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7 次 更新时间:2013-08-18 0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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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无论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或掩盖国有企业固有弊端。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源于其他。即使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往往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和行政垄断倾向,决定了国企改革在市场竞争领域依然是“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方向。公有制和私有制本是经济学中性概念,也不是对立命题,均为经济发展的选项。但如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加以政治意识形态化,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是背后的传统意识形态。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国进民退 国退民进 公有制 私有制

  

  

   近期拜读了A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要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下简称A文)和B先生的文章《评所谓“国进民退”》(以下简称B文), 1本不想加以评论,但鉴于社会上还存在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为避免学界误读以免混淆国企改革方向,故还是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私有化现象?

  

   A文认为,“私有化在全球实践的结果却是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教训不少。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的这场愈演愈烈、百年不遇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私有化的神话的光芒黯然失色”等。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作者忽视了世界各国私有化的前提和背景。之所以世界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浪费严重、普遍亏损等固有弊端的显现。世界各国的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均存在上述弊端,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私有化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或掩盖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也就是说,不能因为私有化的一些失败教训,就反推国有企业的成功或普遍存在的合理性,否则就是陷入逻辑悖论。而恰恰说明有些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来自于其他因素。 2

  

   其次,私有化更多地表现出成功的经验。无论是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均表现出成功的经验。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民经济中渗透了私有化因素。从中国国内来看,愈是私有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愈发达;反之,经济愈不发达。对此,谁也无法否认。至于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虽曾有一些失败教训,但很多国家已经走出“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复苏,发展潜力巨大。而且,如前所述,私有化虽有一些失败教训,但很多情况下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来自于其他因素,比如政府决策、私有化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失败教训恰是源于过去国有化比重过高所留下的后遗症,在私有化过程中显露出来,从而成为私有化过程所应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在国企改革方面,有时候渐进式改革虽然没有激进式改革表现出明显的失败教训,但可能因此在某些方面给未来发展留下更大的隐患。中国对此应当引起重视。

  

   再次,就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来看,有些人认为这是私有化的恶果。其实,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规律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的稍加疏忽或漏洞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这场金融危机必然波及全球,而对于朝鲜等这类封闭型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 3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朝鲜等国的国有经济就好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私有经济。中国的现实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大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相对落后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影响有限。 4但能否因此就断言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好于私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规律的表现,但谁也无法否定以私有企业为主导或私有企业较多的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和发展性。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后来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

  

   因此,如果因私有化的一些失败教训或此次金融危机等,就简单地肯定、否定或对立公有制和私有制未免过分仓促与草率。而且,私有化成功与否仅是衡量与评价私有制和公有制的一个标准,在其背后,还涉及到制度价值,包括但不限于民主、法治和人权等。这些岂非用私有化成功与否来简单衡量私有制和公有制?

  

   二、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效率(效益)?

  

   A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国有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明显提高。事实证明,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论断完全是站不住脚的”。B文认为,“国有企业能够实现高效率。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过时的”等。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之所以世界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因为中国或新加坡等有些国家部分国有企业效益好,就推论国有企业效益都好,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国有企业整体效率低下的不争事实;也不能因为私有化的一些失败教训,就反推国有经济效率高。

  

   其次,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国有经济从来不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来自国有经济,而是来自私有经济。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曾掀起过国有化运动,比如法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近60年的时间里进行过3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英国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大规模私有化之前,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等,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该国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 5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而国有化比重如此之低;而在国有化比重如此低的情况下,依然掀起了私有化运动,就足以验证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谁的贡献愈大?即使新加坡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也没有超过私有经济,更何况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尚不具有普遍性。再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来看,当国家持有的资本比例通过私有化而下降时,企业的效率就不断地提高。事实证明,即使在公私混营企业中,只有国家在其中持有10%--30%的资本比例,而企业经营管理大权由私人担当,这样的企业经济效率才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6

  

   再次,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来看,该类国家在建国初期表现出的较高发展速度,往往与计划经济体制初期合理性因素的发挥、历史上朝代更替初期“太平盛世”的历史轨迹以及战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时期领袖魅力等因素有关。但这种现象仅是暂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导致经济发展滞后,而不是某些人别有用心地认为是私有化造成的。至于这些国家私有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失败教训,乃是长期以来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所留下的后遗症,或是私有化措施和方法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责任归咎于私有化,更不可低估这些国家发展的后劲。此外,对于仍抱以国有经济为绝对主导的朝鲜和古巴等极少数国家而言,现实已不言自明。如果这类国家仍不思变革,最终将重蹈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

  

   又次,从中国来看,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等固有弊端已是不争事实,这也是中国之所以改革开放及其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 7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 8 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 9但是,总体而言,我国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往往不是来自纯粹的国有企业,而多来自国有控股企业,其经济效益的改善更多地不是取决于“国有”成分,而是得益于“私有”成分的渗透和行政垄断因素。即使纯粹的国有企业,其经济利润更是来自行政垄断因素。严格而言,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再除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外,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10更何况国有企业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 11总之,国有垄断利润往往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是如此。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三、如何看待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兼容关系?

  

   A文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B文认为,“国有企业不能与市场机制兼容的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过时的”等。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存在国有企业及其国有经济,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国有企业或公有制当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竞争经济,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就竞争领域而言,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缺乏兼容或兼容不足。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也正如B文所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相互促进中谋求双方共赢,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幽灵无时不在,其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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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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