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吗?

——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13-09-08 1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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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汪亭友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一文中,用站不住脚的被刻意歪曲的资料论证了反宪派的三大谎言:“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 ”,“宪政”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宪政,社会主义制度与宪政水火不容;“宪政”就是主张要在中国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 主义政权。我把这三大谎言曾概括为:特指说(以指鹿为马的手段,认为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异端说(以歪曲肢解的手段,论证宪政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相容)、颠覆说(以造 谣构陷欺骗的手段,断定“宪政”指向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我在回应汪亭友先生的系列文章之一、之二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论战的背景情况,仅仅算是热热场、热热身。真正学理层 面的深入讨论,将在后面几个月若干篇的回应文章中力争以扎实的论据层层推进,一层一层剥下反宪派谬论的“画皮”。

  

  对权力说真话,为信仰敢牺牲

  

  《人民日报》呼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关键时刻要勇于“亮剑”,我作为研究政治学与宪法学并研修马克思主义学说20余年的学人自然责无旁贷。更何况反宪派造谣诽谤攻击挑衅在前,我 们退避三舍已经退无可退,只能背水而亮剑,以思想之剑、理性之剑、逻辑之剑抵御反宪派的暗器和砍刀。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多伪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 义者,他们擅长于玩弄暗器、砍刀和泼污水,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主义学者为保卫改革、维护真理,必须勇于亮出我们用事实、逻辑和使命感打造的“理论之剑”,这把“理论之 剑”就是实事求是之剑,就是解放思想之剑,就是与时俱进之剑,就是党性与人民性双剑合一的改革开放、富民强国之剑,也是为社会主义宪政正名的反逆流之剑,是为长期遭受了斯大林主 义歪曲并蒙受挫折屈辱的社会主义理论重新赢得声誉的救赎之剑。该出手时要出手,该说话时要说话。身为学者,如果明哲保身、观望投机、首鼠两端、左右摇摆以致于反宪派欺上压下误导 执政党做出重大误判,从而使“2013年中国反宪政逆流”得以改变中国前进道路的方向,沦为世界历史上可与“指鹿为马”“皇帝的新装”齐名的丑闻闹剧,那么我们这些学人的沉默就无异 于犯罪。

  对权力说真话,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的品格。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存在,即便逻辑方法正确,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信息与事实材料,所以,真话不等于真理,有可能是我们“盲人 摸象”所感知到的局部真实,但当每一个“盲人”都勇于说出真话,当我们用心倾听不同的声音,我们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谬误与偏见,并及时地改正,从而更加接近真理。一个不提倡讲真话 甚至不让人讲真话的社会,是不可能有任何真理存在的。真理不怕公开的质疑,不怕平等的论辩,不怕理性的局限与不易破解的难题,而最怕权力的傲慢与无知的流行,最怕“鸦雀无声”“ 道路以目”,最怕偏执己见、不肯倾听,而一旦到了自以为是的这种境地,真理就会被极端情绪、偏激观点的乌云遮蔽,沦为偏执者组织动员盲从信众的工具,从而使“真理”异化为不容置 疑的“真神”。我始终坚持讲真话,但我从不认为我已经真理在握,探索中国宪政民主新路的思想历程注定艰辛而曲折,我们需要以最大的谦卑、最深沉的自信、最坚定的信念,倾听不同的 声音,洞察社会现实,辨明甄别真假是非,萃取思想精华与灵感,在正确的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校正偏差,以根植实践沃土的思想力量完成自身的学术使命。如果反宪派学者能够以事实 和逻辑证明我的观点的偏失,我同样会用心倾听,在反思确认后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反宪派只满足于以学痞的逻辑和学阀的恐吓来虚张声势、无理取闹,那么对不起,我必须不客气地戳穿 你们的谎言与悖谬之处。即便书生之躯,挡不住反宪派历史倒退的车轮,我也要让汪亭友鼓吹的“阶级斗争”的冰冷车轮感知坚守之躯的温度,决不放弃我们的信仰和信念。

  

  难得的“华汪共识”:宪政的硬核即“限权”

  

  在开始深入地讨论宪政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厘清“宪政”的概念。如果对“宪政”概念界定的差距太大,论辩就难以进行下去。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在制度形态意义上所说的“宪政”(也即宪法政治、立宪政治)具体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全面实施的民主政治,其宪政的 唯一国家主权之主体是“人民”,宪定人民权力的统合实施主体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体现国家根本制度的权力枢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意型政党(执政党)与众意型政党(参政 党)的政党合作体制则构成了这一宪政体制的执政参政机制,他们整合公意、聚合众意、凝聚共识、合作共治,成为驾驭人民主权之国家机器的主导性政治力量,这种宪政体制与西方发达国 家“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相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我们把这种宪政体制称之为人民民主宪政体制(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宪政体制的关系问题,后续文章 会做专门论述)。在当下,人民民主宪政体制的核心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处理好与宪政体制、与人大、与政协、与政府、与司法机关、与 参政党、与公民的社会组织的关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宪政体制的宪制改革方案,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同时坚持分权制衡原则,即主张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下的四权分权制衡体制(建议把政协纳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改革为审议院,把全国人大常委会改革为立法院,形成全国人大之下平行对人大负责的立法权、审议权、行政权与司法 权相互分权制衡并统合于人大的中国特色人大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宪制改革的目的,是使人民民主宪政体制充分展现出制度活力与制度优越性。

  在抽象的价值理念的一般意义上,宪政是指权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法则的规制的政治。简言之,宪政即“限政”,包括规限权力配置,规范政治过程,保障基本民权。这种“宪政”概念显 然涵盖了古典宪政主义(如古希腊宪政、古罗马宪政、中国儒家宪政等)、现代宪政主义(主要指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和当代宪政主义(体现为自由主义宪政话语霸权的分化以及宪政形态的 多样化,包括伊朗宪政、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等新的宪政模式的开创与探索)的宪政内涵。在《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一文中,我提出并论证了“‘限政’是宪政概念的唯一核心要 素,并贯穿整个宪政思想史。宪政是国家权力运行规律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力量尤其是广大民众寻求制度正义的必然要求”这一核心观点,并指出:

  限权是绝对权力逻辑发展的辩证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限政”要素的出现旨在调和与缓解压迫与反抗的矛盾,回应和安抚被统治者的民权诉求,从根本上维护统治者的 政权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宪政属于政体层面“限制国家的自由”的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决定政体的性质是否集权专制,但与国体的性质也即谁是统治阶级的问题无关。当“限政”要素 遭到否定或破坏、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就形成为暴政,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权置换成本”与社会代价巨大的政治革命,并使暴政集团遭到历史的清算。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的绝症 ——全面的制度腐败与合法性的丧失,最终导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对抗与动荡中陷于零和博弈的历史周期律。为了破解这一历史周期律,把“阶级统治之政治”从压迫与反抗的历史循 环中解救出来,古典宪政主义(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宪政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儒家宪政)经由现代宪政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自由主义精英宪政,广大民众尚不享有普 遍平等的普选权、社会保障权等民主自由权利,阶级矛盾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了当代宪政主义新时期(与经过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改良之后形成的社会资本主义及其功能扩 张性的福利国家相适应,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宪政体制日趋成熟稳固,并出现了新宪政主义、新共和主义等新思潮,宪政主义实践在全球出现多样化趋势,未来社会主义宪政则有可能进 入重要的探索开创期),宪政要素以“限政”为核心,不断地丰富、补充、扩展、完善,开始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集中体现[1]。

  在此文中,我更进一步指出:宪政是历史生成的产物。从国家权力形成的那一刻开始,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限政”诉求的合理需要。宪政命题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而生成,宪政观念 伴随着共和观念的孕育而孕育。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而言,其“硬核”就是“限政”,民权保障、分权制衡、权力分享、契约政治、法治天下等五大关键元素是其内圈保护带,民主、 自由、平等、人权、代议制、地方自治、政党竞争制度、中间阶层、公民社会、军队宪政化等十大基本要素是其外圈保护带。宪政硬核的保护带是在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社 会历史环境与土壤中,不同国家为解决不同的时代课题而逐步附加扩展到宪政硬核外层的。在宪政的硬核之外,其关键元素与基本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程度在宪政发展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 下各不相同。但只要宪政的硬核在,那么,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宪政就在那里,渐渐发育成熟,生生不息。总之,宪政旨在为国家权力确定基本规则、制度边界、行为底线,以保障基本民权 与国家秩序,实现善治。

  那么,汪亭友先生对我的“宪政的硬核即限权”的观点是否认同呢?可以看看他的回应:

  不少人正是从“限权”这个角度解释宪政的。比如认为,宪政的核心是约束国家或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宪政民主是为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国家或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 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国家或政府(包括民主国家或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华文”也认为“宪政即‘ 限政’,即规限权力配置,规范政治过程,保障基本民权”,“宪政首先是以宪限权”,“以分权制衡方式限权是‘限政’的核心手段”等。

  从“限权”这个角度解释宪政,在西方的语境中应该说是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因为宪政本身就是从限制君权演变而来的,英国的《权利法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但随着共和国体的 实现,宪政限制君权的这层涵义也就随之消失了。于是“限权”就被逐渐解释成约束国家或政府权力,防止国家或政府权力遭到滥用,从而构成对公民的权利侵害。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个 观点也是对的。但问题是,在现代文明国家里,权力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或政府几乎是不存在的。什么意义上的限权才叫宪政?限权的主体是什么(即由谁来限权)?限制谁的权力(即限权的对 象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该笼统地讲限权。

  汪亭友先生显然不得不承认了“宪政的硬核即限权”这一概念表述,并指出:“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个观点也是对的。”他提出的质疑仅仅只是:不该笼统地讲限权,而应具体地讲限权, 即限权的主体是谁?限制谁的权力?不过,汪亭友先生似乎还不明白,我们在此首先讨论的正是“宪政”的抽象的一般概念,他能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有了深入探讨的一个起点。

  

  宪政概念的抽象把握与具体分析

  

  毋庸置疑,关于“宪政”的这一抽象的一般概念必须首先能够高度抽象地概括宪政发展史上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有关宪政的理论及其实践,也就是说,必须能概括古典宪政主义、现代宪 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宪政内涵。对于古典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有些人因为研究了解不够就持不认可、不承认的态度,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这部分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使古典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研究已经形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这时候如果有人还坚持“鸵鸟政策”,显然是可笑而无意义的。其次,要使“宪政”(理论硬核即“ 限权”,既包括以法律限权、以分权限权,也包括以权利限权、以社会限权等)这一概念与共和(理论硬核即“天下为公”,包涵着“公益性”“共治性”“公共性”等内涵)、民主(理论 硬核即“票选票决制”,指公民或组织成员通过平等参与的票选票决程序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法治(理论硬核即“规则之治”)、自由(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理论硬核即“自主运 用理性实现自我解放、自我决断、自主选择、自主行动的能力”,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理论硬核即“免于非法强制的自我发展、自我决断、自主选择、自主行动的权利”)、平等(理论硬 核即“权利平等”)等概念在其内涵及其外延上获得明确的区分与清晰的界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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