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变局时代的大国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45 次 更新时间:2024-04-01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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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2023-2024年,北大国发院与网易财经、抖音一起联合推出了系列深度专访:中国经济新动能。本文根据对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师的专访整理。

如何理解开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华大地徐徐拉开,从1978年至今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有些人一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就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我们的开放要早于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是1972年,不是1978年。

早在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但是我们的小学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一个夜校,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就会来学校学英语。整个社会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还会送小留学生出去留学,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是在那个时代被送出去的。

中国当时打开国门,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中美两国重新走近,源于一个共同的对手:前苏联。当然,中国选择开放,尤其是中美恢复和扩大交往,未必都是源于前苏联的压力,还有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当然这一切并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自然发生,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开放才走上了正轨。从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同频共振。

中国早期的开放始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因为民间不太可能没有政府允许而去独自开放。因此,开放是有序推进的,并非一下子全部放开。

为什么中国的开放比较成功?

研究过发展经济学的人不难发现一个现实——开放本身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有些经济体开放度极高,但开放程度与进步和发达程度并不呈现正比例关系,有不少国家一直很开放却又一直很落后。

开放能够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同时国民要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否则一开放,所有的东西都依赖国外,连优秀的工人都没有,制造的产品没有一样拥有质优价廉的优势,其开放不太可能成功。中国在开放之前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再往前推,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

开放所带来的外来资本、技术、文化等等,只有能够和本国原来的这些要素、基础组合,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因为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开放带来的实际价值会更好。

大国与小国的开放有何不同?

中国的开放不是一下就打开了、什么都可以做,而是有步骤、有管理地开放。

回顾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开放历程和节奏,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开放是一种管理的开放。一开始是欢迎外资,以此为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里做一些实验。在汇率、资本的流动方面,开放一直是逐步推进的过程。1994年,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的并轨,从1978年开始算起,等了16年的时间。至今,我们的资本账户也没有完全开放。

当然,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中国有一个自主权很高的政府,对经济发展也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章法;另一方面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如果中国是一个弹丸小国可能就没有办法逐步开放。很多小国一旦遇到经济困难,需要国际机构或大国的援助,往往就不得不接受援助套餐里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小国必须开放。所以小国往往是被迫开放,而且是一次性开放,因为根本没有分地区、分步骤开放的空间。

一个国家应该在管理开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哪些领域可以先开放、哪些区域有必要先开放、哪些领域要谨慎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考验政府的定力和智慧。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进程?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仅与中国的巨变有关,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也很有关系。

如果把全球化看成一个整体的事物,二战恰恰属于全球化最冷的时期,各个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对抗。二战本身就是要解决这个对抗,之后就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两个阵营的各自成员之间因为二战形成了盟友,加深了合作,也推进了很多全球化技术与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

二战之后,全世界都被裹挟到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脉搏更加同步了,以前各个国家自己做自己的,彼此没有多少相似和相通之处。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就朝着所谓的一体化方向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开放、印度开放、前苏联解体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这20年间的全球化是一个超级全球化。

当全球化到达最顶点的时候,也是大家需要反思的时候。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只不过有很多机缘巧合,所以没有去推动。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在全球化达到最高峰时写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一体化了,历史要终结了。

过去这十多年,整个世界开始收缩了,这可能也是历史的脉动之一。我不想用“逆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打个比方,这种现象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天、夏天、秋天,现在可能来到了冬天。农作的时候,冬天大家要处理一些日常工作,计划一下明年该干什么。冬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春天就要到来了,所以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反思全球化。

欧洲和美国主要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再工业化;二是移民问题。相对而言,可能移民问题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以为再工业化是由美国造成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引起的,但是若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去看,恐怕再工业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像奥巴马提出过“Buy America”(“购买美国货”),也是想再工业化,只不过奥巴马没有拿出措施来。现在这一刺激,世界各国都拿出措施来了。

在移民问题上,欧美都在反思、收缩,不允许太多移民。德国明确说要赶走一批人。美国的特朗普时代就开始修建边境墙,后来拜登政府仍然启动了修墙工程,因为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确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冲击。

从全世界范围看,我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这个变局,从1945年开始,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百年。世界是轮回的,不可能直线前进,当然也不是简单重复。世界在二战之后经历了春天、火热的夏天,然后进入秋天,现在到了冬天。弗朗西斯·福山可能自己都会觉得自己错了,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醒目的爆发点,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冲突,全世界好像突然都醒悟了,这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大家都开始想要做一些调整,中国也在做调整。新时代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调整、调整,再调整。

如何理解全球经济版图的深层演变?

当下,在全球的经济版图演变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崛起。以前美苏两个阵营是一种态势,后来中国崛起了,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大,虽然我们经济体量不是最大的,但制造业是最大的,这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尤其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与此前美苏关系的根本不同,也是当今的世界经济版图与美苏争霸时期的根本不同。

当然,中国制造业太强大会带来不平衡。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30%,但中国GDP只占世界的17%。这个差距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自己无法完全消化,必须向全世界输出。美国GDP占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多,但制造业只占到世界的18%左右,所以美国肯定要吸纳来自美国本土以外的制造业产品。

不只是美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上的比重都是下降的,所以会产生不平衡。打个比方,它们一觉醒来之后,突然发现怎么绝大多数东西都在一个国家生产了?我们要意识到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看世界,跟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看,两者不一样,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样下去可不行,也许有不小的风险,不能太过于依赖一个国家,所以要调整。

但这样的趋势又很难扭转。发达国家想再工业化,时间恐怕永远过去了。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不会再愿意回到工厂,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它们的再工业化会遇到很大阻力。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刚上台时去威斯康星州投资建厂,表示要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已经基本上没有万人工厂。事实表明,富士康当时信心满满地建的厂现在却成了烂尾工程。

现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过程也非常坎坷,最后怎么运营还是一个大难题。台积电可能要不断地从台湾运技术人员去,但这不可持续,涉及家庭等很多问题。美国的年轻人不愿意也不会去工厂里头守着机器,这对于美国年轻人来说不可忍受,他们要是有能力去做台积电要求的工作,就一定会选择去硅谷、华尔街,或者医药三角(北卡罗莱纳三角研究园,是全美国第三大生物科技集中地)。

所以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世界的制造业在向东亚转,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东亚的份额越来越大,不仅是中国,还包括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此外还有东南亚。

下一步,中国的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对于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了大量的汽车,其他国家突然发现路上跑的全是日本车。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发现路上跑的全是中国车,他们就会感觉这样是有隐患的。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从纯理性的角度,按照经济学理论,全世界就应该分工;按照国际分工秩序来说,中国就应该这样,因为中国是后起之秀,一开始有成本优势,现在技术和产品质量都提升上来了。当然,这只是理性的看法。但没有多少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完全理性,大家都是有情感的,一旦带入情感,就很难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制造业占世界那么高的比例。

上一轮的全球化也包括了世界版图的重新划分。比如苏联解体后,十几个国家独立,这是件非常大的事,可以看作是世界的一次重新建构,相对自由化的力量得到加强。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这样,所以从2008年开始,一些国家有了新的想法。中美之间的情况也是这个道理。

如何理解中美关系?

中国兴起之后,对美国会形成挑战。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个挑战。虽然这种看法未必是理性的,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决策,很难做到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和经济是相关的,不可能出现地缘政治方面紧张、经济方面却非常热闹的局面,必然伴随着调整。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rapprochement(“破冰”,友善关系的建立),此后两国通过进一步接触,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后面又进入了二十多年的“理性交往期”。

在“理性交往期”这段时间,美国认为只要继续和中国接触,中国就会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是到了2010年之后,美国突然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非但没有变成他们的朋友,而且似乎变成了对手,甚至敌人。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到特朗普时代变得更加明显。

2010年左右,这个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曼谷的东亚峰会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此时,入主白宫不久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亚太政策重新定调,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希拉里扮演着关键角色。

总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还比较温和一些,后来到了特朗普时代就明确下来,要与中国竞争。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一下子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未来二三十年都不太可能改变。两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会面临竞争关系,包括经济、地缘政治,等等。

但我认为,只要中国主动去管理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就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还会是有利的竞争,因为竞争可以逼着中国去做一些尚未涉足的重要领域,比如高端芯片。一旦我们做起来了,反倒有可能让美国失去很多机会。当然,只有中国对两国关系的主动管理还不够,也需要美国保持适度的理性。

如今中国经济的势头已起,不可阻挡,美国要跟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竞争很可能会力不从心。美国产业空心化太严重,相当于一个空的东西与中国实的东西在竞争。显然,美国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美国逼着盟国选边站,盟国未必会跟着它。事实上盟国告诉美国,它们在经济上不想选边,这也迫使美国理性下来。最近这一年来的中美关系,就走向了相对理性交往的时期。

如何校正中美关系?

怎样能够让中美关系朝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去发展呢?

首先,两个国家都应该在理性交往的基础上想象未来。尽管大家不可能完全抛弃情感,但是回归理性才能使两国关系稳定下来,否则大家都带着情绪,就不可能稳定下来,互相指责就是吵架。

其次,要建立新的规则。美国认为WTO让自己吃亏了,要重谈。其实这就让中国有了一个制定下一轮规则的机会。在多边机构里,中国要发挥作用难度非常大。现在美国送上一个机会,是双边的,美国必须先跟中国谈。中国就应该积极把握这个机会,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打个比方,夏天的规则不再适用,但我们可以去参与制定冬天的规则。

接下来要从具体事务着手去推动中美之间的融合,不能只讲大道理。2023年1月,我们去美国时拜访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老先生。他说,我跟你们中国人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你们中国人爱讲大道理,而我们美国人是从具体的事务着手,这里就不合拍。我听完之后觉得老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能老去讲大道理,讲大道理就变成了争论。

从具体事务着手,中国能做些什么?比如美国现在要再工业化,其中一个计划是发展新能源产业,而新能源产业恰恰是中国的优势,那么,我们能不能推进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到美国设厂、投资?我觉得此事可为。2023年,美国加州州长访问了中国,我相信如果他能吸引我们的企业去加州投资新能源会很高兴。

在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战略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我甚至也不期待它会取消那些关税。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比如它征收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绕道出口。比如我们的很多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其实还在出口美国。若把这些算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未必下降。

世界分工是有道理的,背后必然有经济逻辑,美国要想跟中国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在技术领域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认为这也不可能,因为要建两个平行体系就意味着要有两套标准。

美国曾试图做个5G联盟,结果宣布后很久也什么都没做出来,因为5G技术离不开华为、中兴。若没有华为和中兴贡献的诸多标准,美国做不成。所以,我不认为会出现两个平行体系,但我们也不能期待美国把那些出口管制取消、把关税取消,这也不太现实。

如何修炼大国姿态?

中国要学会做大国,从过去的人口大国、经济小国,到现在的人口大国兼经济大国,有三点是必须修炼的。

第一,要有全球眼光。全球眼光是中国要想象着自己在为整个世界负责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参与制定规则特别重要。

第二,对待西方一定要有平视的态度。平视意味着既不要总是抱怨和指责对方,也不俯视和抨击对方,而是对等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学会去理解对方。比如,美国说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吃亏了,中国不能总是反问这怎么可能,甚至严厉指责美国在说谎。我们完全可以大度地说:我理解你,全球化确实给美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收入分配、移民等问题。如果这样说,是不是就站在了更高的道德高地?是不是会让人家更舒服?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一定要学会理解不同的国家。

第三,既做好内政,又做好外交。我们以前说外交和内外有别,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内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大国尤其如此。美国的内政就是外交,因为其内政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同样,美国的外交对自己人也有巨大的影响。中国要做一个世界大国也必须学会这一点,内政和外交不可能分开。

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大国,必须学会站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中国的战略选择很重要,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因为这是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还有些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加强和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合作,因为最主要的资本和技术掌握在他们手中。我认为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尽管跟美国有竞争关系,但仍然可以共同做一些事情;和欧洲有很多地方实质上是可以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有广阔的空间,现在看来,中国的企业走到哪里,都可以把我们的软实力带到哪里。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越来越习惯于说中文。经济影响力所到之处,文化必然会跟上。

编外:人生分享

关于人生与成长,回首来时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有两本。

其中一本书名叫《六人》,这本书是一位德国人写的,有中译本。《六人》是讲西方戏剧小说里头的六个主人公不同的生活,其中包括唐·吉诃德、唐·璜这两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这本书介绍的其实就是六种人生态度。

提起唐·吉诃德,我想起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9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我说:“如果同学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就做个唐·吉诃德吧!没错,唐·吉诃德显得鲁莽、笨拙,总是被人嘲笑。但是,他乐观,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他坚韧,像勇士一样勇往直前;他敢于和大风车交锋,哪怕下场是头破血流!”我讲这些,是因为看到一些年轻人萎靡不振、安于现状,所以鼓励他们迈出校门之后,要勇于去做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者,做一个推动中国进步的人。这次毕业典礼的演讲,是我收到的反馈最多的一次。有些毕业生告诉我,他们读完之后热泪盈眶。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击中了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渴望。

另外一本书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让我脑洞大开,并促使我又去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政治史方面的书籍,改变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

我对中国未来最担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孩子变得不会思考。教育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检讨,教育不是规训。教育如果出了大问题,就必须改。我听说有些小学为了应付所谓的小升初考试,一个月才上一次体育课,这是错误的做法。

我很少和学生去谈他们的人生,要谈也是结合他们的学术来谈。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一定要把职业作为志业来做。职业是讨生活的手段,而志业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投入其中,乐在其中,你要让你做的这些事情成为你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这样才会做得带劲儿。否则就会觉得这个职业是一个负担,而不是自主要求的。

我讲的这些人生,都包含着我对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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