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避免颠覆性错误的宪政新路

——答汪亭友系列之五(回应反宪派系列之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0 次 更新时间:2013-10-27 13: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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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2013年的“宪政之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所遭遇到的非同寻常的思想事件,它究竟会不会由此开启一个思想解放性的依靠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改革开放时代?抑或会不会由此犯下常识颠覆性错误而滑向依靠统治技术强化、思想控制强化、制度自闭(或“制度内卷化”)倾向强化来钢性维稳的灾难性的历史深渊?对这些令人纠结困惑的问题,现在还难以做出令各方信服的结论。基于历史经验、某些积极迹象与良好愿望,我个人对改革开放前景仍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相信执政党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最终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在执政党每一次突破性的进步历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与利益的博弈,并在破除“左”的框框、排除右的干扰、突破利益藩篱巨大阻力的过程中日趋成熟起来。中央领导人应当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驾驭复杂局势,使改革得以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历史的三峡”,“柳暗花明又一村”。执政党中央对于习近平年初在广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的讲话精神的最新传达(时隔数月后在党内特别传达,时机点耐人寻味),《人民日报》国庆社论关于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最新倡导,以及关于即将召开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题的最新信息,都给了我们以锐意创新、奋勇改革精神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的底气与信心。但改革所遭遇的杂音和阻力如此之大,反改革者也即反宪派的伪装之拙劣、逻辑之混乱、观点之荒谬、气场之强悍、背景之复杂如此空前,就不能不让我们倍加警惕和深感忧虑。

   丢弃“宪政高地”就是失去社会主义的未来

   反宪派(也即全盘反宪政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对“西化宪政派”(更准确地应称之为自由主义宪政派)仅是其借口,虚晃一枪地主要目的或许就在于想致社会主义宪政派以死地、致改革派于困境,所以,他们才编造出社宪派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与“西化宪政派”没有实质区别的弥天谎言,宣布“主张宪政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公开散布“社会主义宪政派”更危险、更具有迷惑性的攻击性言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反宪派集中表达了一部分垄断既得利益者处心积虑的政治诉求:收缩防线、阉割改革、维持现状!

   旁观者洞若观火:某些人的目的若单纯只是不赞同照搬西方国家宪政制度,那么只需要强调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道路”就足矣,就如同我们不赞同照搬西方国家民主模式而坚持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理一样,根本用不着讳疾忌医地由于忌惮“西方民主”就整个封杀“民主”这个词,由于忌惮“西方宪政”就整个封杀“宪政”这个词,把自己置于连慈禧都不如的境地。不少学者都认为,即便站在官方有意明确宣示“不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立场来看,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公开肯定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及其理念,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宣示了“不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立场,同时又团结和稳定了中国宪法学界的主流,更不会引发大的争论,是一种既能达成目的却又充满政治智慧的柔性手段。“不照搬他国宪政制度”,立足国情创设适合本国现阶段要求的宪政制度,这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无可争议的常识,而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往往在于具体内容,所以他们一般更为关注特定的制度变革的条件、适应性与具体的宪政制度内容及其性质。奥勒·诺格德在其享誉国际学界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一书中,通过对20个经历了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原共产党执政国家的转型比较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可靠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治改革者的责任,首先是能够正确地识别本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其中蕴藏的潜力,之后才是借鉴他国的经验。那种试图机械照搬他国成功经验的做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1]

   遗憾的是,在反宪派的阻力下,官方没有采取这种姿态稳健而又积极的柔性立场。反宪派内心所固守的政治底线是:“我们”的权力(尤其体现为“党权”的形式)不能受到法律或社会力量的限制,而宪政的核心在于限权,只要是宪政都会给掌权者运用权力制造麻烦。所以,在反宪派看来,无论是哪一种宪政学派,都是针对权力的“麻烦制造者”。因此,他们没有兴趣去具体了解不同宪政学派之间的观点异同,反正不都是要限权吗?只要限权就是不行!也就是说,不能把权力关进宪政制度的笼子,而是要把“权利”关进法制制度的笼子。汪亭友更是直白地指出:“不少人正是从‘限权’这个角度解释宪政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说有什么‘限权’的话,那就是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权利。”也就是说,除了以专政的权力限制“权利”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的任何“限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在汪亭友等反宪派看来,由于阶级斗争与敌对势力的存在,党和政府的权力不仅不应被规限,而更应以“专政”的名义不断加强。他们认为,“专政”就意味着权力不受来自权力之外的法律或社会力量的约束,有专政就无宪政,并始终强调一点:宪政与专政体制不容。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篇回应文章中所指出的,马克斯恩格斯是在“国家的实质”也即国体的层面上使用“专政”一词的,同时他们又在“国家的形式”也即政体的层面上使用“立宪共和国”或宪政的概念,“专政”是指“阶级统治”,而“民主”是实现阶级统治(即专政)的更好选择,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说,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的统治),同理,人民民主也即人民专政(或人民的统治)。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里,专政与专制、独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专政与民主、宪政兼容,而专制、独裁与民主、宪政不兼容。反宪派所坚持的“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或党的领导)不容”的观点,其实来自于激进的“西化宪政派”的固有观点——“宪政与一党专政体制不容”。反宪派之所以不能用“一党专政”的“直截了当”的说法,是因为斯大林曾明确批判过这种说法。多少还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思想里,“专政”只能是整个阶级的民主的专政(即阶级的民主的统治),而不能是党的专政,从而否定了党作为专政主体的资格。尽管斯大林实际上一直醉心于构建一个“新专制帝国”的“斯大林体制”,但他在形式上并不想过于明显地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而是不动声色地在“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把国体层面的“阶级专政”贯彻到政体层面而成为“领袖专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斯大林体制,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改进。胡鞍钢在《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中就把党的核心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了实际上的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并鼓吹这种“集体总统制”的优越性。这显然违背了中国宪法的原则,除非通过修宪来使这种“党权国家化”的做法合法化。可见,一些人不仅要“维持现状”,而且进一步要求把“现状”合法化。鉴于宪政与党的领导体制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与理解上的歧义,我们将在本文后面重点来剖析这种关系。

   宪政争论的激烈程度甚至引发了一些人的“战争”联想。有些人认为当前的思想论争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上甘岭战役”,而反宪派利用这一表态更是在刻意营造一种肃杀凌厉、恐怖血腥的紧张氛围,以便震慑吓阻“论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古人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某些“军人议政”的强硬言论给国内外舆论造成了“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的印象。这种特别的政治传播方式所能产生的效果将是聚合反应过程(聚合反应中使用的单体、溶剂、引发剂、催化剂等大多是易燃、易爆物质,而许多聚合反应都是在高压条件下进行,很容易形成挂壁和堵塞等故障,引发爆聚、爆炸)抑或是威慑冷凝作用,还需要时间去继续观察。始作俑者究竟是不计代价地有计划地给过热的舆论场强制降温、敲山震虎,以扩展自己在改革转型道路上的“机遇空间”,还是对“别有用心的西化宪政派”的过度应激反应,已经变得不紧要了。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如何评估和应对已经造成的现实的传播效应,如何面对历史的审视。毋庸置疑,历史已经难以回到“冷战时期”和“阶级斗争”年代,而“意识形态战争”或“舆论战”的概念也不能被随心所欲地利用来解决国内的思想论争。在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依靠自身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来获得理论自信与思想魅力,着重用逻辑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抓住人心、说服人心、赢得人心,同时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寻求最大公约数,以扩大共识、凝聚力量,真正巩固执政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然而,我们忧虑地看到,反宪派正在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即便我们完全站在执政者的立场用“战争”思维来审视这场宪政争论,我们也难以理解反宪派的战略意图及其攻防策略。自始至终,反宪派从未能够代表整个执政党,“绑架执政党”以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注定要破灭,但不可否认,反宪派的活动能量及其欺骗性、煽动性、迷惑性、渗透性、危害性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从反宪派“舆论战”的独特视角来分析,我们只能把反宪派理解为是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下的懦弱自私的逃跑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在这块“宪政高地”上若要坚守阵地、争夺阵地,并真正确保做到“宪政高地”上空始终飘扬着社会主义旗帜,那么他们也即垄断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牺牲自身利益以便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改革开放事业”,而这恰恰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垄断既得利益者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于“攫取”而不愿被束缚手脚,不愿为党的事业做出必要程度的妥协性牺牲。所以,中央领导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垄断既得利益者与党的利益已经到了不能兼容的地步,改革要推进,就不得不壮士断腕,割掉顽固阻挠改革的垄断既得利益者毒瘤(对于愿意妥协并做出必要牺牲的既得利益者不妨考虑采用“赎买”“安置”等方式)。在这些“毒瘤”的心头肉上铭刻的是:拔一毛而利党利国利民利天下不为也!所以,垄断既得利益者以及代表其利益的反宪派在“宪政争论”中坚持给出的策略和指令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从“宪政高地”撤退,然后宣布“宪政高地”本来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的领地,从而要求万炮齐发彻底炸平“宪政高地”,包括消灭那些不愿意撤离阵地而誓与“宪政高地”共存亡的社宪派学者。这就是社宪派在2013年遭遇两面夹击的艰难处境。

   令反宪派失算的是,社宪派拒绝从“宪政高地”撤退,而“指挥官”们显然也不愿意被反宪派牵着鼻子去毫无根据地对坚守学术阵地的社宪派宣布“死刑”。反宪派只能不断地夸大渲染“敌情”,处心积虑地散布“宪政高地”几乎全被“西化宪政派”渗透甚至社宪派也几乎都是“西化宪政派”奸细的假情报和谣言,以欺骗“指挥官”们下达炮轰的命令。但是,《求是》杂志在10月16日发表了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指出:“与一些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有利于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学者不同,有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有着确切的政治内涵和指向,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2]这篇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反复播报的权威文章虽然被认为“充满萧杀之气”,可仍然把社宪派与“西化宪政派”做了区别对待。

   反宪派不仅遭到中右翼的反击,也受到左翼的批评。刘仰意识到“某些人在批驳普世价值、民主、宪政这类概念时用力过度”,他认为:“他们是假民主,并不代表我们不要民主。他们要的是多党轮替的宪政,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宪政,话语权的争夺,不仅仅只是批驳对方,还应该主动占据制高点。我们对民主是如何理解和实施的,我们对宪政是如何依照宪法施行的,应该理直气壮地阐述,并将其放大,这才是自信。道理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仅需要批驳对方,还需要自己的建树,需要维护自己。”[3]这种观点,在长期支持党和政府的体制内群体里很有普遍的代表性。总之,丢弃“宪政高地”的逃跑怯懦自私行径在体制内也不得人心。

    

   执政党政策走向牵动人心的走向

在学术论争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是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此起彼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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