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近代中国与民族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3 次 更新时间:2013-09-15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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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洋  

“民族主义”是个诞生于19世纪初期的新名词。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催生了民族主义。今天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解释大概有成百上千,我们姑且不去为这个名词解释大费周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无疑是一对孪生兄弟,可是讽刺的是,当今世界大多数所谓的民族国家都是多民族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有时候往往纠缠在一起。那么我们回首百年近代中国,中国历来就是以多民族的大家庭而著称。从先秦时期到李唐发展到了顶峰,虽然蒙元实行残暴的民族政策,但是到了明朝再接正统的时候,多民族的融合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满清的满蒙结好再创佳缘,康熙之后,满汉打成一片,到了晚清哪里还分什么满人、汉人啊。然而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挑起民族矛盾,提出了“汉族”的概念。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巨浪。反而是甲午惨败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激情,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很大的沾了甲午战争的光。因为民族主义是很难从内部自我催生的,必须要在外部危机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以催生出巨大的内部凝聚力。但是在近代中国,反侵略一直是主线条之一,从1840年到1953年。这期间我们甚至经历了要亡国灭种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时期却很短暂,笔者认为不过是1937—1941年这么几年。至于有学者所说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的民族主义则不在本文范畴。

满清政府饱受外部侵略打击,然而一次次的失信于民最终换来的必然是政府的垮台。政府和民众的严重脱节,知识分子满腔悲愤但是奈何仍未唤醒民众那内心深处的民族尊严。内部力量的分裂延缓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形成。甲午战争可以看做是一个转折点,国人对满清政府的最后的信心和希冀最终崩溃,于是举国上下把救亡图存抬上了一层台阶。十几年后满清就寿终正寝了。民国建立后,外部危机有所缓和,一次次的开启民智的思想运动开始。然而,一次次的内斗为了权力把这个脆弱的国家折腾的筋疲力尽,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多少英烈在西风下死在自己人的手上。不得不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用一套“以暴制暴”的理论彻底打破了中国的近代发展趋势。毛泽东对农民的独到开发和运用,改变了中国。国共两党开始主宰中国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强国们仿佛仍然活在19世纪的时代,美好的乌托邦大肆其道,但是德国和日本却在为新时代而努力做着准备。一战后的民族主义高潮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影响。国共两党仍然把最高权力最为终极目标,在现实目标北洋军阀被打倒后,失去了合作动力,国共分裂,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十年内战。但是不知不觉中,外部危机却在一天天的加深。1927年汉口、九江收回租借事件、1928年中东路事件或许可以看做是国人在内部胜利的发昏头脑下对外敌的一次炫耀。蒋家王朝并没有带来一个像之前汉唐明清那样的统一、富强的王朝国家,而是不尽的内乱,国共大内战下各派系军阀的小内战,战祸连绵,民不聊生。尽管这样,近代中国还是带着沉重的枷锁在前进。民族主义是每个国家与生俱来的,只要条件满足,它就会展现惊人的力量,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外部危机要足够严重。1931年北大营的一声炮响唤醒了部分民众,标志着更大的民族危机的到来。四十八天,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三千多万同胞。虽然此时国共两党还在拼杀,但是这次空前的民族危机正在逐渐显露它对内部的巨大刺激作用,一切权力争斗必将服从于它。

东北的沦陷后,日本向热河、察哈尔步步紧逼,民族危机不断加深。1934年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被迫开始了悲惨的长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封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须知民族主义恰恰是“攘外从而安内“。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再也不是甲午战争时的自高自大的天朝上国。近代报纸书刊等媒介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社会信息的传播,一般的城市居民都在关注国家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用着自己的话语体系开启着民智。1932年热河沦陷、1933年长城抗战……日本的“蚕食”政策日渐成效。与此同时,广大国人在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下向政府施压。历史仿佛正在重演,正像1919年是一样,1935年北京的学生们再次走上了街头,抗议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一二九运动开启了全国性抗日浪潮,北京再一次成为燎原之火。这一次,学生、工人、商人、民主人士、华人华侨等等各个阶层都在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其实就是民意绑架下的历史事件,事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中国民众”。当内部斗争终于缓和下来后,准备了近一百年的民族主义终于显现出来。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日本的全面侵华,八月十三开始的淞沪会战,中日第一次大规模交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抛弃前嫌、一致对外。从来未有过的民族危机把古老的中国各个阶层都自发地联合起来,这是从来未出现过的。精英带领下的全民族抗战甚至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抗战,昭示着近代民族主义中国局面的出现。在为期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中,近代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兵力,达到七十万。民国政府的“心脏”受到巨大威胁。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援。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民族主义达到高潮。三十多万生命的消逝换来了亿万民众的民族情怀。几千年来第一次全国人民自发的团结一致,抗击外敌,不是政府,而是人民。四大会战结束后,中日进入战略对峙时期。中共在华北地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抗战,把民族主义之火引向社会最底层。然而在经历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后,最后到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的国共两党事实上已经摊牌,合作已经名存实亡。因为他们知道,随着日本正面进攻的停滞,日本的国力已经耗不起了,最后的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民族主义时代也就此终结。因为内斗再次成为主题,抗日的共同目标已经飘摇。

世界近代史的三次民族主义高潮哪一次都少不了欧美强国的影子。除此之外,民族主义往往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说,外部危机是催生民族主义的原动力,宗教感召是民族主义的有力纽带,欧美强国的从中干涉是扩散民族主义的条件。中国近代以来外敌不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然而儒教无法感召民众的心灵,缺乏宗教纽带下,民众很难找到内心归属感。党派内战大大消耗了国力,直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来临后,民族主义才被迫的衍生出来,最终注定是昙花一现。应该说中国近代这短暂的民族主义是畸形的、不成熟的。

中国从未有过世界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无尽的内部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每一次的对外民族仇视都让政府如坐针毡,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仇外情绪不断高涨,“美帝”的概念仍然有很大市场。今日中国虽无民族主义但是却有民族隐患。“藏独、疆独、蒙独”等都是外部势力插手的天然因素。这些与宗教扯在一起的问题,需要信奉“无神论”的政治家们有大智慧、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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