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论刑法解释中的利益相关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3-12-12 09: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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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维  

    

   【摘要】刑法解释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利益的影响。刑法解释主体,解释案的请求者,解释对象所代表的不同利益,解释结论具有不同的烙印。刑法解释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构之间的冲突,出现人权保障和法益维护等刑法不同机能的冲突。因而必须确保不同机能的平衡,促进刑法解释过程中的参与民主性。

   【关键词】刑法解释;利益相关性;利益冲突

   权力对刑法解释的影响无所不在。作为权力运用的刑法解释最为重要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刑法解释权不仅仅是一个由于权力的相互分配而形成的体制,解释的权力性质不仅仅表现为自身的权力本性,同时也表现为解释行为在一个权力系统中的相互影响过程。一种法律制度不仅是一套规则,它还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组成它的人中有律师、立法者、法官、警察、公诉人、行政官员、陪审员以及其他帮助建立和执行法律的人。这些人的行动,它们组成的群体,它们所受到的压力,它们所具有影响,影响着一个社会所得到的公正的种类。{1}(P646-647)任何结论的得出都立足于解释者所处的具体语境,但是在解释结论的形成过程中,解释者经常面对的是众多可供选择的方案,而在这些方案中,“试图选择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的人们必须决定在不同的团体和机构之间如何分配权力,划分权限就是选择法律解释方法所作的事”。{2}(P203)因而解释结论的做出可能是对规则所进行的政治的或者政策性的诠释。正如波斯纳所说,运用规则的智慧要求对什么时候规则不够用以及什么时候运用“明文”规则会发生严重错误保持高度敏感。决定运用以及如何运用一条规则都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他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在最困难的案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因素以及有时对社会未来的理解。{3}(P182-189)因此,在解释结论的产出过程中,许多微妙的政策性考虑,其他权力主体的阐释结论都会对刑法解释结论产生影响。本文对刑法解释构成中的利益相关性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此问题提供一种更为深入、更为新颖的理解。

   一、刑法解释与其提起者、解释者的利益相关性

   有关刑法解释提起主体和制作主体的规定说明了在这种机构性的制度下,刑法解释的提起总是可能同提起主体之间的利益相关。从权力机构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无论是提起刑法解释的权力主体还是最终决定解释结论的主体,权力主体总是希望通过权力的运用能够为其带来效益。作为一种规范的制定活动,刑法解释总能够通过制定一定的标准,而为特定的对象例如司法机关明确其权力范围,并且作为国家管理的工具,约束个体的活动,从而达到社会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刑法解释所规定的内容往往同不同主体的权利直接相关,或者就是在它的特定角度为权利和义务划定界限。就法律的利益相关而言,“很清楚,在这里,并且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4}(P893-894)因而法律就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整体意志的体现,而犯罪也因而变成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或者按照18世纪的诗人奥立佛·戈德斯密思断言当时资本主义是“阔佬统治法律,法律折磨穷人”。{5}(P129)刑法解释作为一种规范的制作行为,同样具有这种利益的相关性。

   进一步而言,刑法解释中的这种利益相关性又是因为刑法同社会的广泛相关性。刑法的特点在于,它不是同某一种社会关系有关,而是保护所有社会关系,因而它是受整个社会关系体系的制约,{6}(P97)反过来在整体意义上,刑法在保护所有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就同整个社会相联系,只要特定主体生活在这个社会并且同社会发生交往,他就有可能同刑法发生关系。刑法解释一方面同所保护的各种法益存在相关,另一方面当然又同刑罚的对象即罪犯发生关联。

   在刑法解释中,这种利益相关性又表现为:

   首先,某一主体的刑法解释请求使得其解释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合法形式对统治权力的认可所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秩序和效率,还有司法的公正。{7}(P1)

   在刑事立法解释中同样如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解释请求,同样主要是为了使自己在双方具有分歧的问题上获得权力机关的明确、认可和支持。例如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了司法解释,但是在严打斗争中有的部门反映很强烈,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这些解释影响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力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全面性的解释。{8}(P23)另外,也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将双方不宜或者不能处理的事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例如1998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刑法第313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样的解释在规范的抽象意义上已经足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313条的解释》在这一问题上,原封不动地搬抄了上述结论,只不过增加明确了“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书等所做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而这一结论,就单纯的解释结论的性质而言,完全没有必要依赖立法机关做出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完全有能力、有权力并且也完全愿意做出这样的进一步明确。但是由于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权基本上是一种被动性的配置,在相互制约的司法体制下必须依赖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起诉,同时又由于刑事司法解释权在系统间的分割配置,这一解释对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并没有约束力。而正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对于“裁定”的范围存在分歧,这一解释就无法有效保障人民法院裁判力的权威,即使最高人民法院重复就此问题做出解释,也无济于事,而这对于人民法院的职权无疑是一种巨大打击。当然在所有刑事领域中,在司法机关发生内部分歧的场合,人民法院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即法院的审判权不得不受制于检察权,因为即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某一行为构成犯罪,但是除非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自觉认同或者惯例性地尊重,他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主张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而不予立案、起诉,从而在制度安排上,通过相互监督体制下的案件筛选形式合法地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从来没有为此感到痛苦而坚决要求通过某种途径确认其解释结论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但是这一刑事立法解释却恰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所提出。{9}(P23)显然,就像草案说明对有关行为危害性的排列顺序一样,此类行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出解释要求的根本核心问题和内在动机在于这样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权的行使,因而不得不寻求共同的更高一级的权力主体对这样的分歧进行处理,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这样的判断似乎过于主观并且过低地估计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宣称,但从制度安排以及解释结论本身来看,这又是一个极其合理的逻辑和想像。

   其次,这种利益相关性还可以表现为某一刑法解释的制作使得其能够扩张其权力或者反之使其能够排除在一定责任之外;或者某一个刑法解释能够明确某一项权力或者职责等等,例如2001年11月2日审计署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明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会计人员隐匿或故意销毁会计资料行为是否适用刑法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材料罪,如构成犯罪应由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受理。2002年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认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显然,刑法解释的广泛性这一问题一方面同刑事领域涉及面广因而各机构均有可能向其提出解释请求有关,但也要注意到,不同主体争相要求刑法解释的局面也同这种刑事立法的利益相关性直接相关。由于刑法所具有的强制力量,所以人们很容易形成刑罚的拜物教心理。在法律被置于社会机构基石的地位或者社会变动起因的场合,法律拜物教就会在其中起作用。

   尤其在近年来,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政府服务和职能膨胀促成了对法律没完没了的祈求。而在此过程中,即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也认为“有个别行政机关在立法和立法起草工作中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10}(P136)在刑法领域也是如此,刑罚拜物教的盛行当然同刑法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这一因素相关。因此,相应主体都通过不同途径希望自己所掌控的权力能够得到刑法的最终保护,包括行政机关在内,“都希望在自己主管的领域内规定几条罪,并且罪越重越好”。{8}(P15)例如证监会建议全国人大增加挪用客户资产罪和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罪,{11}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则建议通过修改刑法加大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12},全国总工会则建议修改刑法治理恶性欠薪,诸如此类的立法建议层出不穷,刑事化成为倍受青睐的官方控制方法。{13}(P39)在对刑法第342条进行修正过程中,一些委员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都提出,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造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严重毁坏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五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能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但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林业局提出,修改第三百四十二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地,包括宜林地。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对于非法占用林地,造成林地大量毁坏的行为,应当规定为犯罪(顾昂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刑法第342条、第410条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1年8月27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并没有必要对刑法进行修正,但是林业部门仍然需要这样一个刑法规范对其权力加以强化。

前述所谓的扩大适用既有的刑罚权,主要就是通过刑法解释来实现的。但是在刑罚拜物教影响和推动下的刑事立法和刑法解释,必然是种不健康的状态。利用刑罚权来维持秩序,必然地走向一面促进治安的刑事立法,一面扩大适用既有的刑罚权,同时附带地对国民自由、权利、利益产生了本来不该有的限制。企图多利用刑罚权的政权是虚弱的政权。{14}(P45)撇开这种担忧,还应该看到,通常所认为的刑法扩张解释也部分地同这种利益相关性所带来的刑法功能的单方面强化有关。例如最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呈现出一贯的扩张解释的倾向,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则是犹豫不决的。前者的立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并不一定以其身份而论,特定场合取决于其所从事的是否属于政府公务活动。甚至在《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明确地提出了“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这一范畴,即拟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主体问题的批复》再次坚持了这一拟制观点,认定合同制民警在依法执行公务期间,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但是刑法第93条只规定了拟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可以从具体公务行为方面进行扩张的立法适用。而典型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能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不仅要求其行为属性,而且要求其单位属性,并不存在拟制问题。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导致此类情形过于复杂且情形众多,因而两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司法解释,后者也颁布了《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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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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