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赵丽鹏:社区整体地位分化与社会主要矛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18-08-09 0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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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赵丽鹏  

   内容提要:通过对某大城市两个相邻社区的实证研究,从社区居民客观社会地位、主观社会地位、社区物质空间以及社区服务满意度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发现了其中商品房社区整体地位上升而“后单位制社区”整体地位下降现象,形成的原因包括住房市场化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以及单位制社区向“后单位制社区”的转变等体制机制因素。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发展的不平衡,涉及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等核心问题,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典型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的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的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供需矛盾的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关键词:社区整体地位分化/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社会主要矛盾/overall community status differentiation/social fairness/social justice/major social conflicts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城市社会学;赵丽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标题注释:本文为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社会治理创新”(2015THZWYX02),清华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创新社会科学实践基地”的部分成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家庭的自有住房率近90%,其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商品房和房改房,分别为30%和28%[1](P23)。这说明商品房社区和传统单位制小区是城市社区的最重要类型,在城市社区中有很强的代表性。

   本研究在某大城市选择了两个相互邻近的商品房小区和传统单位制(房改房)小区为案例,探讨其整体地位分化的过程,分析城市走向区隔社会后造成的新问题,以寻求探索缓解社区分化的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类社区的问题,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基层的典型反映,揭示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逐步予以解决。

  

一、两社区整体地位比较


   本文将传统单位制小区称为A社区,将商品房小区称为B社区。笔者在2015-2017年期间,组织清华大学师生,对这两个社区进行了多次调研。本文依据于这段时间的多次调研,两个社区的数据主要是来自其中一次问卷调查,该调查完成有效问卷632份(其中A社区315份、B社区317份)。样本选择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具体运作是在居委会帮助下社区内按楼门号随机选择住户,访问员入户访谈后列有户内抽样数表,整个调查过程严格规范。

   A社区原属国有企业职工和家属居住小区,是典型的单位制社区,在世纪之交进行了房改,根据劳动者工龄等因素将房屋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职工,目前住房产权已经归属于职工。根据产权性质,学界通常将这类社区称为“后单位制社区”。A社区共有各类楼房40栋,大部分为6层,最早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最晚竣工于1998年,所有楼房均无电梯。目前有3275户居民,常住人口约9600人,居民多为原国营厂职工,他们收入较低,老人居多。房改以后虽然居民拥有了住房,但目前除极少数后来购买二手房的居民外,绝大部分居民都拒交物业费,该小区虽然也有物业公司,但因资金缺乏,物业服务的各个方面也不到位。小区是开放的,没有门卫,可以随便出入,小区内物质环境较差,直观地就可以看出是一个走下坡路的社区。

   B社区属于新兴商品房社区,是市场机制的产物。B社区所占土地原属A社区的国有企业。约15年前该国有企业经营不景气,将土地卖给了开发商,后来开发出了B社区的商品房。本次所调研的B社区仅为其中一部分(一期、二期开发的楼盘),共2086户、4117人。房屋是10-20层的高层,房间通风采光条件、整体物质环境和绿化环境都很好,小区内有各种活动设施和设计精美的景观。社区施行全封闭管理,每个出入口都有门卫保安,没有门卡不能进社区,更不能进入楼宇。B社区建有地下停车库,院内地面没有汽车。社区组织建构齐全,居委会、物业和业委会相互协作管理社区,直观地看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区。与A社区相比,B社区可以称得上是富人小区,两者的反差非常明显,非常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不同社区整体地位上升和社区整体地位下降背后隐含的社会公平问题。

   社区是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同时社区又是一种地理空间,是一种可以直观感受到的物质空间环境。笔者以为,对比社区整体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对比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对比社区的物质空间环境及其管理。关于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本次调研既测量了客观地位也测量了主观地位。关于社区物质空间环境,本次调研既测量了环境设施等,也测量了社区服务情况。

   (一)两社区居民客观社会地位比较

   所谓客观社会地位主要是指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等,这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居民原属单位类别和住房面积等也可作为参考(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到,两个社区居民的教育程度有很大差异,比较大专、本科及以上教育分组,B社区比例高达75.40%,是A社区的2.42倍。从家庭年收入上看,显然高收入家庭在B社区比例较高,而低收入家庭则在A社区聚集得比较多。在入户访谈中,笔者发现,B社区一部分居民年收入达到50万甚至百万元以上,而A社区近三成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少部分居民仅以每月领取700元城市低保金为生。两个社区居民的职业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B社区多为职业地位较高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而A社区普通工人占比较高。

   (二)两社区居民主观社会地位比较

   主观社会地位是指居民自己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这也是社会分层中常用的指标。本次问卷使用的是“生活梯”测量方法,即画一个十级梯次,在每一级列上数字,从1到10,1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让被访者回答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根据以往调查经验,我国居民自我评价的分值往往偏低,本次也不例外,但是,两个社区之间居民差异的比较还是有确定意义的。本次问卷设计了被访者对自己2005年、2015年和2020年社会地位进行评价的均值,结果如下(参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到,两个社区居民自我评价社会地位的分值都不高,但商品房B社区仍然明显高于传统A社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是一种社会事实,它反映了被访者和普通社会成员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也反映了被访者与身边其他人社会地位的对比。数据也反映出,两个社区居民都表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处于上升状态。这与以往调查是近似的,即我国居民大多对未来充满美好期望,认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社会进步。

   (三)两社区的物质空间环境比较

   社区的物质空间环境可以使人获得最为直观的感受。从表3我们看到,A社区户均住房面积56平方米,而B社区的为前者的2倍;A社区是老旧楼房,没有电梯,B社区则是那种高大华丽的楼房。实地观察还可以看到,A社区到处是光秃秃的土地,尘土飞扬,B社区则绿草茵茵,绿树成荫,亭台楼阁,景观优雅高档;B社区是封闭式小区,门口有保安守卫,有两道门禁,即使进入社区或楼栋,没有电子门卡电梯也不会开动,A社区则是开放的,人员随便出入。当地政府也曾经出钱为老旧楼房安装了门禁,但是,由于管理不善,门禁锁形同虚设。

   关于社区环境,直观上看,B社区属于封闭式小区,建筑比较新颖,要好于房屋比较破败、管理混杂的A社区。进一步细化指标,我们选取房屋户均住房面积、评价五个方面进行比较。

   (四)两社区服务满意度对比

   社区服务水平到底怎样,需要居民来评价。此次问卷设计了一些社区服务问题,包括物业服务满意度、社区绿化环境评价、社区健康娱乐设施满意度、社区安全感等,让居民评价(参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到,B社区72.9%的人对物业服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A社区仅有15.2%的居民对物业服务表示满意,两个社区老百姓在评价社区服务其他方面满意度的反差是很明显的。在调查中还发现,B社区绝大多数居民能按时缴纳物业费,所以服务与收费良性循环。A社区则由于从单位制小区演化而来,居民习惯了不缴物业费,目前都拒绝缴费,甚至低廉的垃圾费(每户每月3元),也仅有23.7%的住户按时缴纳。没有物业费的支撑,也就无法聘用相应社区物业服务人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关于社区安全感,问卷的问题是“晚上12点以后,在小区附近独自步行是否安全”。B社区有七成居民表示比较安全,这跟该社区有一支24小时巡逻的保安队伍有关,A社区仅48.7%的居民给予肯定回答。在访谈中,A社区不少居民提到小区有丢自行车和电动车问题,由于门禁形同虚设,再加上几乎没有巡逻人员,人们对安全情况比较担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通过以上客观社会地位、主观社会地位、社区物质空间环境、社区服务满意度的对比,两个社区整体地位存在巨大差异显而易见。又由于两个社区仅一街之隔,历史上,这里没有B社区,土地曾经完全是A社区的国有企业所有,如今两者之间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差,原国有单位社区衰落,就更使人感慨社会之巨变。

  

二、社区整体地位变迁是怎样发生的?


   A社区和B社区整体地位的巨大差异,反映了商品房社区和原单位制社区居民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反差。那么为何在城市发展中会存在社区间如此重大的利益反差呢?下面试从两个社区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分析。

   (一)单位制阶段:1949-1978年

学界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已有众多研究。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单位制度”或“单位组织”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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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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