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军:迈向社会建设主导的社区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 次 更新时间:2013-07-24 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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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军  

  

  内容提要:中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着结构、主体与理念三方的共同制约,这一现实背景制约并决定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基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地带,弱化了强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制约,又因为边界上社会关系的习得性,以日常事务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有利于提高民众的公共能力,并跳出西式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模式,培育生活化公域,丰富社会建设内涵。长期以来,行政导向下的社区自治决定了社区改革进程中社会建设的从属地位。为有效克服社会建设的三方制约、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先天优势,迈向社会建设主导的社区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社会建设;社区治理;生活化公域

  

  社会建设是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历史课题,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这一新概念以来,学界展开了关于社会建设的广泛探讨。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①陆学艺先生认为,社会建设应是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②从这两个代表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力量在社会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建设的主体离不开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时又需要政府的规划性引导。

  一、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背景

  根据学界现有研究,并结合我们对社会建设的思考,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面对强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制约、强需求与弱能力的主体制约、重贯彻与轻培育的理念制约三个方面的挑战,它们既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现实起点,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

  

  (一)强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制约

  

  社会建设概念本身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提出了较高要求,然而中国长期形成的全能型政府还没有完全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本质上还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非常弱小,并且短时间内难以发展壮大。由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构成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建设具有结构性的前提意义③,受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制约,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性的批判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建设不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实际推进中必然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模式。显然,缺少了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建设主体中的民众意愿与积极性就很难保证,而缺少民众参与积极性的社会建设就失去了根本意义上的合理性,社会建设的存在根基也会随之从自发意志转向权威意志,进而对社会建设各社会主体的培育与发展形成较大的威胁。

  

  (二)强需求与弱能力的主体制约

  

  社会建设的实践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的通力合作。其中,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参与是决定社会建设能否真正践行的关键。这既是社会建设的目标所向,更是社会建设的存在根基。因此,社会建设的推进对参与其中的主体提出了要求,即民众能够对社会建设抱有热情、能够提高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能够做到主观需求与外在能力的统一。

  虽然社会建设呼唤作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崛起与参与,但必须防范美国式“公民社会陷阱”。“美国式的公民社会,绝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的目标……我们不能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特别是美国的理论框架中跳舞。”④建立在西方独特历史背景中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需要在中国社会建设中祛魅。比如近些年多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网络多数暴政现象的屡屡出现,实质上就是掉入了“公民社会”的陷阱:对民主与自由的盲目追求体现了当前民众对社会建设的强需求,但多数需求不合实际。这些现象体现出民众对构建社会力量上的强烈需求与较弱的实践能力。在国家赋予民众基层自治权利的情况下,民众缺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这与民众的强需求形成了巨大反差,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强需求与弱能力的主体制约。

  

  (三)重贯彻与轻培育的理念制约

  

  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是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文件、自上而下强制性变革色彩浓厚的推进模式,虽然充分发挥了我国的行政优势与社会动员能力,但无法匹配民众需求的多样性和社会建设的复杂性。重贯彻轻培育的社会建设模式,在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中,容易形成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行政思维,无法真正达成服务民众的实质性社会建设目标。

  应该肯定的是,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只能选择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思路。这种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目标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当下社会建设的理性选择。但中国的社会建设模式不应仅停留于这种基于结构制约的转型性选择,需要为今后的社会建设长远发展留下足够的弹性空间,不断增强公众的自组织及行动能力,逐渐从现有的政府主导转变为日后的社会主导,从而增强社会活力,深化社会建设的内涵。

  这就需要在理念上改变“重贯彻轻培育”的社会建设思路,加大政府主导中的社会力量培育力度,避免社会建设对行政力量的过度依赖。重贯彻轻培育的理念制约是结构制约和主体制约的衍生物,同时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建设的结构制约和主体制约。

  

  二、社区治理:当前社会建设的现实选择

  

  鉴于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结构、主体、理念三方面的制约,社会建设的推进要力求克服劣势、扬长避短。在社会建设中,社区治理是构建和谐杜会的基础,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新起点。⑤发挥社区治理的潜在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前社会建设的挑战。

  

  (一)边界上的合作:基层的国家与社会

  

  从全局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强国家弱社会”并非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层级之中。在基层,国家的强势相对较弱,社会力量也相应较强,相对平等状态下的国家与社会两个主体更容易实现合作。社区正是处在中国现实情境下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上,可塑性强,能够作为探索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试验点,且难度较低、风险较小。将基层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前沿阵地,能有效克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制约,是建立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关系的有效领域。因此,选择国家与社会关系相对较平等的基层社区层面,将社区治理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切入点,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社区治理既吸收了“公民社会”概念中对人们参与权的追求,又把握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既定条件;既克服了公共领域概念的理性化问题,又培育了基层上的公共领域,从而跳出了西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思维,是在主体行动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探索边界上的合作模式。不仅如此,突出社区治理的意义,还在于社区治理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可持续性更强。很多学者强调非政府组织对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但是却忽略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即便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复杂,既有替代和互补,也有矛盾与对立⑥,在中国来实现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合作也必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反,依托基层社区治理,在国家与社会边界上的基层社区合作却是能够长期运行的社会建设模式。

  当然,中国概念里的社区更多的仍是行政社区概念,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概念长期处于次要地位,尤其是较之于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城市社区面临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西方一些学者持社区消失论观点,强调城市化改变了社区以及个人的亲密关系形态⑦。因此,为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状态,滕尼斯认为只有通过重建社区团结,才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出路。⑧为此,只有积极探索社区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真正实现复合主体共同的社区治理,才能有效推进当前的社会建设。

  

  (二)动员与能动:公共能力的主体性塑造

  

  在传统的行政动员和社会动员中,民众扮演服从与响应的角色,长期的被动参与不但降低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且在社会行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导致社会的期望膨胀。这种社会动员不当正是造成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⑨。为此,如何培育民众的行动能力,尤其是公共能力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高于私,中国不存在将个人之间的契约作为“公”原理的国家论、社会论⑩,因此,在社会行动中,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依靠公理去裁定,而不是依靠共同体的契约。人们对政府的理解就是一种被固化的历史和制度逻辑,难以短时间改变11。人们批判政府又依赖政府,即便是抗争也要“服从国家需要”12。这种思维逻辑决定了中国人在争取个人权利上的能动性不足,决定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前提预设缺失。马克思在论巴黎公社中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13但是中国的执政党性质与政体决定了群众有问题找国家、找政府已经成为了“公”原理。这样的“公”原理不会因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而被迅速打破。

  因此,提高群众公共行动能力,尤其是公共能力的突破口不在于非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进入,而在于如何让群众正确把握政府责任与自身责任的边界问题,在于如何让群众从生活中提炼、习得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社区治理中经常会牵扯到政府责任与居民责任的关系调整问题,因而也是把握政府责任底线与培养公民能力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社区治理不但能够推进社会结构制约中的国家与社会合作,更能够培养民众的行动主体意识,培育基层的社会力量,以实现从依靠行政动员、社会动员而推进的社会建设向依靠社会力量能动参与的社会建设转变。

  

  (三)生活化公域:社会建设内涵的生成机制

  

  只有公众行动能力的提高而缺少建设导向的社会共识,尤其是缺少国家与社会的共识,会出现西方国家与社会对抗的风险,这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初衷相背离。因此,社会建设内涵的丰富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公共意见的达成,缺少了公共意见的达成,社会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缺少了存在的合法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在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14,公共意见的达成需要公众理性讨论的平台。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网络公共领域非常容易酿成群体极化问题,是一个极不够理性的讨论平台,不能作为社会建设内涵丰富的共商平台。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公共领域也因发育不足,民众对社会力量、民间团体不信任,“在普通人看来,‘国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15。因此,虚拟与现实公共领域的问题似乎决定了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精神传达。

  当然,虚拟与现实公共领域的问题并非完全否定了公共意见的可达成性,而在于目前公共领域所关注的问题都是舆情热点的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与社会激烈争夺的领域。由于在中国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应当以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理论为指导,而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政党与群众关系的理论为指导。16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力量和公共领域不应是与国家展开对抗,而应该是在国家责任边界的模糊地带进行功能补充。

  因此,在国家责任边界模糊的基层社区,围绕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将公共领域生活化是培养民众公共意见达成的最佳选择。以生活化公共领域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区治理,不仅能够带动基层社会力量的形成,而且能够引导民众参与社区化、生活化的社会建设,以形成生活化的公共领域,是公共意见达成的理想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所探讨的问题是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生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边界上值得深入讨论与定性的问题,是民众行动能力得以施展并服务于自身、服务于社会建设的问题。围绕社区治理所建立起来的生活化公共领域将民众之所想所求,通过理性的公共意见的形式与国家展开良性互动,能成为社会建设内涵不断丰富的长效机制。

  

  三、迈向社会建设导向的社区治理

  

  虽然基层社区治理是中国社会建设的理想切入点,但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主导模式下,基层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倾向明显,社会建设的主导地位还远远没有确立,仅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改变基层社区管理中社会建设取向的从属地位,走上社会建设导向的社区治理道路,中国的社会建设才算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

  

  (一)社区改革进程中社会建设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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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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