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伊斯兰宪政理论与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18-05-23 23: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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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一书第九章。  

  

或许往日严封的门户一旦开启,

一线希望会在频繁的患难之余

蓦地实现。

--《一千零一夜》

  

  

对于任何独居动物来说,种群内部不需要权威,除了求偶期间的临时配合之外,在其余的时候生存全凭个体单独应付环境。但是对于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来说,种群内部的分工和活动要有序进行,往往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权威。这种权威或者是基于生物的遗传特征,如蚁群中的蚁后;或者是基于自然的竞争与博弈,如狮群中的狮王。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从一开始就存有权威。

   最初,人类族群中的权威或者基于血缘关系,如族群中的年长之人;或者基于自然竞争与博弈,如族群中的勇武之士。总体上讲,初民社会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权威结构通常十分简单。同时,族群通常是血缘共同体,无论是首领还是成员,他们在应付自然的生存中和在应对外族的竞争中,构成一个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统一体。因此,除了少数例外,初民社会的管理通常采行原始民主制,氏族组织中的权威,无论是氏族首领,还是被奉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占卜者、巫师或宗教祭司,通常都不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处在社会之中,权力的行使不仅要受到议事会的直接制约,而且要受到氏族成员的严格监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氏族社会的所有权威都来源正当,行使合理,即便在民主的氏族社会篡权者也大有人在,滥用权力者也不乏其例,故英人阿克顿有"权力生腐败,极权必腐败"之语。为此,一些初民社会都采用了确保权威来源正当性和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古希腊的雅典。雅典在国家产生后,氏族社会的民主体制和精神仍然延续了下来,包括国家最高首脑的所有公职人员都通过抽签产生的做法,尽管在实践中存有一些弊端,但却是氏族民主制的一种典型体现。通过这种方式雅典所有男性自由人都有机会轮流执政,因为这种权威是来源于民众,所以称作民主制;这种机会对于所有男性自由人是平等的,所以按照父系社会的惯习与观念,这种权威的基础是正当的。为了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雅典城邦不仅从权力体制设计了制约机制,而且还采用诸多方法制裁滥用权力的管理者,其中最著名的是陶片放逐法,即每年由民众集会通过投掷陶片的方法决定放逐某人,这种措施主要是针对滥用权力的僭主和其他公职人员。

   实际上,在某些初民社会中,由于特定的情境和特殊的事件,有识也会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例如在西非黄金海岸生活的阿散蒂人中,酋长职位便是世袭的,且享有独裁的权威,不仅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且"掌管着对臣民的生杀大权,就像人们所熟知的东方的苏丹王那样君临一切。"  基于种种经验和教训,"阿散蒂人懂得权力有可能导致腐败" 。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在酋长就职时要对神进行宣誓,并由"训诫首领"在就职仪式上对新任酋长当众进行面诫。 根据阿散蒂人的习惯法,"酋长贪财吝啬就会被人们废黜。"

   由此可见,人类在早期的社会实践中就认识到,社会秩序是人们从事生产和进行正常生活所必须的社会状态和社会环境,而有序的社会需要某种权威,否则社会便可能陷入无序状态。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任何权威都有脱离民众的倾向,任何掌权者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如何既能保证权威来源正当、行使合理,同时又能防止权威异化和掌权者滥用权力,是人类所有族群、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化都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关系的多元化,权威的强度不断升级,权力的层级日益增多,公共权威开始异化,成为了凌驾社会之上庞然大物,成为了少数人压迫民众的机器。

   在漫长的历史中,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社会环境中,但是人们基于种种经验和教训,都深刻反思了权威的利弊,认真考虑了权威的来源和运行方式,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关于权力范围、结构和功能的原则和机制。这些原则和机制涉及政府权力的分配及其行使方式;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今天,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归入宪法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源于近代西方。但是从功能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今天我们在宪法中所讨论的许多重大论题在各个古代社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本章试图从宪法的角度,对伊斯兰世界关于权威的来源、运行方式等重大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一、传统宪法理论与实践  

   (一)乌玛的性质

   本书的开篇已经阐述了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氏族、部落的状况。现在我们从伊斯兰教产生后第一个权威形式乌玛说起。乌玛是穆罕默德到麦地那后建立的社会共同体,它是伊斯兰教的政治载体。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是阿拉伯社会初生的国家政权,也是伊斯兰教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型和基础。

   穆罕默德的传教事业在他的家乡麦加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当时,穆罕默德这样一位普通的人物试图成为人们公认的权威无疑会面临种种困难;他所创立的反对偶像崇拜的一神教,在麦加这个流行多神崇拜的社会中自然会受到坚决的抵制。为了逃避当地的迫害,穆罕默德于西元622年迁往麦地那。在这个新的是非之地,他以传教者和仲裁人的身份,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使处于对立纷争的两个阿拉伯部落皈依了伊斯兰教,使当地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被统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这个称作乌玛的政治共同体是当时麦地那的权威核心,它以穆罕默德与各部落所订立的协议为纽带。

   从功能上讲,这些协议就是麦地那新型社会共同体的"宪章"。首先"宪章"宣布乌玛是以单一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它的开头就规定,乌玛主要由"古来士和雅斯里布的信士和穆斯林"组成。乌玛的成员最初虽然包括麦地那的犹太人和异教徒,后来不久就将他们排除在外。其次,它确立了"安拉及其使者"的最高权威。"宪章"第42条规定,"不论何时发生恐怕会引起灾祸的争端和争吵,都应提交安拉及其使者"仲裁。通过这种最高权威的确立,使安拉居于血亲族群和部落之上,使穆罕默德能够行使最高的裁断权,从而有助于制止内部仇杀,协调部落之间乃至部落内部的冲突,使共同体的秩序得到有效维持;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使自己的势力逐渐得到壮大和扩展。最后,它规定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宪章"第11条规定,"信士们不得抛弃他们当中的债务人,要按合理的标准帮助他们偿付赎金或血金";第15条规定,他们当中地位最低的人也享有安拉的保护。这样,共同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部落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便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这种共同体中,改变依附关系而失去血缘联系的弱小氏族和个人可以得到远比部落联盟中更为稳固的广泛联系和更为有效的统一保护。

   由此可见,作为伊斯兰教初生政权的乌玛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它以协议为基础,并不是军事征服或强迫的产物。这种协议类似于"社会契约",通过这种"社会契约",分散的部落自愿结成了新型社会共同体。不过这种"社会契约"不同于最初到达美洲新大陆的欧洲移民所缔结的《五月花号公约》,因为它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并以传教者穆罕默德的宗教权威作为后盾。

   第二,乌玛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作为这种共同体联系纽带的不再是部落社会中的那种血缘关系,而是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与部落时代的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不同,它信仰的是独一无二的真主安拉,并服从安拉使者穆罕默德。根据这种信仰,在安拉面前,所有信仰者虽然在职务分工有所不同,但他们不分等级,更不因为出身、种族和肤色而受到歧视。人们是否应受到尊重或是否属于"高贵者",取决于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敬程度,取决于他们言行符合教义和教法的程度。

   第三,乌玛以地域为特征,其中包括了不同部落、种族、民族和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从而,它具有了初生国家的性质。第四,通过协议,确立了穆罕默德实际管理乌玛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是政府权威的体现,是以宗教权威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威。从理论上讲,乌玛的首领是安拉,并且仅仅是安拉。安拉对其信徒的统治是直接的,不过,他的命令是通过使者穆罕默德向人们宣示的。安拉的命令是信徒应遵循的法律。安拉是唯一的立法者,法律是高于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命令,它先于乌玛,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制定法律,其使命仅仅在于维护和执行安拉制定的法律。

   根据上述观点,乌玛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民族国家",因为它无权制定法律。另外,乌玛的职能和形式被一次性规定,并仅仅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所建立的乌玛为唯一模式,因而这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乌玛是传统伊斯兰教关于国家和政府理论的基础,在整个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历史中,穆斯林一直以它作为理想的政府管理模式,人们甚至未能构想其他的国家与政府管理模式,而只是对这一模式予以不同的解释或细节上的精制。这不仅因为任何与这种模式相悖的观点受到禁止,甚至要被作为异端予以处罚,而且因为以宗教为基础的政治和法律理论本身一般都难于实现自身超越。

   (二)哈里发的资格与权能

   人们在《古兰经》中找不到关于乌玛具体形式以及领导人职权的明确规定,穆罕默德以他独有的权威和个人品格,作为韦伯意义上的"克里斯玛",行使着管理乌玛的权力。他集宗教、政治、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权力于一身,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

   然而,穆罕默德逝世之后,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由谁来接替他作为领导人。对此,《古兰经》没有提供任何答案,穆罕默德生前也没有明确指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穆罕默德的直传弟子通过公议推选伯克尔作为第一哈里发。这种推举方式是仿照阿拉伯氏族或部落时期做法,带有原始民主制的色彩。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则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在穆罕默德生前曾经指派主持礼拜,这可视为让他负责主持事务的暗示。

   "哈里发"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继承人"、"代理人",起初是指穆罕默德死后继承他而管理乌玛的民众领袖。后来是指伊斯兰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由于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哈里发同时也是宗教领袖。

伊斯兰教认为,世人是脆弱的,他们不仅受到情感的左右,而且容易受到邪恶的诱惑。为了使世人能够趋善避恶,安拉就对他们加以指导和约束,伊斯兰法就是最重要的指导和约束规则。因为这种法律是安拉对世人的命令,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但是伊斯兰教认为,仅仅凭靠人们自觉地遵守法律或者凭靠来世刑罚的威吓使人们服从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某种权威来监督人们的行为并负责维护和实施法律,对违法者予以现世的制裁,以使作为安拉命令的法律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在伊斯兰教确立初期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所能设想的唯一社会管理模式就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所创立的乌玛,并按照麦地那的模式确立了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负责实施伊斯兰法,管理穆斯林社会。从理论上讲,哈里发的权威来自于穆罕默德,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权威的延续,但是他们不再具有穆罕默德那样的神圣权威和超凡品格,只是穆斯林社会共同体的领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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