。在最后的《解放宣言》里,才提出给予黑人以参战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林肯解放黑奴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参战人数的需要。事实上,北方军队的绝对主力仍然是白人,而发布《解放宣言》的时刻,可以说是胜利的前夜。“国家需要黑人的帮助,而黑人像其他人一样,行动也是有动机促成的。必须给与他们一种激励。‘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做什么事情,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效力呢?如果他们为我们去拼命,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有受到鼓舞的最强烈的动机——乃至允许给与他们以自由。这种许诺已经做出,就必须信守不渝’。”《约伯记》中“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的诘问恐怕早已在林肯的心中回响。

   在林肯这里,美国非但应该成为完整的、统一的联邦,也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应许地”。“在建成国家时,我们一开始就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把这句话读成‘人人生而平等,黑人除外’。要是一无所知党掌权,它会把这句话读成‘人人生而平等,黑人、外籍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宁愿移居到某个不自吹热爱自由的国家,例如,到俄国去,那里专制主义就是十足的专制主义,毫不掺杂卑劣的伪善成分。”

   托马斯十分精明地将总统关于民主化图景的只言片语解读为孜孜以求的终身使命,由此将林肯圣化为民主道路上的献祭者,这暗含着作者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尊崇。“林肯从来没有声称对世界历史有什么研究。但是,从最开始他就意识到美国这场危机的世界意义。在美国的革命的先例的鼓舞下,欧洲就把美国看成是民主的实验场所。在美国革命的先例的鼓舞下,欧洲的各特权阶级,把民主看成是比暴民统治稍好些的东西,因而嘲笑美国的各种政治理论,认为必定要失败。”考虑到本书写作于1952年的时代背景,这种意识形态的苦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我们研究一位伟人,即使不够充分,也总会有所获益。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林肯传》用几乎夸张的修辞阐释林肯为现代民主政治做出的示范,却使谋杀者布斯在行刺成功后呼喊的“暴君的下场就是如此”,显得尤为突兀和不可理喻。或许在古罗马式的民主“英雄”和“暴君”间确有某种亲缘关系,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林肯传记对此都避而不谈。

   (本文作者系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处: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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