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以色列的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0 次 更新时间:2013-08-06 21:28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   建构主义   以色列   现代化  

郭洋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近年来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冲击着传统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它的一些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可以拿来分析和打量以色列的现代化。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通过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次的结构,以色列的现代化呈现出它独特的地方,扩充了现代化的内涵。

关键词:国际关系 建构主义 以色列 现代化

Modern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of Israel

Guo 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Xiang Tan University,Xiang Tan,411105,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vism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 force for strong impact on traditional new realism and liberalism, and some of its unique Angle of view to analyze the problem can be used to analyze and look at Israel's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by individual countries - the three levels of structure, Israel's modernization presents its unique places,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onstructivism Israel Modernization

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建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建构主义发展日益成熟,逐渐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亚历山大温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现在虽然建构主义流派分支众多,但是仍然有一些共同性的观点。它强调国际社会除了有物质力量外还有观念的力量,主张分析共享知识、文化、观念、精神力等非物质的因素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影响。众所周知,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单位是主权国家,因此建构主义可以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本文拟从建构主义出发,按照个人-国家-国际的逻辑层次打量分析以色列的现代化。这也可以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在现代化的研究中,跨学科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视角,更全面、更独特的认知一国的现代化过程。以色列的现代化以往我们强调它的高效的农业,高瞻性的教育以及中东战争等具体的内容,忽视了从长时间段、总体上看待以色列的现代化。本文即从建构主义的视角,长时间段的、总体上认知以色列的现代化方面做粗浅的探讨。

从个人层次上看,建构主义认为,政治家和其他人的行为动机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他们的认同感、道义观以及有关什么是社会文化所认可的合适行为的认识。考察领导人及民众改变偏好、产生认同和学会新的行为方式的过程非常重要。以色列建国初期的领导人们大多是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他们一方面认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另一方面则坚信犹太民族的传统信仰。这样的交融式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在确定政治制度的时候展开了激烈的争讨。“最后确定了以西方社会为蓝本,以议会民主制、多党并存、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同时考虑到犹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因素,以色列又创造性的确立了对立党联合执政、比例代表制等原则” 1。因此以色列也被称为中东“集权主义汪洋中的孤岛”。在建国之初,本古里安大力的推行“国家主义”,这就奠定了以色列领导人对“国家至上”理念的推崇。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本古里安的强势反映出当时以色列领导层对国家快速发展的渴望。在周围都是穆斯林的敌视的环境下,以色列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是十分的强烈的。因此可以说以色列初期的现代化是在地缘政治状况恶劣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国家需要短时间内强大起来,内部必须高度的团结。“国家至上”的观念于是得到了领导人和民众的认同,军队国家化、教育体制统一化、国家干预经济等等措施为以色列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经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发展后以色列把中东的那些穆斯林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1964年“六日战争”以以色列的大胜而结束,这一事件是以色列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以色列从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到处都弥漫着自我优越、安逸、轻松的气息。“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人更加自信、更加高傲、更加充满了优越感。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使以色列人的自我价值判断急剧膨胀,人性中固有的放纵意识得以诱发。他们开始习惯于发号施令,热衷于以强制胜。轻而易举的获得也消解了他们在建国初期所具有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与创新意识,许多人甚至不愿意再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 2这样的民众心理对以色列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色列被外界扣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备受国际社会职责。以色列在新占领土的基础上推行了“经济一体化”政策,现代化进入了更高的阶段。但是阿拉伯世界复仇心理强烈,更加敌视以色列。最终1973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以色列先败后胜,民众自我优越的心理被沉重打击。阿拉伯世界的空前团结,石油危机的爆发,以色列的现代化步入了低潮,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政治形势动荡,民众陷入了彷徨,梅厄政府倒台。此后的拉宾、佩雷斯都没能力挽狂澜,最终贝京的“利库德革命”开启了以色列现代化的“新篇章”。新政府在七年的时间内,内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所以才被称为“利库德革命”。贝京政府被民众给予了太高的厚望,“我相信并祈求我们的新领导人,不管他们是谁,如果勤奋努力的话,将逐渐的使以色列上升到不会掉下来的理想主义的的顶峰上。” 3贝京对自由主义有高度的认同,他企图快速的实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众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出现了偏差,过度的西方化问题严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盛嚣尘上,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很大的提高,消费水平却增长迅速。过度消费,入不敷出。市场运行混乱,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造成了八十年代恶性的通货膨胀。同时贝京的“巴比伦行动”和“大以色列计划”再一次加深了巴以矛盾。1982年“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陷入了绝境。外部国际社会强烈声讨谴责,内部政府失信于民,民众的反战情绪极度高涨。领导人和民众的道义观、战争观、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等发生了巨大的分歧,“现在实现和平运动” 4就是最好的体现。1983年,贝京辞职。此后的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联合执政,领导人在和平和战争的选择间摇摆不定。拉宾的被害说明,以色列仍然存在着很强的右翼势力,和平仍然十分的遥远。以色列的总理们打打和和,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有时强硬,有时温和。以色列的现代化曲曲折折。和平进程大起大落,民众心理复杂纠结。可以说,以色列的现代化与和平进程紧紧绑在一起,同时领导人对和平的认识,对发展方针的选择以及是否和民众保持一致对现代化影响重大。以色列政坛动荡不断,但是国家却不乱,由此可见建国初期领导人们对体制的良好构建该是多么重要。

从国家(社会)的层次来看,建构主义认为,理解共享知识与期望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这样的“社会事实”是怎样影响政治行为的。所谓共享知识即行为体共同具有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这种共同的理解和期望主要是民众的精神、观念等力量。他们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

犹太民族精神的作用。在建国初期,以色列人最原始的发展动力即来自于“犹太复国主义”。比如当初每年大量的吸收移民,就有一些领导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以色列刚刚建国,实力尚弱。大量的移民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是当时的主流声音是“尽管我们还很弱小,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复国主义的基本原则,绝不抛弃任何一位犹太人,只要他们愿意到以色列来生活,我们就欢迎。”犹太人千百年来受尽了磨难,他们养成了居安思危的习惯。在建国初期以色列的发展过程中,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犹太人最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和民族任劳任怨。犹太民族的民族精神就像是新教伦理一样,激发着人们的斗志,是以色列现代化的巨大精神动力。虽然在以色列还生活着一些非犹太人,但是在建国初期,这并不妨碍犹太人的民族认同。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地位的不平衡才有了民族问题,后文将会详细提到。以色列最早的一批犹太人大多受的是西方教育,他们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从他们对政治制度的选择就可以看出,“自由、平等、法制”等观念他们是给予了充分的认同的。这样犹太人就逐渐在国家将建国初期的这些认同观念推广开来,主要的手段就是教育。犹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力量除了体现在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上外,还体现在以色列人参军的巨大热情,几乎是全民皆兵。他们作战勇敢,团结一致。这就像是《亮剑》中李云龙所讲的“军魂”一样。

民众情绪与认同对政治的“双刃剑”作用。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强敌环伺。加上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天然敌视,犹太人普遍支持对阿拉伯国家开战。民众战争情绪高昂,他们的这种具有沙文主义的民族情绪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前四次中东战争民众的洪流推着国家对外强硬作战,国内主张和平的声音被洪流所淹没。最终的结果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兴起,联合国一度把“犹太复国主义”定性为“种族主义”,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撤销这样的说法。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膨胀,回归在他们心中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弥漫。” 5这

种带有极端色彩的民众情绪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让以色列的现代化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时候,由于有了之前的“戴维营和谈”以及“现在实现和平运动对民众的警示。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不得民心,政府失信于民。反战情绪普遍高涨。当时普遍的观念是“以色列已经获得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应该再与邻国开战。”他们共同的期望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这就直接推动了后来拉宾的和平政策的出台,而且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以色列的现代化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虽然通货膨胀问题任然很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普通民众以反战为主,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右翼分子不断制造极端事件,挑起民族仇恨,这让政府的政策处于摇摆的状态之中,但是总的趋势是和平的。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民众内部的矛盾和分歧。在建国初期,由于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再加上那时非犹太人势力很小,因此整个国家看起来是高度的团结一致的。但是当外部矛盾逐渐趋于缓和,内部发展出现不平衡的时候,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就逐渐上升成为了主要矛盾。以色列的犹太人分为两大类,来自欧美地区的犹太人和来自东欧、非洲、西亚等地区的犹太人。习惯上把他们称作“西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前者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就业、收入、教育、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后者文化素养一般较低,有的甚至不会读写。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的“打工者”,大多是工人和农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个以色列”。这是非常明显的两个社会层次,时间越长,差异和矛盾就越明显。尤其是年青一代,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不满,同样都是合法的公民,为什么差别这么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东方犹太人经常游戏、罢工、静坐来表打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政府是民选政府,越来越多的东方犹太人选票流失,这就让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除此之外,犹太人和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也逐渐的激化。虽然建国初期这些民族人口很少,但是由于他们的生育率很高,几十年来人口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国内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虽然他们说的是希伯来语,但是由于在血统上是阿拉伯人,他们仍然有着观念上的冲突。他们对“二等公民”的地位越来越不满。以上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不同的认同和期望带来的是对国家不同的认识。在政坛上的体现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政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联合执政往往成了最佳的选择。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是题中之义。以色列通过不断地调整文化、教育政策,整合经济,完善选举制度等方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困难和阻力仍然很大,以色列政府决不可掉以轻心。

从国际上层次上看,建构主义认为,通过观察分析国际社会行为,努力寻找国际现象背后的心理和文化因素。观察现象和原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强调心理和文化为基础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即分析国家与国家间交往互动的非物质因素。对于以色列来说,美苏博弈以及冷战后美俄等大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调整,联合国对以色列发展的态度和亚非拉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对西方社会的主观认可等等因素都很重要。在以色列六十多年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西方大国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而以色列的意识形态与西方趋于一致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绝不是为了物质利益就简单的站在西方阵营中。应该说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是处在一个互动的关系之中的。

建国初期的移民问题。以色列对那些主动对以色列吸纳散居的犹太人的任务提供帮助的国家持认可态度。这些国家主要是英美法以及一些东欧国家。但是像东非地区以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以色列采取的是非正常的手段。例如1949年以色列特工人员组织了“神毯”行动,把5万也门犹太人集中到亚丁,然后空运到以色列。1950年5月到1951年12月,又策划了以斯拉和尼西米行动,帮助12万伊拉克犹太人成功来到以色列。这样在移民问题上其实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就应经开始了。有意思的是,苏联在当时是十分的支持以色列的移民活动的,也对以色列的建国表示了认可。但是后来苏联却严格的禁止苏联境内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以色列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以苏关系也陷入了冰冷之中。从以色列建国初期的移民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并不是按规则来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在一开始就被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所绑架,而没有做出理性的选择。反观西方国家确实很“现实主义”,这就为后来以色列的对外“选边”问题上打下了伏笔。

以色列对德国的谅解。1945—1951年间,以色列与德国 6的

关系可以说是“完全的沉默”。大屠杀的仇恨就像是一条永远也无法逾越的鸿沟。1951年德国的和平主义者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默,向以色列与犹太人伸出了橄榄枝,紧接着德国政府就做出了反映,表示愿意与犹太人一起重建和平,愿意向以色列政府做出经济赔偿 7。

以色列这方面可以说是进行了世界国会史上最激烈的辩论。最终,政府的议案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古里安等人的理由是∶虽然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是以色列现在的发展急需外部资金。如果向德国政府索赔15亿美金就可以养活50万名幸存者。这对以色列的长久发展是有好处的。1952年9月达成的《德国赔款协定》规定,德国在12年里向以色列支付8.2亿美元的国家赔偿,其条件是政府赔款的部分要用于购买德国货物。同时德国向近100万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12亿美元的个人赔偿金。到了1967年,德国完成了全部的赔款承诺。这对以色列初期的现代化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啊。在对待这一问题上,以色列政府并没有被民族苦难所绑架,而是站在了国家长久发展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当时的发展确实需要来自外部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色列政府领导人明白,未来的国家发展离不开德国的支持,同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放弃历史仇恨,共同开创未来是历史趋势。对民主、自由、法制等观念的心理认同感要远远胜于历史的仇恨。这一点是后来的许多被历史包袱压的喘不过气的国家应该学习的,比如中日两国。

以色列亲苏与亲美的选择。以色列在建国后对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苏联在以色列建国三天后就给予承认,并且一再表示“苏联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不会改变”,以色列在1949年宣布其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注重于美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但是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强烈谴责以色列充当英法帝国主义的工具,这让以色列彻底倒向了美国。反观美国这边,在经历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肯尼迪的上台为美以关系定下了基本格调。肯尼迪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负有责任和义务的总统。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彻底倒向了美国的怀抱了。以色列的这一选择,究其原因,除了苏联的“翻脸”,美国对其示好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多数以色列人天然亲近美国,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的共同认同。国家利益和共有知识的结合。两国虽然没有共同文化,但是因为犹太人这一特殊角色,两国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观认同。这让以色列获得了大量来自美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例如在1977年以色列所得到的38亿美元的援助中,美援高达18个亿 8。

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完全的自力更生进行现代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现代化的领头羊英国当初在17、18世纪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也得到了大量来自荷兰的资本的支持。因此以色列最终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是正确的,这不仅仅是看到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更是看到了民主、自由、博爱对抗专制、独裁的巨大力量。

通过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三个层次上对以色列现代化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个人魅力、价值观认同等因素在一国现代化的初期十分的重要,有时甚至能左右现代化的命运。2、普通民众对现代化的理解、认同以及不满,民众内部因宗教、社会地位等而产生的问题是否能够及时合理地反映到国家领导阶层,是否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有一定的制约,政府又是否能及时的对民众情绪做出恰当的呼应,这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3、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去寻求外部的支持,寻求怎样的外部支持。以什么样的原则去制定外交策略,无疑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又重要的影响。向专制独裁国家学习,学来的很有可能也是专制独裁。现代化是内外相互协调的,有些时候,外交的现代化更为重要。

六十多年来,以色列的现代化一波三折,和平和战争的纠结不断给这个国家制造麻烦。以色列的经济模式是∶国家主导经济为主,以工业和科技产业为龙头,以高效农业为基础,不断吸收外部援助,同时国家适当干预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几十年来以色列通过卓有成效的、富有传统色彩的教育逐渐缓和了不同群体分歧和矛盾,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逐渐相融合,国家的现代化得到了多数民众的巨大支持,这才是现代化源源不竭的动力。同时,以色列的民族传统和现代性的良好结合,犹太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的相互兼容,打造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高修养的以色列公民。只有这样的公民,他的观念、他的认同、他的意志力等这些看似虚幻的力量才是正能量!

今天的以色列现代化道路仍然困难重重,民族矛盾、右翼分子的破坏、鹰派势力的存在,更棘手的是巴以和平问题。以色列作为地球上那些拥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进行现代化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张倩红.以色列史[K].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美)纳达夫·萨福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K].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3]钱乘旦总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4]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K].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

① 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① 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① 哈里霍维茨∶《贝京与以色列国》,肖宪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张倩红《以色列史》同上,第332页。

② 该运动兴起于1978年,有348位预备役军官带头组织。呼吁巴以和平,承认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和建国权。该运动时至今日仍然是以色列社会中最著名的群众性和平组织。

① 钱乘旦总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① 这里指的是民主德国,后文如此同理。

① Lily Garden Fed ma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 German and Israel,Allen&Unwon ,Inc.,London ,1984,pp.40-41.转引自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① 参见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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