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建立一个中国的社会公正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6 次 更新时间:2005-05-30 09: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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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根据一般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民收入总量将在20-30年之内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这个转型过程并不是没有痛苦的。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以国家管制的放松为基本特征的,这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如果学界对过去20年的改革经验有任何共识的话,那就是,人民选择自由的增加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由于几乎所有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导致选择自由的普遍增加,整个社会呈现出人人获利的帕累托改进式的进步。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之后,自由选择空间的扩张已经接近极限,经济增长不再使每个人受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表面化。可以想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趋势将持续下去。因此,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历史证明,文化的中国和地域的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政治的中国却时时中断,分裂的危险总是伴随着所有的王朝。要解决中国政治的统一问题,社会分配的公正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换言之,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罗尔斯, 2000)。政治的目的是调解利益冲突,每个利益集团都会极力利用政治过程达到增加本集团利益分配的目的。但是,这样的竞争不能是无序的,而必须在某个被广泛认同的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否则的话一个国家就会陷入奥尔森所说的"不可治理性",甚或出现动乱和战争。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它的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分配好坏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人们才能进行和平和有序的竞争。因此,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道德体系。道德不可能取代一个关于公正的理论来调和公民的利益冲突。道德只可以用来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作用,而不能用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这首先是因为道德的分散性,在今天的时代,一个人已经很难确定他是否和他的邻居秉持同样的道德观了,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确定我们应该采用谁的道德。其次,道德所能管辖的范围在今天已经大为缩小了,诸如市场和各种公权力(法律、行政等等)这样的正式制度已经取代道德成为管辖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

  

  但是,要使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成为公民的共识,它就必须和道德相一致。罗尔斯(2000)认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是社会中各个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交集。我们无意将社会公正定义为全体公民的道德体系的交集,因为这一交集可能很小,不足以囊括社会公正应该覆盖的领域;但是,一个合意的社会公正理论决不可以和这个交集相矛盾,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共识。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公正是否应该体现善?在罗尔斯那里,自由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公正,是公民在无知之幕背后创建社会契约时的个人理性选择,与道德所体现的善无关。他的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社团主义者的强烈批评。社团主义者(如Sandel, 1998)认为,人们对自由的认知 诸如什么样的自由是应该得到保护的,什么样的自由是不应该得到保护的 不可能先于人们对善的认知,因为决定保护的标准本身就是对善的判断。这个批评无疑是强有力的。我们认同社团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社会公正必须体现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善。事实上,一个关于公正的理论本身就是试图定义一个社会的善,这个善可能源于自然的善,但更包括知识的认知成分。因此,无可否认的是,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带有改造社会的意向。

  

  但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具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国家,社会公正是否是必要的?的确,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为几乎所有的交换行为提供了一个约束机制,法治对这些交换行为以及其它社会关系进行了必要的规范,最后,民主又为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可供公民参与的决策机制,因此,再谈社会公正似乎是没有必要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的确如此,因为市场、法治和民主保证了程序正义,而后者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唯一合理的公正原则。但是,市场的结果未必总是合意的,市场可能产生大量的失业、贫困、甚至饥荒;同时,仅有法治和民主也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不至于陷入动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基本政治认同的社会公正就可以成为市场、法治和民主的重要补充之物。

  

  那么,中国历史上维持政治认同所使用的工具是否都已经失效了呢?封建中国依赖两条线索来维持政治统一。一条线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另一条是以国家官僚体系为基础的皇权统治。两者都不具备现代以平等为基础的公正意识,因此屡屡遭到来自民间的挑战,从而使中国走向分裂。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治底线是靠国家动员所维持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将全体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一个意志上来。在计划经济的初期,这种动员还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它的作用已经消耗殆尽,并被民众利用来进行体制外的反叛(四五运动便是一个例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认同理论。

  

  政治认同是国民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讨论它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它对国家政治统一的作用,而且试图通过对它的界定为国家的运作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框架。"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原则。"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国家是危险的,因为她的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随时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所篡夺。对于中国而言,坚持一定的原则对内和对外都是必须的。就内部而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目标的丧失极有可能导致像东欧和前苏联式的混乱。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恰恰是为转型提供了一个最终目标,以它来规范国家政策和法规才不至于使转型陷入混乱。就外部而言,坚持一定的社会公正原则将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目前的中国外交多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尽管这样做是对的,但我们没有能够将这些利益放在一个统一的公正原则的框架中进行表达,其结果是大大弱化了我们的声音。我们决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日本第二":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却没有独立思想的国家。但是,要避免这个结果,我们就必须创立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人类普遍关怀的公正原则。

  

  本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我们将提出一个包括四个层次的公正理论。第一个层次是关于人身权利的均等分配;第二个层次是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基本物品的均等分配;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其它物品的功利主义分配;第四个层次是国家对于社会和谐的考量。在前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优先于第二层次,第二层次优先于第三层次。第四层次是对前三个层次的补充,管辖前三个层次没有涉及的领域。在这个公正理论中,我们试图将平等和效率进行有效的结合;我们将论证,我们所倡导的平等不仅和效率没有显著的冲突,而且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我们还将论证,我们的公正理论是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自然引申,因此可以被广泛地接受。

  

  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一节讨论公正这一概念的含义,第二节论证市场、民主和法治的不足,第三节对已有的四种公正理论进行评价,第四节提出我们的公正理论,第五节总结全文。

  

  一、公正的含义

  

  公正是容易引起语义歧义的名词。在一个层次上,它代表程序正义。比如,如果我们说一个人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主要是说他的待遇不符合既定的程序标准。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也代表人们对社会分配结果的评价。在这里,公正往往和公平、平等联系在一起。比如,收入分配不公往往指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但是,稍后我们将看到,将公正和平等相等同是对公正的误解,同时,这也与程序正义相冲突,因为,符合程序正义的社会分配极可能是不平等的,但却可能是公正的。最后,公正有时也被人们赋予道德价值。比方说,当我们说一个人办事不公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在道德方面有缺陷。

  

  本文所讨论的公正是非道德的。如果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说,公正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分配所采纳的一套评判标准。首先,公正是政治性的,是社会成员为了构筑一个稳定的社会所认可的最基本的准则。这意味着,关于公正的标准是由社会成员通过某些对话机制所达成的,而不是天赋或由世间的某个人所决定的。公开的讨论以及民主的决策是这些对话机制的重要内容。其次,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分配既包括社会分配的结果,也包括社会分配的过程。我们关心过程,首先是因为过程公正是保障个人自由、法治以及社会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事实上,过程公正在实施层面上就是法治,因为它和法治一样,是由一些被动的禁令所构成,而这些禁令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基本自由,从而使一个有序的社会成为可能。我们关心过程,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分配结果。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依附某个单位或组织,他们的选择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社会分配的结果因此趋于平等。反之,20年的改革极大地扩充了人们的选择空间,由于个人在能力、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地位等方面的不同,社会分配的结果也趋于不平等。第三,既然公正是世俗的政治标准,它就必然是民主讨论和妥协的结果。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无需一个统一的原则的指导。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民主和法治的补充之物时所指出的,这个原则必需体现社会的善。最后,我们说公正是非道德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公正仅仅是评判社会分配的标准,而不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比如,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要求社会分配不以牺牲社会中境遇最差的成员为代价,这是一个社会原则,它不要求每个人在行事时以其为指导。每个人尽可以在其个人理性的指导下行事,无须顾虑他的行为对社会中最差的人的影响。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不要道德,而是说,公正不是道德,它们两者关注不同的领域,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与此相应的是,公正也不是对国家的道德约束。毋宁说,公正是公民的政治合约,而国家只是这个合约的执行者。我们说国家的行为必须体现善,不是要求国家本身是善的,而是要求国家所执行的社会合约是善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结果公正和程序公正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仅有程序正义就足够了,任何对结果的关心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在对中国现实的讨论中,程序正义被认为是达到起点平等的唯一要求(参见秦晖,1998)。但是,由于以下几点理由,我们必须关心社会分配的结果。

  

  首先,所谓起点平等不过是幻想而已。不错,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通过对程序正义的保障,我们可以把每个人摆在相对于程序的平等起跑线之上。但是,如果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制度的抽象形式,而是个人实实在在的福利的话,这样的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在于,每个人在智力、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们利用制度所赋予他们的机会的能力因此会非常不同。比如,中国的高考制度可以看作是最公平的一项人材选拔制度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往往比其它省区低将近一百分,其结果是,同等智力的考生因为住在不同的地方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未来。对于这样的结果,国家的袖手旁观难道可以被称为公正吗?其次,结果的不平等往往会反过来影响起点的平等。比如,在没有社会救助的情况下,一位下岗单身女工的孩子就可能无法完成高中学业,从而失去攀登社会阶梯的机会,由此一来,这一家人就陷入了贫困陷阱之中。因此,从社会动态的角度来看,结果平等是保障起点平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这里所说的结果平等并不等于绝对平等,稍后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三,对结果的关注还因为,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个人负担一定的责任,而一个人要负担责任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力。罗尔斯之所以提出社会分配的差异原则,其意义就在于社会分配的公正 根据差异原则,这要求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不以牺牲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福利为代价 是保证他的自由优先原则所不可或缺的。森进一步明确指出,赋予个人以必要的能力是使他能够负担责任的必要前提(Sen, 1999)。比如,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为了果腹就会去偷盗,一个文盲就无法参与民主的讨论,一个无钱医治的病人就无法为他的家人负责,等等。因此,国家的介入是正当和必要的。个人境遇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因此,我们需要社会对改善个人境遇的承诺(Se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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