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公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5 次 更新时间:2014-10-23 2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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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社会公正是人类群体的内在需要,是其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社会公正的状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世界范围内以及各国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社会公正方面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紧迫任务,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社会公正 经济全球化 和谐社会

   一、社会公正是任何一种人类群体的内在需要

   社会公正是国家社会职能的基本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职能行使状况的重要指标。用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正义是社会结构的第一要义,如同真理对于思想体系一样。"因此,"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1](pp.3、4)

   然而,对于社会公正的内涵,不同的思想传统却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新自由主义只认可"起点的公正",即坚持社会公正仅仅意味着不因为任何外在的理由剥夺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的任何一种法律权利,并且认为这是唯一能够、同时也是唯一必须由国家予以保证的社会公正,超出这一限度的国家行为反而会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因此,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社会公正的含义在社会经济层面就只意味着在法律上保障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市场,至于市场机制最终所导致的社会结果无论如何都是公正的。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相信,只要起点公正则结果自然公正。如果严格按照这样一种理解,那么国家基本上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逻辑依据行使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职能。

   另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比如上面提到的罗尔斯则提出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相当不同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强调:"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最广泛的自由;对于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按如下的方式加以安排,使其(1),可以期望对所有人有利;以及(2),只与对所有人公开的地位和职位相关。"[1](p.53) 罗尔斯并且强调,第二项第二个小项必须优先于第一个小项。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公正原则相反,罗尔斯强调的实际上是结果的公正,也就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治安排是否公正,必须根据其对人们实际的社会地位及社会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要保证任何一种被允许存在的社会差别最终都能导致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增进,国家将会被赋予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而市场行为也会在诸多方面受到干预或者限制。

   当然,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是一回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持有的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又是一回事。在19世纪末之后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既保证起点平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结果平等的社会正义标准实际上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的认可,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原则,并且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在西方,它是把"文明的资本主义"与"野蛮的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基本特征。维护和发展这种社会政治观念,是世界上众多政治力量为之奋斗的基本目标,它根本不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利益或者某种学说的鼓动而被社会所放弃。那么这种正义原则的逻辑依据何在呢?

   第一,由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个体都是在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生存与活动的,所以只谈论单纯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换言之,如果不考虑不同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条件,无差别地赋予他们法律上的平等的话,那么这种平等马上就会被实际生活中的各种不平等所代替。

   第二,从根本上看,所有的经济行为同时都是政治行为。比如,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能缺少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而对什么样的物质对象能够成为私有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个体的人可以被当作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即奴隶而得到产权法的保护,所以美国要通过一场战争来改变这种政治法律制度。非洲丛林中与当地居民一同自然生长的某种生物资源,由于它们的基因被某个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所解读,结果根据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当地居民反而不能自由地利用这种资源为他们的生活谋取福利。这种近乎荒唐的逻辑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体系中才会存在。

   正是由于经济与政治和社会过程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也都会产生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果。如同美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所说,"实际上,因为贸易几乎总是会带来特定的再分配效应(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以及不同的个人之间),所以任何捍卫自由贸易的主张都不可能不面临导致这类后果的实践的公正性与合法性问题。同样,当贸易所导致的变化冲击了(甚至腐蚀了)原有的国内社会秩序的时候,人们也不必指望它会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2](p.324)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基于一种特殊的价值法则或者说"效用"法则建立起来的。这种法则根据人类行为能够带来的、可以以货币为单位加以衡量的利益为它们赋予价值或者效用,然后再根据表面上的平等原则实现这些价值或效用之间的交换,使财富集中到某些行为者手中,并且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利用这些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很可能这种价值法则或者效用法则比较有利于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但它们并不能真正体现各种行为本身的社会价值。一位农民生产粮食养活了另一位制造电脑芯片的工程师,很难说后者的行为具有比前者更高的社会价值,但它们的市场价值却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即使为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或者说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能够有所发展,一个社会不得不全面引入市场法则,但如果考虑到基本的社会公正,也就是说不仅使每一个人行为的市场价值,同时也使其社会价值得到相应承认的话,那么第二次的分配,则根据社会原则进行的分配就成为任何一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正如基尔斯所说:"无论是市场还是资本的逻辑都从来不会自动地创造出平等和社会公正。要创造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必定需要人类有意识的和有目标的、以人道的道德义务为基础的行动。财富和繁荣是由社会决定的创造物,它只有通过对资源和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才能获得。人类进步的标准是对社会正义的实现与对贫困和剥削的消除,而非不受约束的私人财富的积累或者权力的赤裸裸的行使。"[3](p.10)

   就此而言,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与其他社会成员产生联系,那么社会公正就必须成为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公正原则也并非出自实际利益的算计,人们并不是因为惧怕社会冲突才需要社会公正。当然从结果来看,一个严重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的社会必定会导致大量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所有人都遭受利益的损失。

   二、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公正的冲击

   公正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的内在要求,也是该群体能够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国家多多少少正在从各种社会职能领域(包括社会公正领域)后退。不少人因此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目标已经受到挑战,并且在根本上被国家经济行为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埋葬"。[4](p.22) 或者如美国政治学家波特所说,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已不再是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在激烈的全球竞争过程中,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竞争者,如何才能保护好它的货币与股票市场的问题。[5](pp.354-372)

   国家从社会职能领域的撤退意味着市场关系向社会的全面渗透,而这种渗透产生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的急剧扩大。具体地看,全球化带来了两个层面上的贫富分化:一是穷国与富国的分化,二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化。这就意味着,有许多国家,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少人或者不少地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

   全球化之所以加剧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贸易结构的变化、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等却是其主要原因。

   首先是贸易结构的变化。20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行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相比,前者的比重大大上升。这种贸易结构对于主要依靠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不断下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项统计,世界上48个最贫困的国家因为出口减少和粮食进口增加,每年要损失3亿至6亿美元。[6](p.126)

   其次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以及各种渗透了新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协定与国际机制从总体上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管制能力,减少了它们可能的收入来源;在国内层面,由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许多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以实行所谓的"结构调整",但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通常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

   最后是金融危机的影响。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整个拉美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倒退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发生在东亚的金融危机则不仅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受打击,而且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的一个恶劣结果,是少数国际金融巨头卷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大笔财富,因此客观上导致了财富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

   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现象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加以形容。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① 称,尽管30年来15个国家取得了经济增长,但在100个国家中有16亿人的生活状态比10年前更为恶化。根据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在之前的10年间,世界上最贫困国家(50个,全部在非洲)经济状态仍然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比如说,在1990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坦赞尼亚的38倍,到2005年已经扩大到61倍。[7] 从另一个角度看,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为23万亿美元,其中18万亿属于工业化国家,仅5万亿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将近80%。[8] 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关注,那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国生产了全球高技术产品的90.5%,[9](P.265) 而在非洲,直接投资在1994-1995年间就下降了27%,实际投资总额仅为21亿美元,即世界投资总数的3%。[10](p.14) 这说明,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已经最终影响到了经济全球化中失败的一方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中贫富分化的另一方面是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巨额财富越来越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多的人则陷入了贫困的深渊。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1998年之前的4年中,世界上200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增加了1倍多,超过了1万亿美元,而其中前3名的资产已经超过了所有欠发达国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11]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恰恰是倡导新自由主义最积极的美国。据统计,美国5%最富裕人口和5%最贫困人口的家庭收入差距,在1947-1973年之间已经有所减少,但在1973-1996年之间却又增加了50%以上。[12](p.3) 在1991年,美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0%已经拥有全国总资产的8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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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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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沪)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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