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政岂容绑架歪曲马克思思想?(上篇)

——答汪亭友系列之四兼谈马克思主义的宪政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8 次 更新时间:2013-10-10 2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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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这里所说的“国家形式”,就是指“立宪共和国”。马克思又指出:“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 “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可见,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能是“立宪共和国”。

   奉献整个国庆假日完成此文,谨献给我所热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共和国,即爱宪政。

   ——作者题记

   近来,以沉重忧虑的心情好心提醒我保持缄默的亲友多起来了。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也劝我遇到“运动”的风头要趴下,也有人说,水很深,不必去淌这潭浑水。但我想,水再深,也深不过历史长河,深不过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作为25年来始终研修马克思主义并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学人,面对反宪派恣意诽谤绑架马克思、歪曲肢解抹黑马克思主义的造谣说谎行径,更应当“站直了,别趴下”,用心守护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重燃新活力的思想火种。更何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展开,中央号召大家“讲真话、道实情”,自然不会允许“让群众闭嘴”的事情发生。常言道:“疾风识劲草,烈火炼真金。”我所讲的真话不一定都是真理,也可能有谬误。那么我的“自我暴露”正好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在师友们的帮助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国是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博士曾在马克思主义专业系统研修过,他近几年反复强调首先要“原原本本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也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回避和掩饰问题,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要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诚恳接受诤言挚语。所以,我决定继续讲真话,继续把答辩反宪派的文章写完,从而把自己不尽成熟的理解与学习研究中的困惑和盘托出,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通灵鬼话”吓不了人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亭友副教授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7月30日首发于“红色文化网”,至今仍转载在“求是理论网”与“环球网”等网站)一文中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主张宪政主义,而且向来还反对宪政主义、宪政制度。”这一观点汪亭友在201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提法不成立》一文中就曾专门阐述过(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5日),也始终是反宪派维护其“极度苍白贫困的理论论据”的至上权威性的一把“上帝之剑”,似乎这把被宣称马克思灵魂附体的“上帝之剑”足以横扫一切,使实践的需要、人民的期待、学界的诤言与政治家的抉择都得听从举剑者的“通灵鬼话”。但利用马克思19世纪在流亡法国英国时期所说的话来给21世纪中国的改革实践划框框,却明显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邓小平指“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克思指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1]马克思甚至曾经不无调侃地宣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列宁更是明确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3]“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4]“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5];“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6];“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8]

   可见,即便假定汪亭友能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19世纪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反对过一切形式的“宪政”且包括反对社会主义宪政,那么他也难以论证21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就可以否定“立宪共和国”、不要宪政建设。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需要执政党以创新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改革实践迫切要求宪政理论的社会主义化、中国化和体系化,迫切要求具有先进性的执政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智慧把“宪政”也即“依宪执政”作为历史新时期最根本的先进执政理念,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回避地在面对着这样一种客观的事实:宪政是中国百余年来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历史中不可遏制的主流社会诉求,是当今世界关于政权合法性的绝对主流的普遍立场(至今尚未见到现实中有哪一个国家政府曾公开否定批判过“宪政”,当代国家基本上都属于“立宪共和国”或“立宪君主国”,都把宪政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流对于国家制度建设与执政党现代化转型的新期待、新要求(当前国内公开全盘否定宪政的实名学者屈指可数,而在公开讲话中正式表态要全盘否定宪政的政治家目前还没有一位,足见主张“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所代表的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一种极端片面观点)。

   但是,作为一个始终重视研修马克思学说的宪政研究者,我之所以毫不客气地批驳反宪派是“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并恰如其分地指斥他们不是无知就是无耻,绝非仅仅是对他们造谣诽谤恫吓虚张声势等挑衅伎俩做出的一种情绪反应,而是在细细研读反宪派的谬论之后所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理性判断。马克思恩格斯果真曾经反对过一切形式的宪政吗?我想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否赞同宪政,不管你站在左中右的哪一种意识形态光谱上,只要抱着实事求是、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就一定能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同时也不难发现反宪派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原意的大量肢解与歪曲。

   只要是稍微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现代人,都不难察觉“反宪政秀”的反动性与荒谬性。也正因此,尽管反宪派掩耳盗铃式的“反宪政秀”已经持续表演并鼓噪动员了足足四个多月之久,但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始终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肯站出来为他们的谬论背书、站台。这算得上是2013年里让我略感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数众多、观点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个历史关头总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对荒唐的“反宪政秀”要么视若无物,要么回击,没有背弃基本的学理事实与学者良知做出任何违心的附和。至于宪法学界,更是针锋相对。在2013年9月1日,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会议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最近一段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将宪政与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观念混乱,对正常的宪法教学和研究造成了干扰和妨碍。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作为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为澄清基本概念并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有必要深入研究有关宪政的理论和观点,以推动宪法的实施和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如果否定宪政,就等于是要否定宪法的实施,否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这将损害宪法的权威,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将宪政作为宪法学的基本学术范畴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在使用这一概念,而在宪法学的专业话语中,宪政概念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对于宪政概念,应该继续坚持学界业已形成的共识。”而“学术概念的使用是学者的学术自由”,“对宪政理想的追求,在中国社会各界已经取得了基本共识,也是30年中国法治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值得珍惜。”[9]学界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念与气节,使反宪派“指鹿为马”“皇帝的新装”等一系列闹剧越来越孤立落寞和尴尬可笑。

   所谓的“通灵鬼话”不仅吓不了人,而且也骗不了人。在以确凿的证据彻底戳穿“通灵鬼话”的赤裸裸谎言并揭露其“伪马克思主义”本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性的准确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

   习近平曾要求全党重温邓小平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习近平则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思想方法”,并系统全面地指出:“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只有解放思想,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思想认识从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使我们正确地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实际,才能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前进,客观实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必须相应地跟着变、跟着前进,这也就是实事求是。因此,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机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0]可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把钥匙。运用这把钥匙,我们就能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王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永不动摇的根本立场即全世界人民自由解放的立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永不过时的社会理想就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推动“资本决定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宪共和国向“社会决定国家”的社会立宪共和国乃至最终向“国家消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然演进。也正因此,国内外的严肃的马克思学的研究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

   我曾在1995年《现实社会主义的误区、困境与抉择》和1996年《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两本小册子中,都把“实事求是、自由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今天看来,更准确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思想方法,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人类自由解放事业得以建立在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基础上,使空想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获得了现实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并在19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财团垄断资本主义正呈现出资本日益集中、社会各阶层日益被抛进无产阶级阵营的历史发展趋势),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主体力量,同时创建了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也即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不是从社会伦理领域去寻求改造世界的道德依据与空想蓝图,而是从科学规律与主体实践的现实运动中去获得改造世界的不竭动力。

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动荡时代,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工人妇女黑人没有自由结社权利、民主普选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宪法权利既不充分也得不到全面实施,无产阶级革命此起彼伏,反宪政的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推行殖民扩张,血腥残酷的阶级剥削、专制压迫、殖民统治激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共同反抗。一战、二战人类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与沉痛教训,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迫使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走上了全面改良的道路,而在其内部,民主社会主义等左翼力量则利用普选权等宪法权利通过激烈的议会斗争与民权运动发动了“和平演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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