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路社:反腐败要科学改革政治治理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 次 更新时间:2013-05-18 09: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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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路社  

  

  理制腐败不是孤立凭空存在的,除了与个人思想道德品质有关,其根源在政治治理机制上,科学改革政治治理机制是釜底抽薪之反腐败关键元素。早在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2013年1月22日,他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又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两段话抓住了腐败的"牛鼻子"。只是究竟如何去落实?

  比如,当前十分强调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我以为对腐败分子肯定要抓。而且,目前靠纪委"家长管顽皮孩子"式地反腐败是缺乏力度的。如据2013年5月2日《新民网》一篇题为《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因作风问题被免后职称未变》的文章披露,衣俊卿作为高级干部,即使肆无忌惮地"玩女下属"属于生活作风问题,可他拿了女博士常艳6万元应算受贿了吧?而处理衣俊卿的有关部门,对这6万元只字不提,更没依法去查清衣俊卿的其他问题。在中央编译局官方网站上,衣俊卿依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正高"级专家,其已经"软着陆"了!或许以后风头过了还会不会换个部门复出?

  反腐败能抓出多少人,抓什么样的一些人?在既不"改革"又不"文革"更不"革命"的情形下,毕竟抓人是抓不完的,只能解决治标问题,起一个"杀鸡给猴看"的震慑效果。如光明日报2013年2月22日报道,山西省吕梁市粮食局局长贺海昌因超面积使用办公室被行政记过处分。其实,对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现实中这种现象太普遍了,要彻底纠正,除非来一次从上至下的专项清查运动,但类似甚或更严重的腐败种类举不胜举,叫中央怎能不"抓不胜抓"?贺海昌只能怨自己不小心撞到枪口上"中彩",其他未"中彩"官员则只会设法今后更小心一点别撞到枪口上而已。我们是应想一想了,为什么如今会有那么多的官员不顾死活地"前腐后继"?我感觉还是没有把权力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是牛栏关猫与纸笼关虎。

  再如,十八大后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特别是"八项规定"的出台态度坚决、行动迅速,强调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因此至少表面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当前的政治文化逻辑下,便甚而有人认为若能长期坚持下去,为几十年来都没能解决的公款吃喝风画上休止符,便会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改善党和政府形象。而忘记了过去我们也多次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反过官僚主义,可最终收效甚微,邓小平曾深刻反思其原因在于"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因此,我以为抓作风建设或许是商鞅"徙木立信"式的政治韬略。若仅就作风抓作风而不同时治本改革制度,说得不好听点是一小儿科权术"锯箭法"。反腐败治标抓作风建设是为治本赢得时间而非拖延时间,公款吃喝是一种外在的最醒目的腐败,拿其开刀"立竿见影";治本则周期长见效慢,面对国内外复杂险恶的环境,特别是目前国外势力不断地挑衅,将来随时有爆发战争或内乱的可能,时不我待更须及早进行。

  反腐败重视官员道德作风建设固然很重要,却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政治竞争本身就会自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去清除官场上的腐败。实际上,今天中国很多腐败分子的倒台,与其说是反腐败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政治竞争"的原因。只是目前的这种竞争,由于正式制度的缺失很不规范,要用明制度逐渐使其规范起来。对中央来说,选择几千个县市地方、几千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几千所国有大中专院校……最大可能地实行科学的分权自治,用利益机制之下能力道德的竞争去促使权力者勤政廉政,造就一种不愿腐的激励机制。这才是反腐败政治治理上真正意义的治本。其基本出发点是从"权力委任"到"权力民赋",从源头上解决权力授受问题。否则,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官员们就不会对人民负责。只有做到了"权为民所赋",才能真正"权为民所用",从而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走向腐败。当然,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到省以上范围信息就极不对称,政治家的产生我有保留地赞同宋鲁郑先生总结的观点,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但一定要先打牢政治治理之地基,方能是从优中选优而保证质量。

  可在最近,《环球时报》上却接连发表潘维先生和乔新生先生的文章放言:"政治制度已成为官员腐败的借口","腐败是人的问题,需要靠加强党纪解决,在组织人事上加以解决,在容许群众舆论监督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制度的作用","任何一项法律制度要想有效实施,必须与具体的执法人员联系起来","不要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可以自动运行的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执法人员都会受到监督,都会自觉地依法办事","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借助于社会独立的审计机关或者政府的审计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监督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消除执法的'死角',确保整个社会良好运转"。

  对此,我这里稍加评论:"腐败是人的问题"不错!但不仅制度要靠人来执行,而且人也可以创新制度,反过来制度又可以塑造人。治人必须以制度为本,思想教育为用。至于"需要靠加强党纪解决,在组织人事上加以解决,在容许群众舆论监督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以及"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借助于社会独立的审计机关或者政府的审计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监督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对!但此非决定性的,这么多年来的反腐败实践证明,制度以逸待劳,人是斗不过她的。邓公已早就有言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进行政治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将选票握在人民手里,为了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权力者才必然会眼睛向下,将人民的各项事情尽心尽力办好,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制度绝不仅是法律规章,更应是利益机制。任何人都难逃利益的"诱惑",只要权力运行机制能符合利益规律,便肯定是个权力的铁笼子。

  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一言一行,大家都在认真研究、揣摩其背后的含义。如在人民网上,信力建先生和徐明天先生就各自有不同的解读。这也是很正常的。还让人联想起胡、温上台伊始,大家也都抱着很大的期待。当然,也有人认为对顶层不要寄予太多的幻想。而我对之保持谨慎的乐观,十八大后确实让人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如习近平代表中央第一次提出反腐败要形成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其与我关于"权力天然要求优越,如果权力者从正当途径得不到应有的优越,必然就要从腐败方面去寻取"的观点相吻合,以中共意识形态上历来保守僵化论,如此提法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可以说也许会有真的行动,值得注意。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新班子有成立改革行动机构的迹象。而对改革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当年,邓公南巡以后,就成立了好些改革行动机构。任何改革一定首先要有行动机构,然后方可能开始行动将其落到实处。

  为此,我建议中央成立国家政治治理改革委员会,诚心诚意从改善政治治理做起。首先,着眼于形成不愿腐的激励机制、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四个方面,经过充分论证,设计出一套详尽具体的政治治理改革方案。其包括政务官权力竞争制度、官员组阁聘用制度、公务人员合理薪酬待遇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制度、舆论监督自由制度、举报保护奖励制度以及反腐败机构独立自主享有充分授权与资源保障制度等。然后,循序渐进,以点带面,先在局部进行试验。即选择几个地方县市、几家国有大型企业、几所国有大学先行先试探路,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倘若有这样的正路却不许更不愿走,则只会逼人去走邪路,薄熙来一例即是。其正如孙立平先生所言:"如果改革不是如此的畏首畏尾,如果不是最终导致了权贵社会的形成,重庆模式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来源:中国政府创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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