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熊波:幼师虐童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9 0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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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进入专栏)   熊波  

   【摘要】 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264起幼师虐童典型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幼师虐童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社会管控手段效能的弱化、幼师心理内在欲望的外界表达、虐童手段的隐蔽性,以及行为主体的潜在诱因而导致的。幼师虐童行为的犯罪防控模式构建,可以从防控基准区分模式的设置、幼师福利模式的多元构建以及责任主体适用条件的界分方面着手考量。

   【中文关键词】 幼师虐童;生发机理;犯罪防控;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随着互联网科技平台的深入发展,幼师虐童事件在媒体的揭露与剖析下,案件衍生过程一览无遗地展现于公众视野之中,这表明幼师虐童事件并非属于特殊个案报道。面对纷繁复杂的幼师虐童行为样态,笔者尝试以幼师虐童事件的行为规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264起幼师虐童案件的分析,推导出幼师虐童事件的生发机理与犯罪防控模式。

  

   一、生发机理:多元且异质因素的综合效应

  

   当代社会中未成年人伤害的“恐惧综合征”(Bogeyman Syndrome)来源于多方面,集中分布于校园欺凌现象、家庭监管失控、家庭虐待行为危害凸显以及幼师虐童行为恶化等情境中,其中幼师虐童事件颠覆了公众对教师职业的认知[1]。据统计,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比2015年增加1.61万所,入园儿童1922.09万人,比2015年减少86.76万人。在园儿童4413.86万人,比2015年增加149.03万人[2]。由此得知,幼师虐童潜在的受害对象群体规模较为庞大。不同于前述其他类别的儿童伤害事件,幼师虐童事件的产生原因具有异质性、特殊性和多样性。

   (一)社会异质因素:惩治手段错综复杂,弱化社会管控的效能

   幼师虐童事件已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探讨热点。对幼师虐童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幼师虐童行为的危害程度,决定了社会管控的效力等级运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作为刑法威慑力的启用,应当针对幼师虐童行为情节恶劣的案件,及时发挥其应有的儿童福利保障的最高效力。对于虐童事件涉及轻微扰乱学前教育管理公共秩序的行为,应当动用行政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等级惩戒。在幼师虐童事件中,关于儿童名誉权、身体健康权以及精神保障权等个人法益的轻微侵害行为,侵权责任法可对相关行为人和教育机构施以民事责任承担。

   据笔者统计,媒体报道的264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幼师虐童案件,整体上呈现出逐年增长的变化模式。函数公式y=5.25x+16.714表示2011-2017年前11个月媒体报道的幼师虐童案件数的柱状变化趋势,x表示对应的年份数,在线性指数R2的变化趋势下,y表示相关年份数理应对应的案件数。从图1显示的数据分析来看,仅2012年、2016年对应的案件数低于线性指数R2的变化趋势,其余年份均大幅度上涨(见图1)。综上表明,即使在缺乏幼师虐童事件中行为、结果等样态的完整分析的现实困境下,对应的幼师虐童犯罪行为也呈现逐年增长模式。这说明,在理性分析幼师虐童事件折射的社会现象后,构建相应的多维度犯罪防控模式极为必要。

   (图略)

   图1 2011-2017年前11个月媒体报道的幼师虐童案件数[3](单位:件,%)

   从民事法域的幼童个体名誉、健康权利的剥夺,到行政法规范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的扰乱,最后到刑法强制管控的幼童个人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三类行为危害等级的效力评价应当依据具体的客观情节依次进行,而并不存在个人意志的选择空间。目前,从笔者调研、整合的264起幼师虐童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类型分布来看,案件不断产生的根本缘由仍在于社会规范评价的效应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概言之,现行制度规范的体系层次性和效力等级性,导致惩治手段运用的错杂、混乱,弱化社会管控的效能。具体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1.针对幼师虐童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刑法规范的介入存在滞后性和规避性。从幼师虐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实践中,我们统计得知:幼师虐童事件的罪责适用基础较为薄弱,刑法规范介入存在滞后性和规避性。从案件最终结果的类型分布来看,2011年至2017年前11个月期间,适用行政拘留+罚款(99件、37.5%)、仅单位受罚(43件、16.29%)以及留园察看、公开检讨、扣除工资等其他微弱的社会管控手段(49件、18.56%)的案件为191件,占总的案件数比例为72.35%,进行刑事处罚责任追究的50件、占18.93%。甚言之,开除的适用比例最高,为157件、占59.47%。由此可知,目前,从媒体报道中的典型幼师虐童事件的严重危害结果的规制类型来看,主要还是依赖于较为轻缓的行政处罚和罚款进行管控,甚至部分案件仅采取开除的手段,以缓解舆论的谴责或逃避刑事制裁。

   从笔者对危害结果的分类统计来看,媒体报道的幼师虐童案件通常具备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亦或显著恶劣的人身危险性。一般而言,某种特定行为之所以称之为犯罪行为,是由犯罪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共同决定的。亦即,犯罪是具备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行为。人身危险性在情节程度认定上,发挥“但书”出罪的调节作用。然而,媒体所报道的各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足以启动刑事法予以规制,却因为考虑诸如司法效率、教育成本以及形式正义等因素,而将《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设置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管控效能忽略,动辄利用威慑力较小的社会规制手段进行约束。可想而知,幼师虐童事件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管控手段的效力层次混乱,导致幼师虐童事件的制度约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针对幼师虐童案件的儿童潜在伤害,调解结案削弱儿童利益的最大化保障。调解结案主要出于司法效率最大化的功效考量,在双方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从快从轻、从优地化解社会矛盾,以尽可能地立足公平正义与司法效率权衡的视角,恢复受害儿童与父母利益的原始状态[4]。虽然调解结案作为一种司法处断的手段创新,将司法的法益修复性理念完美融合于案件处理过程中[5],但其并不意味着无限度、任意情形下的案件适用。笔者认为,虽然幼师虐童事件最终以“调解结案”类型处理的案件为数不多,7年间共计报道30起案件,占据总案件报道数的11.36%,但其毕竟对于情节严重的幼师虐童案件而言,扩充了社会轻微管控手段的适用范围。

   幼师虐童案件归责结果的评判关乎儿童权利本位的理念,适用调解结案是基于“效率为主,兼顾公平正义”的原则考量,其价值体现仍在于追求司法效率。而幼师虐童案件适用调解结案势必会在司法效率追求过程中,削弱儿童利益的最大化保障,间接无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分保护的实质正义[6]。

   3.针对幼师虐童案件的责任承担主体,幼师和教育机构存在处罚的非对称性。在学前教育行业、领域中,学前教育机构或单位承担着幼师人员的入园选择、质量考核与职业培训等任务,并对幼师个体考核条件进行实时、动态地更新与把控。因而,在幼师虐童案件中,出现对儿童显性和隐性的一系列伤害,一方面是由于幼师个体自身多方面因素所引起的恶意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学前教育机构或单位,忽视或者放宽对幼师人员的动态考核。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7年前11个月单位受罚的比例呈现两阶段的动态增长。一是,2015年“刑修九”公布前5年间内单位受罚案件仅20件,占据案件总数的7.58%;二是,“刑修九”公布后2年时间内,单位受罚案件数为23件,同比增长15%。但总体而言,单位受罚相较于自然人受罚所占比例仍悬殊较大。7年间单位受罚案件总数共计43件,占案件总数的16.29%。由此可知,在幼师虐童案件的主体归责方面,幼师和教育机构存在着主体处罚的非对称性。

   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法治机制内在体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教育部针对媒体所报道的一系列幼师虐童案件,强调要严格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教师法》以及《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要求,对一切损害幼儿身心健康行为的幼儿园和教职工都必须进行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切实保障幼儿园身心健康成长[7]。“刑修九”针对学前教育机构或单位的责任承担状况,专门设置单位刑事处罚的条款[8]。而《教育法》针对学前幼师虐待儿童的行为,仅规定“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为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在法律责任章节中却忽视相关对应条款的设置。这一漏洞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幼师和教育机构受处罚的主体非对称性现象发生。

   (二)心理异质因素:内心欲望的外界表达,促使虐童举动的发生

   社会管控手段的弱化是幼师虐童事件存在并激增的外界条件,从而使虐童人员内心欲望的外界表达有了特定的氛围依存和物质条件。在前述特定情境下,虐童人员将内在欲望转化为犯罪行为,从而形成意志选择行为模式和反应性行为模式[9]。基于此,幼师虐童行为作为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一种变异反映,其心理来源因素是多层次的。诸如,寻求心理刺激、释放内心压力、追求业绩以及一时无法控制等(见图2)。而上述种种心理原因可归为影响和制约犯罪行为发生的意志选择行为模式、反应性行为模式涵盖的因素。

   (图略)

   图2 幼师虐童案件中行为动机、目的统计[10](单位:件、%)

   1.意志选择行为模式所导向的犯罪动机强烈、具体且明确。虐童事件的意志选择行为,作为虐待被监管人、看护人罪行为产生的基本、典型的方式,是指犯罪行为的发生通常是行为人接受外界消息之后,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促成某种积极结果的发生,而这一结果的形成正是行为人意志努力的结果。结合刑法第14条犯罪故意的主观意图界定,幼师虐童的心理历程是幼师明知自己虐待儿童的行为会产生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等严重结果(见后图4),但其为积极促成内在欲望的外界表达,而希望此种结果的发生。由于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促成幼童伤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在意志选择行为模式下,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的主观心态认定应当仅限于直接故意。从图2中可以得知,意志选择性行为模式心理因素,在笔者统计的幼师虐童事件中,按照比例高低依次排序,排在前列的具体包括:释放压力(57件,占21%)、业绩考核(43件,占16%)、家庭琐事(35件,占13%)、娱乐刺激(30件,占11%)。总体而言,意志选择行为模式的发生率为61%。这从侧面反映出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的现实基础多源于行为人强烈、具体与明确的心理因素。

   进一步剖析,此类具体、明确与强烈的心理因素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在于学前教育单一化、固定化的教学模式使幼师感到枯燥无味,而幼师群体多为青年,好奇心促使其寻求刺激感,进而诱发虐待行为,在各式各样的诸如扎针、喂药以及言语侮辱中,寻求内心的满足感[11]。另一方面在于长期积聚的无形压力与有效疏导机制的缺乏,促使人的正常心理变异。收入水平、业绩考核以及家庭琐事等原因致使的各类压力,通过虐童行为得以释放。诸如,2011年10月发生的“西安城东苏王早慧幼儿园虐童事件”,就是因为幼儿园规定工资奖金与考核挂钩,长期的重压导致施虐幼师每天精神紧绷,心理问题愈发严重,进而恶化、变异衍生为一系列暴力行为[12]。

2.反应性行为模式映衬出犯罪人不良心理素质。幼师虐童事件的反应性行为模式不同于意志选择行为模式,其虐童行为的发生主要在于个体对外部诱因刺激的应答性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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