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权利的交往维度——哈贝马斯法哲学语境中的权利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9 次 更新时间:2013-10-10 23: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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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从内部对现代法律进行理性重构,是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核心方法,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在这一重构过程中逐步展开的。既然是重构而非推翻重来,就必须继承法哲学研究传统中那些已经存在的关键概念,“权利”则是这些关键概念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从对权利(从而权利体系)的交往性重构入手,哈贝马斯一方面要为权利本身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找到合法性根基,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权利合法性根基的论证来证成商谈原则在现代法律之中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 权利;哈贝马斯;人权;人民主权;商谈原则

  

   诚如康德所言,“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1} “权利”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西方法哲学家的既经典又前沿的问题。言其经典,是因为“权利”概念深深扎根于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土壤之中;说其前沿,则是因为当代的“普遍人权”概念早已越出了学术界的高墙,成为全球政治实践中的一个争议颇大的热点问题。“权利”这一用语对当代人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对这个概念已经无须作进一步阐释就能正确使用。虽说“主张权利是个人对自身的义务”,{2}但对“权利”的这种非反思性理解,造成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利泛滥”现象,似乎谁都“有权”制造出一种新类型的“权利”,并以此来主张自己的“天赋人权”。如果说对权利概念的滥用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够体现出社会进步的表象(毕竟人人都有权去创设、主张各种各样的权利),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这种做法只能动摇法学、法哲学自身的理论根基(因为“在所有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3}从而导致对权利概念中某些稳固结构的怀疑,最终难免取消了权利的独立性,使其依附于诸如利益、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显而易见,在当代语境中重建权利理论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从什么视角及运用何种方法重建?本文将简要阐释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教授重建权利理论的视角及方法,并在阐释的过程中略论其得失,望能借此对汉语学界重新系统地把握权利理论的脉络有所助益。

   一、重建权利理论的现实需要

   在分析哈贝马斯“交往权利”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古典权利概念在当代世界中遇到的解释力危机,而这正是哈贝马斯对古典权利理论进行“重建”的问题意识。古典权利概念的历史语境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1)经济基础层面从前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2)政治建制层面从封建小国转向“后民族格局”或“全球化浪潮”;(3)意识形态层面从主体性意识哲学转向主体间交往哲学。这三个层面的巨大转变都对法律(权利)的现代性转型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要求,但与法律或权利直接相关的转变可能还是第二个层面即政治建制层面的转变,或者说是后民族格局的到来。古典权利概念或对法律的前现代理解正是因为无法适应后民族格局的要求而需要基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那么什么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后民族格局”?简单说来,“后民族格局”(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格局,具体到哈贝马斯更为关注的范围,则是“统一欧洲”语境下的民族国家格局。众所周知,哈贝马斯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纯粹哲学理论家,还是一位长期关注现实社会的政治参与者。在政治整合领域,他一方面长期致力于为统一欧洲(欧盟)进行规范论证,另一方面则通过发表各类文章或参与德国的政治实践来推进“统一欧洲”的建立。事实上,哈贝马斯比强调经济统一体的欧盟走得更远,“在民族框架内,政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一种规范性的选择只能是使欧盟实现联邦制”,{4}因为“欧洲作为政治共同体,不能只以欧元的形式渗透到民众的意识当中”,{5}更有必要在欧洲认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欧洲宪法”。而所谓的欧洲认同则是“民族多元性中的同一性”,{6}这种同一性不是“历史文化的先在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结构,只有在公民交往获得法律制度化之后才会进入循环过程”。{7}可以看出,统一欧洲联邦实现的法哲学前提就是公民交往的法律制度化,现代法律的自我理解应该为后民族格局的到来积极做出转变,从基于历史性事实因素的先在民族性格转换到基于公民自主规范因素的平等主体间的交往结构。只有在这一转变之后,现代法律才可能重新获得自身的合法化基础,后民族格局提出的历史要求才可能在政治建制层面得到满足。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权利概念的交往性重建工作并不仅仅是法哲学理论传承的需要,其背后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因此,虽然本文主要是从学术传承的角度分析哈贝马斯对权利理论的交往性重建工作,但这绝不是说重要的法哲学问题可以离开现实的历史语境而单独存在,理论归根结底既来源于实践,最终更要回到实践中去。

   二、问题所在

   “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e即英语的rights){8}这一概念在现代法律中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契约论都对权利(Recht)概念从内部自主性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之后的功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法学则把权利的本质归结到功利性、功能性等外部表现。哈贝马斯对这两者的论点都不赞同:前者对法律权利的理解使权利丧失了本应具有且不可或缺的独立性,从而使权利沦为获取特定利益的工具;后者则干脆放弃了权利与道德自主的所有关联,使得权利与人的自主行动之间的联系几乎断裂,从而无法解释民主与法治之间根本的内在联系。就概念内涵而言,主观权利对应着主体的主观行动自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行动自由,他的行动自由就是正当的,他就有“权利”去这样做。用康德的普遍法权原则{9}来说:一个行动的正当性在于它可以根据一条普遍的法则与其他每个人的行动自由相互共存。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条原则——自由的相容原则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10}哲学上对权利的这种平等性理解(主体的平等的自由)其实恰好说明了权利概念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法尤其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这种社会所依赖的是道德上中立之行动领域中那些受利益导向的、以各自成功为目的的单个主体的“非中心化决策”。{11}

   由此可见,法哲学对权利的“主观行动自由”式理解和社会学对权利的功能性理解其实并非如表面看上去那般不可调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比较恰当的综合视角来对权利概念进行一个理性重构,从而使权利概念能够容纳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适度张力。{12}否则的话,对权利的理解就会产生悖论性的结果:一方面是公民权利这样的主观权利,它对合乎法律规则行动的动机不予过问(只要行动不影响到别人的行动自由就是正当的);但另一方面现代法治国的民主立法程序需要同社会性整合{13}之间保持内在联系,否则就会丧失规范性基础从而丧失稳定行为期待的功能,这就需要公民自主的政治参与权利必须以达成理解为取向,而不仅仅是要求公民的外在行动互不干涉。对权利概念的主观自由式理解(人权)与公民自主式理解(人民主权)之间的这个悖论,只有通过把商谈理论引入法律领域才可能得到化解:把公民的主观权利同时理解为公民自主的产物,建立起法治与民主的内在联系,才能够使得公民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行使权利者都不和以理解为取向的民主相矛盾——因为一切对权利的行使事先已经获得了交往主体间的共识。

   三、“权利”概念的古典渊源

   以德国民法学说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以“主观权利”为核心念的德国古典理性法传统。{14} “主观权利”的本质在于“主体性”,即以笛卡儿为代表的“我思”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主体)在认识论意义上从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性的思维方式。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作为主体的个体意识,因此学理上又称之为“意识哲学”。以意识哲学为立足点,“私人自主”的概念才得以可能,由于每个“主体”{15}都具有认识能力上的平等性,个人就有充分的自由在社会中行动,只要其自由行动相容于其他主体的自由。{16}为了确保主体生来(先天、先验)就具有的行动自由不至于在相互冲突的社会行动中丧失殆尽,社会契约论作为一个秩序井然社会的思想基础便孕育而生了。在此意义上,主观权利与私人自主这对概念毋宁说是一个概念:主体性概念——“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品质,根据这种品质,通过权利的概念,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17}而法律(Recht)本质上也就是主观权利:主观权利是保护个人行动空间的消极权利,即未经主体许可,他人不得干涉主体的自由、生命和财产。

   既然以德国民法学说为代表的私法体系的权利观的理论基础来自自由、自主这些德国古典哲学概念,那么如果离开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即普遍道德概念)来谈论权利、法律,就存在一种丧失根基的危险;这一危险的最终发展是实证法学垄断地位的逐步形成。因此,为了在理论上深入理解私法主体、主观权利、私人自主、人权等这些法哲学概念,就不能不谈及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普遍主义道德法则的批判性继承,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不过康德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在于先验主体性的“绝对命令”,而哈贝马斯的法哲学却从先验主体性批判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批判,从单纯的主体性转向了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可以把哈贝马斯的哲学生涯简单却富有启发性地理解为如下尝试:对康德批判哲学之成就的去‘主体哲学’式继承”。{18}事实上,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用自律概念,自己已经引出一个只有在交互主体的框架下才能完全展开的概念。就自律的概念与实践理性的概念紧密相连——二者都是个人概念的构成要素而言,我想,只有在禁止发展主体性概念——不依附任何内在于交互主体性的主体性的范围内,康德的实践哲学的实质才能被保存下来”。{19}

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原理》{20}和《实践理性批判》{21}中详细论证了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与纯粹理论理性和那些不纯粹的实践理性起源于经验不同,纯粹实践理性独立于一切经验而表现为一条绝对命令,其基本形式是:只按照你赖以能够同时意愿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22}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康德对道德普遍性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则以主体间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批判了康德的来源于先验主体性的绝对命令概念。{23} “哈贝马斯试图在一个比康德更深刻的水平上获得交往,在这种水平上,各种观点和道德决定是通过主体间的对话而逐渐形成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间性交往是个体言说者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24}在重建现代性理论以对抗后现代理论挑战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一定深刻体验到康德当年的忧虑:如果道德仅仅被认作某种实用的功能而成为一个相对于不同语境具有不同面貌的概念的话,那么人们也就在实践领域内丧失了理性认识的共同根基,从而使得任何试图在实践领域内统一认识的努力都不得不转化为完全的权力斗争或是各自利益的盘算。“如果道德缺少一种可靠的认知内涵,它也就和其他协调行为的昂贵方法,比如直接使用暴力或以制裁作为威胁乃至以利益作为引诱等,没有什么差别了。”{25}这对康德和哈贝马斯这样的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生活的直觉也在不断告诉我们,虽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时代的确具有对什么是善的生活的不同看法,但依然有些基本的道德原则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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