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帝国史在19世纪末兴起，对全球史、帝国史和中国史的学术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帝国本体和其自治领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成为钻研现代全球史的关键线索，其研究成果成为各国历史学家必要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只阅读研究成果，而不从撰写者和学术机构的角度了解其脉络，常常无法深入体会其内涵与学术关怀。因此，本文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帝国史讲席教授席位的设置角度切入，探讨这些学者编纂《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过程，并辨析在编纂完《牛津英帝国史》后，奥斯特海默提出的三条帝国史理论研究路径，以及“非正式帝国”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应用。基于上述帝国史学术发展脉络，最后思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可以从英帝国史研究中获得哪些借鉴。
关 键 词：英帝国 英国协 帝国史 殖民史 非正式帝国
由英帝国(British Empire)、英国协(British Commonwealth)①及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②等概念建构的英帝国史，在全球中文学界一向被赋予负面定义。虽然欧美学界对英帝国史研究有深刻反省，③但不难发现其反省与中文学界之批评大相径庭。换言之，中文学界的关注点并非英帝国史学家研究的领域。概因在大多数英帝国史学家眼中，除香港、九龙半岛和台湾之外，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任一帝国或国家的殖民地，④所以中英关系史之研究自然从政治外交史的角度切入。⑤但是两岸中文史学界一致认为，中国从19世纪开始历经数次沦为殖民地(或是半/次殖民地)的危机，故而中英或中外关系史与革命史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英帝国史学家而言，中英关系是外交关系；对中国史学家而言，中英关系是中国挣脱英帝国桎梏的革命进程。换言之，英国史学家不将中国带入帝国史研究的视野，而中国史学家对帝国史研究的认知相对片面。这使得英帝国史学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示范无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宝贵借鉴。
英帝国史的发展进程对全球史、帝国史和中国史都有重大意义。其一，应用在全球史时，可见英帝国与其他帝国的竞合对世界各地历史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例如：英日二十年同盟、中国五口通商、英德欧陆称霸、英俄中亚大博弈等。因此，把英帝国当成一个国家，是研究19、20世纪全球史的重要途径。其二，作为研究其他帝国历史的比较案例时，英帝国史作为一种跨国、跨文化视野的研究脉络，视野涵盖了英帝国遍布全球的自治领和殖民地。从发展程度较高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还在赤贫边缘挣扎的索马里，英帝国史学家的视野比起任何研究单一国家或区域的历史学家更为宏观，因为他们必须在宗教、文化和经济的鸿沟中，找寻政体之间的内缘共同性。因此，把英帝国当成一种多元的政体联盟可成为研究其他帝国的借鉴，对帝国史研究提供裨益。其三，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全球化时，英帝国在中国各地的“非正式帝国”的影响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不论是中国海关提供的关务便利或是关税收入，还是英商公司在条约口岸推进的城市化发展，都是近代中国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把英帝国当成一个文化、制度的输出源是研究近代中国全球化的重要线索。
如果中国史也想要有英帝国史这般对全球史学家的影响力，就必须加强英帝国史的知识储备。但是英帝国史具体案例研究及理论知识储备在中文学界仍属薄弱。在这种态势下，就以革命史观或中国中心观为例，可能会出现片面诠释：以革命史观而言，中国近代史的演进都是以对抗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为出发点，彷佛19世纪深陷于印度问题的英帝国是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处心积虑地把中国变成下一个印度；中国中心观会则从中国地方秩序出发，常常忽略中国近代史中的外在因素，忽视华洋商会合作和中国海关外籍总税务司署确实推动了19世纪的中国市场与全球整合，土货营销全球打破了全球的贸易壁垒，洋货运遍天下打破了中国各省的贸易壁垒。
反观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中文史学界，则出现了“后殖民史学”的特色。因为后殖民史学通常过于关注殖民地，而忽略帝国本体的复杂性，从而出现“缺乏区域特色”和“斩断历史连续性”两种现象。前者可以归因于研究者过度关注殖民地所在的区域(史)研究，而放大殖民地现代化的成果，将之归功于帝国的贡献。这些现代化成果通常是帝国本体对殖民地进行开发所推动的产业发展，或是为了缓和殖民地反抗情绪而推进的教育启蒙。秉持这种研究路径的史学家，不自觉地与其他研究殖民地的学者推导出类似的论述：帝国与殖民地现代性。这使得不同区域的殖民地史研究忽略了区域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历史面貌。后者则是因为“去帝国化”后，导致忽略外来帝国、原生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多重历史联结。这种忽略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外来帝国或原生帝国对某区域(或殖民地)的直接开发或剥削；其二，原生帝国在外来帝国的压迫下，对治下区域(或殖民地)的剥削和转嫁。可见，如果忽视外来帝国或原生帝国的历史脉络，会使得殖民地在19世纪末发生的历史剧变与帝国长期信奉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理论无法结合，从而产生历史断裂。
虽然革命史观、中国中心观和后殖民史观对英帝国史研究存在或激进、或漠视、或崇拜、或厌恶的倾向，但是不论其情绪为何，历史研究必须要实事求是。要了解清帝国，英帝国史是个无法回避的命题。毕竟，19世纪前期的英、清帝国主导了欧洲和东亚的国际秩序，而19世纪后期，英帝国改变了清帝国的国策。因此，本文对英帝国史的起源和发展逐步梳理，呈现140年英帝国史的学术史脉络。
近年来，中文学界对英帝国史的史学史研究之关注日趋增进。2020年《史学理论研究》的专刊“西方帝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⑥有两篇论文讨论英帝国史，但是对两部影响英帝国史走向的《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及其编者，并没有深入讨论。本文将以牛津大学英帝国史讲席教授的设置为切入点，讨论英帝国史的演变与传承，并且分析《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书写时空背景和主旨关怀的差异，最后对《牛津英帝国史》中第三、四册撰写者尤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将英帝国史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进行讨论，辨析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三种范式以及有关非正式帝国的理论。
一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英帝国史讲席教授
18世纪启蒙运动中，欧洲学者开始对天主教和罗马教廷展开批评。此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反过去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视角，首次从政府、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客观描述罗马帝国史，因此受到当时卫道士的许多非议。到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开始将罗马帝国史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英帝国。1883年，约翰·罗伯特·西利(J.R.Seeley)出版《英格兰扩张史》(The Expansion of England)。该书不像聚焦于英格兰史或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结合的不列颠史，转而探讨英帝国的扩张进程，即英国如何从15世纪末的欧洲小国，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强权。西利指出：
有些国家，像是荷兰和瑞典，或许认为它们的历史就是一个伤口愈合的过程。他们曾经强大，但是那时的光辉已经逝去，现在只位居次要的位置。它们对自己过去的兴趣只是情感上或是学问上的需要；而唯一现实的意义就是它们的历史是一门接受现实的课程。但是英格兰一直稳定地成长，而且不只是相对的成长而是绝对值的成长。现在的英格兰比18世纪强大、18世纪又比17世纪强大、17世纪又比16世纪强大。现在惊人的强大就让英格兰的未来变成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让人极为焦虑的问题，因为事实证明，庞大的殖民地使得英格兰暴露在全新的危机中，而这在英格兰的古典时期不曾面对，因为那时的英格兰只是一个孤立且不重要的国家。⑦
《英格兰扩张史》可说是英帝国史的开山之作，英国历史学家终于将视角从英格兰转移到英格兰的扩张。若无探讨英帝国扩张的视角，则无法将史学界的目光从英格兰和不列颠群岛移开，转而看到19世纪英帝国这庞大且复杂的聚合体。
从西利的言论不难看到他对英帝国扩张的洋洋自得，但是也透露出深刻的忧虑。所以《英格兰扩张史》不只为宣扬国威，而是一本提醒盛极必衰的作品。西利当然无法与吉本相比，但是“《英格兰扩张史》是第一本系统研究英帝国史的著作”。⑧西利于1869-1895年担任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ship of Modern History)，深信历史学中的经验法则、理性论证和全面研究。在新的研究领域中，他“大量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的档案，是兰克的信徒，重视精确和严谨证据”。⑨
(一)牛津大学讲席
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殖民史教授休·爱德华·伊格尔顿(Hugh Edward Egerton)发表《英殖民政策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一书前，英帝国史只是英格兰史的脉络之一，尚未居于主流。这本专著明确地批评了英帝国在北美洲殖民地的政策：“过去殖民地的政策是基于独占市场的理论，但是现在自由贸易的教条就从根本上挑战了独占市场理论。如果殖民地的主要输出产品已在其母国构成独占市场的地位，而且这样的独占市场在现实中导致了革命，其结果就是，殖民地对母国似乎没有实际的用处。”⑩鉴于北美殖民地的失败，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时，对各地的殖民地就有这种“任其离开”(laissez-aller)的政策。再加上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民主化进程，更是加强了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性。
为了修正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注定分手的结局，伊格尔顿赋予了殖民政策研究更大的现实意义，即为了维系英帝国的存续而产生的研究，而不只是西利的历史理论研究。这本书标志着英帝国从关注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的第一帝国，到全力投入亚洲殖民地的第二帝国。(11)此时，英国已进入19世纪末，国力鼎盛，帝国史和殖民史变成了当时的显学。因为对殖民史的贡献，使得伊格尔顿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贝特殖民史讲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教授，这也是英国的第一座帝国史讲席。(12)
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于1912-1913年在牛津担任贝特讲席讲师。(13)他亲眼目睹了19世纪末占有世界约四分之一的土地的英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复杂关系。由较大自主权的自治领(如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和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如英属印度、香港、西印度群岛、斐济等)组成；再加上南非的波尔战争和爱尔兰反抗英国的抗争，英国要如何维系极为多元的人种、文化、宗教和自治权的多政体帝国，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因此，柯蒂斯开启了“圆桌运动”(Round Table Movement)，(14)旨在解决英帝国和其自治领与殖民地的自治问题，提倡“帝国联邦论”(Imperial Federalism)。其主旨就是让英国维持宗主国的地位，让全部英国殖民地加入联邦议会，并且赋予所有殖民地极大的自治权。他的主张直接导致1919年《英印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赋予印度省政府自治权的平行治理(Dynarchy)模式。
柯蒂斯推荐雷金纳德·库普兰成为他的贝特讲席讲师接班人，并且邀请库普兰加入圆桌运动，组成“生姜小组”(Ginger Group，意指在一团体中的决议形成团体)。1920年库普兰接替伊格尔顿成为贝特讲席教授，直到1948年，库普兰“长期出任贝特讲席教授帮助他将殖民史的重心放在两次大战之间”，(15)他的观点影响了英帝国史的走向，直到现在。
虽然库普兰是伊格尔顿的继承者，但是同样明显受到柯蒂斯影响。此时，英帝国面对的问题相较柯蒂斯领导“圆桌运动”时期更为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的实力大减，再也无法维系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光辉，所以他认为解决英帝国即将崩解的危机就是要建立起“帝国托管”(imperial trusteeship)机制，让英帝国向英国协过渡，赋予国协成员国最大的自治权。他对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出版了《魁北克法案》(16)、《美国革命与大英帝国》(17)等。在《美国革命与大英帝国》中，他主张英帝国已经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50年内转型成功，建立起帝国托管、废奴和自由贸易等制度。因为他对英帝国的转型期待，所以库普兰在其最重要的著作《东非及其侵略者》(18)和续作《东非的剥削》(19)中，大力抨击英帝国从阿拉伯半岛到东非的侵略。他在牛津大学的首场演说(Inaugural Speech)时指出当时历史研究中的肤色和国籍问题：
四海一家，亚洲和欧洲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欧洲不可能离开亚洲且和平地生活。印度、中国和日本确实是国联一员，难道我们不能承认国联正在努力地维系世界上白人之间的和平？当我们推动这项任务时，我们熟悉的古老邪念，例如无知、偏见、无止尽的贪婪和傲慢的权势，正在集结，并且超越了我们有限的理解范围，直到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我们正在面对另一个似乎“无法避免”的冲突，但是这次是肤色之间的冲突，比起之前的冲突更原始、更冲动、更无情、更具毁灭性，真正的末世决战(Armageddon)，用鲜血做戳印，毁灭文明的最后希望。(20)
如果说库普兰对英帝国的批评还不够尖锐的话，他的贝特讲席教授的继承者文森特·哈罗更是近乎苛刻地批评英国绝对不可以反对印度人民争取自治和自由的权力。他要求殖民史学者对英帝国的殖民行为有更整体的认知，所以他反对专业区分，并且要求学生要“观察和呈现人类和思考的全貌”，同时也要“联结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视角”，最后把“这些要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他也指出孤立研究可能会歪曲事实，以及殖民地和宗主国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21)
他在探讨“政治责任的本质和提问”时，对英帝国依赖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提出尖锐批评：
在自我认知其责任时，母国必须决定监管的程度和方法，即使当其了解有对海外领土做点事的必要，而不是让国家财富闲置、消失或陷入混乱，母国一直被不确定性给磨损，担心做太少，又担心做太多。在印度的长期危机中，一再证明了上述两面为难的处境。从孟买撤出是不现实的，但是直接统治也一样不现实。“自由放任”的失败真的太明显了，东印度公司从一个方便的临时工，变成了一个令人羞愧又危险的浪荡子。
这个国中之国必须先服从，再痛苦地经营，最后置于帝国政府之下，并对帝国政府负责。但是直接统治必须是渐进且具实验性质的，在尝试和排错的阶段中，国家只能以其现有的资源进行，废除特许令是既不讲政治也不合理的，因为东印度公司有着国家没有的经验和知识，这是国家常常认为极有价值的。监管的方法和模式自然是一种实验，更必须务实：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各种尝试方法想要维持着间接控制，但是帝国本身早已成为一种让私人企业扩张其范围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自带革命属性。(22)
哈罗在担任第三任贝特帝国史讲席教授之前，1938年就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担任罗德斯(Rhodes)帝国史讲席教授，国王学院的罗德斯帝国史讲席教授也是英国第二座帝国史讲席。(23)这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牛津大学一直在英帝国史研究中居领导地位。
经过库普兰和哈罗的努力，英帝国史的研究路线开始转变，“新的研究案例还是以帝国核心的宗主国出发，但是研究方法开始转变：帝国史学家和学生的视野现在都会包括英国和当地机构的互动研究，许多学科交叉正在发生，也突破原本只有英文史料及英帝国文献的研究框架”。(24)
(二)剑桥大学讲席
剑桥大学的英帝国史讲席职位不同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在创设讲席时，就以研究英帝国史为目的，但是剑桥大学的维尔·哈姆斯沃斯讲席(The 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一开始的研究目标是海军史。(25)虽然第一任维尔·哈姆斯沃斯讲席教授约翰·霍兰德·罗斯(J.Holland Rose)是第一卷《剑桥英帝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主要编者之一，但是他和其继任者赫伯特·瑞奇蒙(Herbert Richmond)都是海军史学家，到第三任讲席教授埃里克·沃克时，才变成英帝国史讲席。而剑桥大学第二座英帝国史讲席是史末资国协史讲席教授(Smuts Professor in Commonwealth History)，(26)为了纪念布尔裔南非总理扬·史末资(Jan Smuts)而设立，因为史末资明确反对英帝国并支持英国协、国联和联合国的立场，(27)所以此讲席的名称是国协史。
这两座讲席也从英帝国或英国协史逐渐转型。1951年后，维尔·哈姆斯沃斯讲席教授是英帝国史学家：1971-1981年间的约翰·盖勒和1981-1992年间的大卫·费尔德豪斯。但是之后就由英帝国的两大殖民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史学家出任：印度史学家克里斯多福·贝利和澳大利亚史学家艾莉森·巴什福德。这两座讲席就从帝国史转向全球史。从剑桥大学对这两座讲席的说明就可以看出端倪：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维尔·哈姆斯沃斯和史末资讲席教授及其同僚转变了英帝国制度史，朝向全球视野，现在涵盖了欧洲和非欧洲帝国的社会经济史、对帝国的抵抗和回应、国家解放运动、后殖民国家在观念思想上的全球连接、商业、劳工、文化、宗教、科学、环境、移民，以及帝国和区域间的比较历史。南亚和非洲是其重心，但是近来也建立了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中亚和大洋洲历史研究群体。(28)
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约翰·盖勒。他虽是剑桥大学毕业生，但先于1963-1970年间担任牛津大学贝特讲席教授；继而于1971-1980年间在母校剑桥大学担任维尔·哈姆斯沃斯讲席教授。另一位同等重要的帝国史学家为罗纳德·罗宾逊，他在盖勒前往剑桥后，接替了牛津大学的贝特讲席教授席位，直到1987年。
本来冰炭不同炉的剑桥和牛津帝国史研究，在盖勒与罗宾逊的合作中，共同打下了英帝国史近50年的学术基础。他们共同关注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洲，成果寥寥但影响力巨大，见诸1953年盖勒第一作者、罗宾逊第二作者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29)以及1961年罗宾逊第一作者、盖勒第二作者的《非洲和维多利亚的人们：帝国主义的官方心态》(30)。
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中，他们开宗明义地指出：“这应该是句陈腔滥调了吧，英国在19世纪的海外扩张是非正式帝国的方法。”(31)当然这不是陈腔滥调，因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常被引用的史学论文”。(32)到底为什么这个说法会造成这么大的理论轰动，罗宾逊解释道：“帝国体系的‘地图上的红色’(英帝国代表红色)变成‘冰山的一角’，在这概念中，影响力调节成治理，然后治理向影响力让步，(33)这都是为了平衡地方的协作和抵抗的变化。这项理论创新，随着理论神话的推进，打破了过去帝国史学史的一统性。”(34)
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当以1974年盖特在牛津大学的福特基金会演讲至关重要。他以《英帝国的衰弱、复生和落幕》为题，对英帝国扩张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
我们或许看向英帝国后发现，英帝国的衰落主要在于其整体的机能崩溃，呈现一种迅速的衰退。然后，或许我们总结为这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帝国的伤害。但是我要论证的是：第一，英国的世界体系是如此危险且脆弱，而且早在1939年前就一直呈现衰退的迹象；第二，英帝国世界体系的关键部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快速衰退，从正式管理体系转移到影响体系(from a system of formal rule towards a system of influence)；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暂时的)再统一英[帝]国的世界体系，扭转了衰退的颓势，并且在帝国落幕之前，将其影响力转向[国协(或国协王国)的建立]。(35)
从上述的论述就可以看出盖勒和编纂《剑桥英帝国史》的史学家的相异之处。盖勒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年《剑桥英帝国史》的编者群主要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1984年开始编纂《牛津英帝国史》的史学家更关注英帝国与全球的有机互动。换言之，盖勒主要传承了牛津英帝国史学家的学术旨趣，即关怀英帝国衰退，并试图找到新路线：
我想要辩证的是，这个“帝国”，由一连串的殖民地和其附属地组成，只是英国世界体系的冰山一角(the tip of the iceberg)。其影响体系(system of influence)和权力，多半倾向由非正式的影响方法(informal methods of influence)运作之，而其正式的统治方法(formal methods of rule)只在必要时使用。这样的看法对我们的论述很重要，当我们在检验英国扩张的不同阶段时更加清楚。(36)
两人的门生，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记载了他们对后学的启发：
罗宾逊和盖勒的理念很容易引发争辩，在他们在剑桥和牛津教书的日子里，他们几乎创造了英帝国史的文艺复兴，这门学科从此之后，必须包括：一、在周边地方发展的知识；二、注意英帝国扩张时的“十分之九的冰山”，在1880年前，都不被视为正式帝国；三、关怀连续和断裂；四、比较现在研究更深入地评估“官方心态”。由此产生的专著、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都极大地扩大了我们对英帝国主义的知识，同时也使我们对此问题的了解比以前更复杂也更困惑。(37)
而他们影响的历史学家，都是20世纪末至今最重要的史学家：印度史学家克里斯多福·贝利、《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和《牛津英帝国史》的总编辑威廉·罗杰·刘易斯(Wm.Roger Louis)。
二《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编纂
由上述的讲席教授可见，帝国史的发展其实是由牛津大学推动而成，剑桥大学未成气候。直到盖勒1971年从牛津到剑桥后，才和罗宾逊共同开创了牛津剑桥合作英帝国史研究的时代。
(一)《剑桥英帝国史》
《剑桥英帝国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编纂，1929年出版了第一卷，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第九卷终于在1959年出版，长达三十年的编纂使得“没有任何一位1929年的编者，看到《剑桥英帝国史》付梓”。(38)
编纂《剑桥英帝国史》的历史学家受到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席西利和其继任者阿克顿男爵(Lord Acton)的深刻影响，所以《剑桥英帝国史》呈现的史观，和伊格尔顿影响下的柯蒂斯、库普兰和哈罗等人对英帝国的批判和反省有极大差异。
《剑桥英帝国史》的总编虽然是剑桥大学维尔·哈姆斯沃斯海军史讲席教授罗斯，但是实际编纂者是欧内斯特·阿尔弗雷德·贝尼安斯(E.A.Benians)(1939-1941年任剑桥大学校长)，他除编纂《剑桥英帝国史》和《剑桥现代史》之外，还撰写了两本著作：《美国历史梗概》(39)和《美国的种族和民族：制造美国民族与人民融合的历史梗概》(40)。由此可见，贝尼安斯是一位北美史学家，20世纪初英国学术界的北美史研究和现代美国相比有极大不同：他们比较关注美国独立建国之前的北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的历史。这种帝国史学派的美国殖民史学家(imperial school of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ians)的视角常常被美国史学界无情嘲讽：
帝国史学派的美国殖民史学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在1783年前，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他们的主题基于一个假设：既然这些殖民地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其历史也应该是英帝国史的一部分。这样的方法与美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针锋相对……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或许是爱德华·钱宁(Edward Channing)。这派历史学家主要调查殖民时期历史(如果不是只调查的话)，目的想要找寻美国起源的证据，而这些是英籍美国人想都想不到的事!(41)
虽然贝尼安斯深知英帝国在丧失北美殖民地后的打击，但是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领袖地位，让贝尼安斯对英帝国的文明和制度信心充足，并不免忽略了英帝国的暴力层面，毕竟与南亚和东南亚相比，英帝国在北美的暴行确实较少；或者更准确地说，英帝国在北美的暴行很少有文字史料的记载，以及其暴行通常发生在美国建国之后。
《剑桥英帝国史》虽然编纂时间长达30年，但是主要的编纂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帝国面对战后重建、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贝尼安斯对英帝国的信心不像阿克顿般信心满满，但是《剑桥英帝国史》“对英帝国朝向英国协的转型，认为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仁慈且进步的力量”。(42)这些英帝国史学家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的崩解，所以《剑桥英帝国史》让21世纪的读者有不少疑虑，罗纳德·海姆(Ronald Hyam)指出：
《剑桥英帝国史》的问题是篇幅太精简的章节结构，还有严密的专业术语，更别提密密麻麻的排版，这都让业外的学生和学者无法充分地吸收这套书。反复地使用“我们的帝国”以及类似的所有格语法容易挑动现代政治的敏感神经。编者信心满满地主张：“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建立仅仅用了这么少的武力和武力展示”，这些话已经无法说服现代更有批判性的读者。(43)
但是《剑桥英帝国史》这种处于两次大战之间对英帝国洋洋自满的情绪，在《牛津英帝国史》中完全消失，因为这两套英帝国史，事实上是属于不同时期的学术作品。
(二)《牛津英帝国史》
20世纪末，牛津大学终于开始编纂《牛津英帝国史》，直到1998年出版第一卷。除了时间大幅落后于剑桥大学，更重要的差异则在主编的身份。比起半世纪前，剑桥大学为编纂《剑桥英帝国史》，而找到该校出身正统的英国史学家，《牛津英帝国史》的总主编是罗宾逊和盖勒的门生，美籍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科尔(Kerr)英国史和文化讲席教授威廉·罗杰·刘易斯。
刘易斯生于底特律，长于俄克拉何马，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本科毕业后，因为对德国的帝国主义感兴趣，去哈佛大学读了硕士，但是那时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阿瑟·史密夫亚斯(Arthur Smithies)对他说：“如果你真的对英帝国、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感兴趣，那你必须去其他地方，真正了解这些事的地方，而这地方决会不是哈佛。”(44)于是刘易斯在1960年前往牛津大学，开始了他对帝国史的研究。
刘易斯在牛津的指导教授是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J.P.Taylor)，一位反美崇苏的哈布斯堡史学家；另一位是玛格丽·佩勒姆(Margery Perham)，当时被牛津的学生称为“令人生畏的女老大”(formidable Oxford female don)。但是刘易斯认为，影响他最深的就是罗宾逊和盖勒。(45)在罗宾逊眼中，刘易斯“属于战后帝国史学家第二代，他们的学术生涯在后殖民时代的开端”，(46)又是个美国人，其视野自然与传统牛津学生极为不同。刘易斯在这两位帝国史的双擘的指导下，开始了帝国史的研究。毕业后，刘易斯编纂了《帝国主义：罗宾逊和盖勒的辩论》(47)，讨论罗宾逊和盖勒对英帝国史学界的冲击，同时这两位的门生，也开始论辩。刘易斯在学术上与他的同门肯尼迪，有着一生亦敌亦友的关系。肯尼迪认为：
这个词汇(帝国主义)只针对外国的并吞吗？或者是可以包括英格兰人怎么对待他们的塞尔特邻居、德国人对待波兰人、美国白人对待印第安人和俄罗斯人对待他们所有的邻居？如果这只是指正式的领土控制，那我们要如何对待“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这种模糊的词汇，然后不思考“文化帝国主义”？(48)
肯尼迪的提问确实尖锐，因为他直接挑战了“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这一词汇的诠释维度和正当性，因为罗宾逊和盖勒完全忽视了在20世纪末各地后殖民史研究中，弱势族群在国家内被强势文化压迫，而产生的对自身文化消逝的担忧和恐惧。对此，刘易斯提出了视野极为开阔的诠解，把英帝国对非殖民地和国家族群的互动都包括在内，这可视为其编纂《牛津英帝国史》的目的：
与经济学家不同，他们(罗宾逊和盖勒)认为帝国主义更胜于经济剥削，并牵涉他们称之的“协力”。(49)如果只有抵抗，那结果就是军队占领，如果想要有个可操作的殖民管理，关键就是人民必须合作或协力。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个很新颖和需要争论的看法，到现在仍然在争辩，而不是只在研究生的研讨会中。
大洋相隔之外，隐形的英帝国由贸易、商业和间接控制组成，如果英国对一国的政治经济行使控制权，如果一国被打压成附庸国(client state)，那此国可被视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已经被各世代的历史学家争辩，而在《牛津英帝国史》的作者中，也有不同看法。
编者和作者彼此争论，到底中东(例如伊朗)、中国和拉丁美洲应不应该被包括在内，甚至还有争论爱尔兰应不应该被排除，因为19世纪的爱尔兰毕竟不是个殖民地。但是如果爱尔兰不是殖民地，那它是什么？最后的决定是，《牛津英帝国史》不仅应该包括爱尔兰，也应该包括中国、中东和部分的拉丁美洲，我相信《牛津英帝国史》最后是一本更丰富多元的著作。(50)
秉持开放态度的刘易斯，确实是编纂《牛津英帝国史》最合适的人选。他让全球史学界了解到，英国对于英帝国史的研究，不像《剑桥英帝国史》般洋洋自得。编纂完成后，剑桥大学史末资英国协史讲席教授安东尼·洛指出此事的困难：
《牛津英帝国史》是大部头。5卷、150章和3300页。要读完这样的巨作有两种方法：一，只将自己感兴趣或和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拣入篮中；二，持续努力，紧紧跟随编者诉说故事整体的企图，全心全意将整体读完。比起半世纪前的《剑桥英帝国史》……比较两部英帝国史的内容之后，自然就会得出现在英帝国史的发展前沿目录。在《牛津英帝国史》追寻4世纪的4卷中(因为第5卷探讨的内容是史料编纂)，其诉说的故事整体，不是没有问题。然而，无疑证明英帝国现在已落幕，但是其影响依然萦绕不散，是因为其遗绪遍布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这五卷是杰出的成就，显示了罗杰·刘易斯令人敬畏的编辑技巧的最高峰。他不只召集了五册的编辑，还有128篇章节的作者。他在很短的期间内，一次就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或许曾有过编纂类似巨作的经验，只有惊讶地擦去眉宇间的汗水了。(51)
《牛津英帝国史》集结了全球最杰出的史学家，他们的专长领域都是与英帝国有密不可分关系的区域史和国别史(虽然这些区域和国家未必是英帝国的殖民地或自治领)，刘易斯指出了两套英帝国史的本质不同：
将近半世纪前，最后一册的《剑桥英帝国史》出版，同时，英帝国也已经崩解，仅存直布罗陀、马尔维纳斯群岛、百慕大和皮特克恩岛，这就是曾跨越全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帝国遗存。通过亚洲、非洲和英国的历史学家的努力，对英帝国经验的普遍认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被大大扩充。早年的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全部，倾向追寻英帝国的进化和专注在如何治理。对维多利亚晚期的历史学家而言，英帝国的故事代表的是全球的自治领和帝国的统治，以及印度。在1950年之前，历史学家倾向关注宪政体制的发展和英帝国在国协下的自治结合后的发展巅峰。《牛津英帝国史》的视野更宽阔，我们不想要把英帝国史描绘成一段四百年的线性进程，也不想要专注在宗主国的权威和治理。但是我们确实想要解释在英国的各种现象与全球各地的互动、其产生的英帝国领土变化，以及更迭的社会经济关系范式。《牛津英帝国史》处理的是英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人们，视野比过去的历史学家要广，也会注意到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及英格兰人眼中，英帝国的重要性。(52)
这种开放的态度，成功地将之前盖勒与罗宾逊未讨论的区域或国家纳入帝国史研究，在罗宾逊回顾刘易斯对英帝国史的研究时，他精准地指出其贡献：“每个帝国主义理论，他(刘易斯)相信，基于其研究，必然包含某部分的真实，因此他拒绝将某个论点定义为某个决定性因素。对他而言的问题是发现如何结合各种动机时，改变调和比例，以呈现它们的帝国和反帝国的研究影响力。”(53)
就是这种包容的态度，让《牛津英帝国史》中有百家争鸣的学术多元性，这也是为何在《牛津英帝国史》中的第三册和第四册各有一篇关于中国的章节，这也就是由刘易斯找来的全球历史学家中，唯一的中国专家尤根·奥斯特哈默所著。奥斯特哈默也正是将罗宾逊和盖勒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中指出的“非正式帝国”理论成功地应用到中国的关键人物。
三 帝国史在中国的应用及非正式帝国理论的成型
《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讨论重点都不是中国。此外，非正式帝国应用在中国的理论基础也不是由盖勒、罗宾逊或是其门生建立，而是由伦敦政经学院的英日关系史教授伊恩·尼什(Ian Nish)的门生，德籍的奥斯特哈默奠定的。奠定的论文就是在《牛津英帝国史》第三册和第四册中，由他撰写的“Britain and China，1842-1914”和“China”两章。奥斯特哈默的视野与之前的英帝国史学家相当不同，原因有三：一，他是德国人，所以不存在对英帝国扩张的自省情绪；二，他不担心英帝国的衰弱和转型；三，受尼什研究英日关系史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把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为进行对比。所以他自然而然走出了不同过往的两条路线：一，关注中英外交史，因为他认为“中国从未成为强权的殖民地”；(54)二，中国进入世界的进程史。他更专注于英国元素的在地分析，其机构的背景和其对在地社会和经济的影响。(55)
他在思考19世纪英帝国与中国的关系时，提出两个问题：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英关系中到底哪些是属于“帝国性”的？二，英帝国在中国是否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网络，这套网络是否与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网络平行存在？或可以被视为与其殖民统治平行的存在？
他指出或许“非正式帝国”可以回答上述两项问题，同时他也承认“非正式帝国并非学界共识”，但是他明确定义了非正式帝国“是一种历史时段，某种程度的稳定和恒定现象，避免外国的公然统治、经济利益是被‘不平等’的法律和机构协议所授予，并加以持续的政治干涉和军事胁迫，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是强权对弱国进行经济不对称、文化依赖或压倒性的影响力时的现象。”(56)他更指出非正式帝国的三大支柱：一，外国人的法律特权，也就是治外法权；二，外加的自由贸易：子口税、协定关税、值百抽五；三，部署了干涉的工具，例如炮舰外交和领事裁判权。奥斯特哈默成功地将非正式帝国理论应用在中国，具体描绘了英帝国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并且通过非正式帝国中的三大要素执行之：一，自治的(并非由英国政府控制的)公共租界；(57)二，中国海关；三，英国商行。但是他在思考19世纪英帝国的中国政策时，仍然倾向使用贸易关系，而不是以非正式帝国理论进行分析。换言之，英帝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中国这个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政策，其他的事务，英帝国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但是在《牛津英帝国史》的第四册，也就是20世纪的英帝国史研究中，他的导师尼什对日本史的研究，就给予他不同于其他英帝国史学家崭新的视角。(58)奥斯特哈默对20世纪中国境内日本帝国势力的快速兴起和英帝国衰落有深入研究，他很自然地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与英帝国相比，日本帝国对中国有更明确清晰的殖民进程，所以事实上，奥斯特哈默的非正式帝国理论的适用性应是建立在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干涉战略，而不是英帝国对中国的作为之上。他说：
随着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在中国扩大影响力，从而建立起更具规模的非正式帝国，在英国眼中的日本不仅是其大外交大战略的问题，日本成长为帝国周围的威胁和对手……所有关于英帝国史在近代中国的讨论必须考虑这个庞大的、持续成长的日本帝国的存在。(59)
也正是基于上述的认知，奥斯特哈默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政策和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对比后，得出了很精辟的理论。他指出：
日本支配满洲的1931-1945年提供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殖民统治下的工业化案例，而英属香港则是一种在自由贸易政权下很特殊的“周边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的开花结果。(60)
他综合了20世纪香港和满洲的殖民发展进程，呼应了罗宾逊在帝国史研究中强调的“去中心因素”(eccentric factor)，(61)并将非正式帝国理论定义为“在不对称关系下的一种特别的强势运作”。基于罗宾逊的研究，他总结出非正式帝国的十种现象：
1.两国之间实力有差距，强国为了追求其现在和未来的利益，在弱国内进行剥削。
2.强国避免直接控制弱国，但是拥有对弱国内政的否决权，也可以干涉弱国对任何特定国家给予特权的讨论和实行。
3.强国有能力制定弱国外交的纲领性文件，最好是以强国为核心的不对称同盟。
4.强国在弱国维持某些军事设施，并且(或者)得以影响弱国的武装力量(通过军事援助、顾问等等)。
5.强国国民在弱国维持充分的经济利益，通常由各种企业维系，例如：从进出口商行到跨国合作的子公司。
6.强国占据在弱国的外国独占企业，并呈现比弱国平均经济增长更大的涨幅；有关分配资源的经济决策由强国国民决定。
7.弱国的民生金融大幅度被强国私有或国有企业控制；而且这样的控制可以转向并强化政治压迫。
8.弱国是资本的净收益者，弱国的资本不得向强国投资。
9.强国对弱国的控制是由本土的统治者和买办集团合作建构；“老大哥”保留干涉本土集团权力斗争，以及支持最终胜出者的权力。
10.弱国的协力者部分或完全地理解并支持强国政治经济精英的“世界观”。(62)
很公平地说，按上述非正式帝国的标准，到底是日本帝国还是英帝国在20世纪中国成功地建立了非正式帝国？似乎日本在各方面都胜英国一筹。英帝国在中国维持非正式帝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调和“市场抵抗、人民抵抗和官方抵抗”。(63)英帝国在1925年的中國反帝浪潮和省港大罢工看到了上述三种抵抗结合时的破坏力。为了消解这些抵抗，英帝国“在1927年就放弃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并在1930年归还了威海卫的租借地”，(64)不难发现，英国的消解措施相当有效，因为到了1936年，“英帝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是美国位居第二，日本和德国还在后紧紧追赶”，(65)英国以退为进，以其对华贸易份额最大的影响力，成功地维持了外交部中领事体系对天津租界、广州租界的控制，以及在中国海关、上海和鼓浪屿公共租界中的非官方影响力。这就是英国在中国维持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利益付出的战略平衡。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很特殊，中国确实是强权的目标：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每个强权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吸引到东亚大陆，而且每个强权都呈现出不同样貌的扩张，从美国用贸易和投资的和平渗透到日本的大规模领土占领。外交史学家谨慎地记载了各强权间的活动、冲突以及合作。不巧的是，除了在“大博弈”的棋盘上，中国很少进入外交史家的眼中。而经济学史家研究近代中国时只专注在分析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宏观和集体面的影响，极少关注经济侵入后政治局势或是列强个别的帝国主义的差异。(66)
上述的结论或许可以精确地解释，为什么西方帝国史学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常常忽略其研究的课题与近代中国互动的原因。因为在西方帝国史学家眼中，日本才是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非正式帝国的国家；在西方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学家眼中，中国仅在英俄帝国在中亚博弈的大战略中才偶然出现；而西方经济史学家只关注全球市场(包括世界各帝国)对中国的宏观和集体的经济影响，而不重视个别帝国的“贸易帝国主义”的差异。
如果进一步思考英格兰、不列颠和英帝国的差异，不难发现，从英格兰史发展出两条路线：不列颠和英帝国。时至今日，前者转化成民族国家，而后者是以英国协和英国协王国的形式延续。本文沿着英格兰演变成英帝国最后转化为英国协的线索讨论之。
不列颠和英帝国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从英格兰演变为不列颠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充斥着教会控制、贵族斗争和王室联姻等内容，与欧洲任一国家类似，其历史偏重政治、军事、外交和基督教等领域。反观英帝国，若从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北美洲开始计算，其历史仅有四百年。但英帝国史之内涵远较英格兰史丰富，概因英帝国幅员辽阔，远涉北美、加勒比海、非洲、南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且牵涉外交部、殖民部与私人企业档案，其历史集中于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英帝国如此庞杂的史料体系或许只有罗马帝国才能比肩。
英帝国之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丰富的内涵与庞杂的史料体系上，更因其横跨两次帝国主义扩张之历史时期。从这一角度观之，虽然英帝国史看似只有短短的四百年，但在此期间，英帝国是唯一在两段扩张时期内于全球占据显赫位置的重要帝国。具体而言，第一次帝国扩张时期的强权国家当数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但西、葡两国都在第二次帝国扩张时期中大幅落后了；而第二次帝国扩张时期的新兴强权，如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清帝国，均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尚未建构起全球帝国体系。虽然在18世纪末，英帝国的扩张遭受重大打击(失去北美殖民地)，但凭借丰富的殖民和外交经验累积的政治经济资本，英帝国仍旧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远远领先于上述新兴帝国。
但我们仍应看到，英帝国依仗其殖民和外交手腕铸造的辉煌表象之下，其实危机重重。早在19世纪80年代，英帝国尚处攀登高峰之阶段，西利就已提出盛世危言。此后，即便在英帝国在最为辉煌的1900年，仍有爱尔兰独立和南非布尔战争等问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其在1900年之前的实力。由此观之，英帝国的黄金时期大概只有三十年。
而正是这“黄金三十年”遗留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140年来英帝国史学史关注的核心命题。自西利的盛世危言开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英帝国史思考路径，恰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为代表。剑桥方面，由贝尼安斯领导编纂的《剑桥英帝国史》继承了西利在《英格兰扩张史》中对英帝国文明的正面宣传；牛津方面，由伊格尔顿、柯蒂斯、库普兰和哈罗等学者倡导对英帝国扩张进行反省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试图为解决帝国遗留问题建言献策，这成为牛津英帝国史讲席教授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故而，英帝国史的发展不是为帝国扩张提供理论支持，而是在帝国衰落甚至崩解之际，提供缓着陆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已经被成功地转变为英国协。到罗宾逊和盖勒时，牛津和剑桥终于开始合作，他们的新理论开始关注看不见的帝国。这让帝国史研究得以跳脱英国本位视角，更容易向帝国周边地区发散。
在剑桥和牛津之外，英帝国史研究和英帝国史学家也如英帝国一样走向了全世界。这同时也验证了历史有时存在某种奇特的幽默感，20世纪英帝国史的集大成者是一位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来的美国人，而英帝国史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德国人。对帝国衰退之关怀，发轫于英国乡居士绅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研究；至19世纪，对英帝国衰亡的担忧变成英国学院贵族、政治精英和殖民地官员的共识；进入20世纪，美籍、德籍史学家把该研究推向更多元的世界。但是他们都想要维持吉本留下来的史学典范。刘易斯指出：
吉本设了非常高的精确标准，他的目光跨越世纪，且文笔风格无可比拟。他的《衰亡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同时映射到《牛津英帝国史》。读者期待了解到底吉本是否帮助我们，不仅要了解英帝国的结束，也要了解英帝国的历程。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撰书，但并没有严厉地将过去的教训投射到现代。他没有假定失去北美殖民地正如罗马帝国衰亡的开始。反而他提出的关键问题，引起史学家的想象：到底有没有一条不偏不倚的衰亡路线(an undeviating line of decline)可以描述英帝国？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萦绕在每个世代。在英帝国有没有一段时期显示的宽恕和仁慈足以与罗马帝国盛世的安东尼时期媲美[罗马皇帝Antoninus Pius(138-161)和其继子Marcus Aurelius(161-180)的四十二年]？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最强大的海军和全球性的帝国，其衰亡的原因是帝国中心的道德衰弱和对抗周边猛攻的意志消逝吗？(67)
但是美国人在20世纪末研究英帝国史，自然有另一种深刻关怀，即美国势力的瓦解。这也正如刘易斯指出的：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或是“英镑区帝国主义”依然继续。不论衰弱还是强大，帝国中心绝不是帝国力量的唯一来源，吉本无法帮助我们回答以下研究难点：如何解释帝国还是存活了下来？帝国的去殖民化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了，还是帝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陈旧故事上被非正式化，然后加上了一种新的美国风味？这篇文章就在探讨此时英国、美国给的答案。(68)
英帝国史研究正是延续了吉本对罗马帝国衰亡的终极关怀。或许英帝国在20世纪末已然衰退，使得英帝国史的研究被刘易斯延续到美国。概因所有帝国、强权和霸权的衰退，或许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而从吉本开始到刘易斯的帝国史关怀，一种不为霸权服务，而为衰退衰亡而研究的终极关怀或许才是史学界必须具备的学问。
注释：
①虽然“Commonwealth”在中国大陆译为联邦，但“Federation”一词亦有联邦之意。本文讨论之“帝国联邦运动”(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其创立宗旨是把英帝国推向美利坚联邦体制。如果将“British Commonwealth”译成英联邦，读者即认为，帝国联邦运动的目标是把英帝国推向现行英国体制，但是这并非帝国联邦运动的目的，也会造成读者的混淆。因此本文使用“国协”翻译“Commonwealth”一词。
②“殖民地”一词，在古希腊时期与帝国、国家、主权无关，仅指一群农夫离开聚居地而开辟的农场。因为离群索居而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和治外法权，所以殖民地在一开始代表的不是政治权利的丧失，而是政治权利的提高。到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其建立的殖民地也有同样的意涵。在北美洲的英国人，其影响英国的政治权力比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来得低，但是其影响自身周遭环境的政治权力却比其来得高。见J.Holland Rose,A.P.Newton,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1,The Old Empire from the Beginning to 178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9,pp.1-3。
③美国史学家对英帝国的批评更为尖锐，见周锡瑞(Joseph Esherick),"Harvard on China: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4,Issue 4(1972),pp.9-16。
④见Jürgen Osterhammel,"Britain and China,1842-1914," in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6-169。
⑤英帝国统治的自治领或殖民地才是其真正关切的课题。而应用在中国时就常以“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分析英商公司、中国海关、英租界、租借地和公共租界等课题。“非正式帝国”的问题，见C.A.Bayly,"The Movement Towards Free Trade,1820-1853," in J.Holland Rose,A.P.Newton,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2,The Growth of the New Empire:1783-18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399。
⑥殷之光认为英帝国史的起源应该溯及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但是刘文明和魏孝稷认为起源晚于梅里维尔，应该自约翰·西利(John Seeley)开始。本文与刘、魏的意见相同。因为殷之光主要关怀的是19世纪英帝国史学家，所以没有强调杰克·盖勒(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结合牛津和剑桥大学英帝国史研究的贡献，而刘、魏虽然强调了盖勒和罗宾逊的贡献，但是对于盖勒之前的牛津大学帝国史讲席教授，例如休·爱德华·伊格尔(Hugh Edward Egerton)、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和文森特·哈罗(Vincent Harlow)等人的传承关系，却没有讨论。见殷之光：《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刘文明：《历史学“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新帝国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李友东：《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魏孝稷：《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⑦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83,reprinted in 2010,pp.1-2.
⑧刘文明、魏孝稷等学者，都以《英帝国扩张史》为第一本英帝国史著作，本文沿用此说。
⑨Wm.Roger Louis,"Introduction," in Robin W.Wink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Historiography,Vol.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
⑩Hugh 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83,reprinted in 2010,p.4.
(11)英第二帝国，参见Vincent T.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763-1793,New York:Longmans,Green and Company,1952; C.A.Bayly,"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Robin W.Wink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Historiography,Vol.5,pp.54-72。
(12)阿尔弗雷德·贝特(Alfred Beit)是英籍巨贾，也是非洲大陆基础建设的重要投资者和获益者。1905年贝特捐赠给牛津大学一座殖民史讲席教授，现在改名为贝特帝国国协史讲席教授，1905年至今的讲席教授为：休·伊格尔顿、雷金纳德·库普兰、文森特·哈罗、杰克·盖勒、罗纳德·罗宾逊、朱蒂丝·布朗(Judith M.Brown)、詹姆斯·贝利希(James Belich)。
(13)莱昂内尔·柯蒂斯的传记，请见Alex May,"Curtis,Lionel George(1872-1955),"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September 23,2004,https://www.oxforddnb.com/view/10.1093/ref:odnb/9780198614128.001.0001/odnb-9780198614128-e-32678，访问时间：2021年3月27日。
(14)“圆桌运动”与第二英帝国，参见Andrea Bosco,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the Fall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909-1919,Cambridge:Cambridge Scholar Publishing,2017。
(15)Ronald Hyam,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511.
(16)R.Coupland,The Quebec Act:A Study in Statesmanship,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
(17)R.Coupland,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Longmans,Green,1930.
(18)R.Coupland,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Oxford:Clarendon Pres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8,reprinted in 1968.
(19)R.Coupland,The Exploitation of East Africa,London:Faber,1939.
(20)R.Coupland,The Stud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An Inaugural Lec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p.15.
(21)Vincent T.Harlow,The Historian and British Colonial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51.
(22)Vincent T.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763-1793 :New Continents and Changing Values,Vol.2,London:Longmans,1964,pp.796-797.
(23)国王学院的罗德斯帝国史讲席教授依次为：1920-1938年间的亚瑟·牛顿(Arthur Percival Newton)、1938-1949年间的文生·哈洛(Vincent T.Harlow)、1949-1970年间的杰拉德·格雷厄姆(Gerald S.Graham)、1980-1993年间的彼得·马歇尔(Peter James Marshall)、1993-2008年间的安德鲁·波特(Andrew Porter)、2009年至今的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
(24)E.M.Chilver,"Commonwealth Studie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Vol.12,no.4(August 1958),p.408.
(25)剑桥大学维尔·哈姆斯沃斯帝国与海军史讲席教授分别为：1919-1933年间的霍兰德·罗斯(J.Holland Rose)、1934-1936年间的赫伯特·威廉·瑞奇蒙爵士(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1936-1951年间的埃里克·沃克(Eric Anderson Walker)、1951-1971年间的埃德温·里奇(Edwin Ernest Rich)、1971-1980年间的约翰·盖勒、1981-1992年间的大卫·费尔德豪斯(David Kenneth Fieldhouse)、1992-2013年间的克里斯多福·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2013-2017年间的艾莉森·巴什福德(Alison Bashford)、2018年至今的萨米塔·森(Samita Sen)。
(26)史末资国协史讲席教授分别为：1953-1970年间的尼古拉斯·曼瑟(Philip Nicholas Seton Mansergh)、1970-1981年间的埃里克·斯托克斯(Eric Thomas Stokes)、1983-1994年间的安东尼·洛(Donald Anthony Low)、1994-2002年间的A.霍普金斯(A.G.Hopkins)、2002-2016年间的梅根·禾根(Megan Vaughan)、2017年至今的索尔·杜保(Saul Dubow)。
(27)史末资在1899年布尔战争中，率领布尔突击队保卫德兰士瓦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南非军队对抗德国，成功夺得德属西南非洲，以及指挥位于东非的英国陆军。1917年至1919年，他同时是英国战时内阁的一分子，并参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建立。他于1941年成为英国陆军元帅。史末资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创立国际联盟。这个想法来自美国总统威尔逊，由史末资实施引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敦促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形态：联合国。而后，他协助英帝国重新诠释其与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关系，由此建立英国协。
(28)剑桥大学对两座帝国史的解说文件：https://www.hr.admin.cam.ac.uk/files/vereharmsworth.pdf.
(29)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6,no.1(August 1953),pp.1-15.
(30)Ronald Robinson,John Gallagher,A.Denny,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London etc.:MacMillan etc.,1961.
(31)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6,no.1(August 1953),p.1.
(32)Wm.Roger Louis,"Historians I Have Known," May.1,2001.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may-2001/historians-i-have-known，访问时间：2021年3月27日。
(33)原文为influence modulated into rule and rule gave way to influence，直接翻成中文时比较难理解，意思是：影响力就像冰山下的九成，然后被调整成那一成的冰冠，但是治理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加大影响力。
(34)Ronald Robinson,"Wm.Roger Louis and the Official Mind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7,no.2(May 1999),p.4.
(35)John Gallagher,The Decline,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ed.by Anil Se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73.
(36)John Gallagher,The Decline,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p.75.
(37)Paul Kennedy,"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mperialism,"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0,no.3(September 1977),p.766.
(38)Wm.Roger Louis,"Introduction" in Robin W.Wink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Historiography,Vol.5,p.11.
(39)E.A.Benians,The United States,An historical sket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3.
(40)E.A.Benians,Race and 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Intermingling of the Peoples in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N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6.
(41)Max Savelle,"The Imperial School of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ians,"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Vol.45,no.2(June 1949),p.123.
(42)Wm.Roger Louis,"Introduction" in Robin W.Wink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Historiography,Vol.5,p.11.
(43)Ronald Hyam,"The Study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at Cambridge,1881-1981:Founding Fathers and Pioneer Research Student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9,Issue 3(July 2001),pp.77-78.
(44)Wm.Roger Louis,"Historians I Have Known," May 1,2001.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may-2001/historians-i-have-known，访问时间：2021年3月27日。
(45)Wm.Roger Louis,"Historians I Have Known," May 1,2001.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may-2001/historians-i-have-known.[Accessed on:March 27,2021]
(46)Ronald Robinson,"Wm.Roger Louis and the Official Mind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7,no.2(May 1999),p.1.
(47)Wm.Roger Louis,Imperialism:The Robinson and Gallagher Controversy,New York; London:New Viewpoints,1976.
(48)Paul Kennedy,"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mperialism,"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7,no.3(September 1977),p.762.
(49)盖勒指出：“19世纪中期英帝国扩张的一个特点是，无论是在正式的殖民地模式还是在仅仅施加影响而运作的非正式模式中，其扩张都依赖当地的协力者。”John Gallagher,The Decline,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p.78.
(50)Wm.Roger Louis,"Historians I Have Known," May 1,2001.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may-2001/historians-i-have-known，访问时间：2021年3月27日。
(51)D.A.Low,"Rule Britannia.Subjects and Empire: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Modern Asian Studies,Vol.36,no.2(May 2002),p.491.
(52)Wm.Roger Louis,"Foreword" in Nicholas Canny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Origins of Empire,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vii-viii.
(53)Ronald Robinson,"Wm.Roger Louis and the Official Mind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7,no.2(May 1999),p.5.
(54)Jürgen Osterhammel,"Britain and China,1842-1914," in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46.
(55)Jürgen Osterhammel,"Britain and China,1842-1914," in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p.148.
(56)Jürgen Osterhammel,"Britain and China,1842-1914," in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p.148.
(57)奥斯特哈默也了解为何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常被称为英租界，他指出：“由于其社会组成和文化表象，中国人将公共租界称之为英租界是可了解的。”见Jürgen Osterhammel,"Britain and China,1842-1914," in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p.152。
(58)尼什影响现代中国史学界远不止于此，他的博士生唐启华，就是因为在博士研究期间，对近代日本的重新了解，开始研究袁世凯与北洋外交，从此和他的门生一起在中文学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革命史观的研究路线。
(59)Jürgen Osterhammel,"China," in Judith M.Brown and Win.Roger Louis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Twentieth Century,Vol.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645.
(60)Jürgen Osterhammel,"Semi-Colou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J.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 Unwin,1986,p.290.
(61)John S.Galbraith,"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y Wolfgang J.Mommsen,Jurgen Osterhammel,"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8,no.4(November 1986),pp.665-667.
(62)Jürgen Osterhammel,"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J.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pp.297-298.
(63)Jürgen Osterhammel,"Imperialism in Transition:British Busines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1931-37," The China Quarterly,no.98(June 1984),p.272.
(64)Jürgen Osterhammel,"Imperialism in Transition:British Busines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1931-37," The China Quarterly,no.98(June 1984),p.262.
(65)Jürgen Osterhammel,"Imperialism in Transition:British Busines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1931-37," The China Quarterly,no.98(June 1984),p.261.
(66)Jürgen Osterhammel,"Imperialism in Transition:British Busines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1931-37," The China Quarterly,no.98(June 1984),p.285.
(67)Wm.Roger Louis,"Introduction," in Robin W.Winks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Historiography,Vol.5,p.3.
(68)Wm.Roger Louis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2,Issue 3(1994),p.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