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 何路社: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深入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5 次 更新时间:2018-01-09 20: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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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摘要:民主集中制是权力具体规则而非权力宏观制度,我们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民主集中制。作为权力具体规则,民主集中制在权力宏观制度中是重要甚至核心的要素。通过民主集中制与不同权力宏观制度系统的兼容和张力分析,其在权力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三种基本权力宏观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时,必须清晰地对此加以认识和界定,而不能错位、越位。在权力宏观制度的层次上,民主集中制适用于权力宏观制度中科层集权性的权力委任制,而不适用于权力宏观制度中自由民主性的权力选任制,因为其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张力。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   具体规则   宏观制度   政治效率

  

   作者简介:

   虞崇胜(1952-),男,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

   何路社(1955-),男,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同时也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大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中国政治中,不论是政治组织还是政治生活,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最基本的原则,通行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组织形态到制度安排,从领导方式到程序安排,从政策制定到公民参与,从纪律原则到政治生活的理想。”[1]但是,毋庸讳言,民主集中制也需要与时具进,不断加以改革完善。当然,前提是在经过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真正弄清楚民主集中制什么方面必要改,什么方面无需改,和如何通过改革完善来坚持与发展民主集中制。

  

   一、民主集中制是权力具体规则非权力宏观制度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政治的发展,人们不断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政治学术研究领域逐渐呈多元化趋势。对民主集中制的研究中,在如何看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学术界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观点。一方面主流的观点是肯定,其主要是对如何发展完善民主集中制方面展开论述。认为通过不断规范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并加强监督确保严格执行,就能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同的声音,即对民主集中制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民主集中制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执行好的制度,因为它在本质上有致命的缺陷,理论上存在着逻辑矛盾,实践中不论怎么执行都落实在集中而不是民主上。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民主集中制与“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研究,其已被上升到了“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的高度。杨光斌提出:“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因此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说西方的政治模式是代议制民主,中国的政治模式则是民主集中制。支撑‘中国模式’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生命力和优势来自民主集中制。”[2]龚文婧认为民主集中制在构建国家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即“中国模式”构建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构成要件的。二者的联系具有深切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关照。民主集中制不仅根植于我国革命时期的历史土壤,而且在防止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弊端中凸显其现实优势。如在选举制度无法调和资产阶级统治属性的矛盾、“多数人的暴政”带来的极端的民主后果,民粹主义带来的选举结果“失真”和“否决政治”带来的民主低效率等方面,民主集中制能够从制度内核上形成应对西方自由民主输出的内在竞争力,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民主对话的道路选择,更是我国建立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石。[3]

  

   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尽管人们对民主集中制看法不同,在把民主集中制看作权力宏观制度上却是一致的。不论是肯定者看到民主集中制可以执行好的一面,还是否定者看到民主集中制难以甚至不可能执行好的一面,都无不是针对权力宏观制度的层次而言。即人们皆将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权力宏观制度,这点在人们眼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以致不需要进行任何认真思考。如早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就曾作出过“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4]的论断。但实际上民主集中制仅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权力具体规则,而非像政治现实里客观存在着的权力委任制那样一种权力宏观制度。因此,在民主集中制是权力具体规则,而非权力宏观制度这点上,可以说这是人们一直忽视或尚未特别注意到的。

  

   制度是利益的代表,凡制度都会具有某种利益激励机制。宏观制度与具体规则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积极主动的利益激励机制。宏观制度必然是会对事物利益激励机制作出事实上根本性的确切规定,从而受利益驱动可以自动运行。比如,政治领域的民主(分权)制与集权制。前者对国家或群体的权力所有权分属于全体群体成员作出事实上根本性的确切规定,即权力获得及使用必须经由全体群体成员授权;后者则对国家或群体的权力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于少数精英甚至个人掌握作出事实上根本性的确切规定。而民主集中制却并没有对国家或群体的权力所有权和使用权究竟归属于什么掌握,作出任何事实上根本性的确切规定,仅是间接性规定如何科学正确地集权。她仅是一种特殊的集权制形式权威制的具体规则。打个通俗点的比方,民主与集权,好似女人与男人,性格女性化的男人仍然是男人,性格女性化不过是其某一具体特征。同理,民主集中制与权威制的关系也是如此,民主性的集权仍然是集权。再如,市场政治与计划政治,前者对政治资源分配机制作出事实上根本性的确切规定是由客观市场竞争来决定,后者对政治资源分配机制作出事实上根本性的确切规定则是按主观计划手段来决定。

  

   由于权力具体规则民主集中制是规定人们去怎么样,仅有消极、被动的利益因素,无积极、主动的利益激励机制,无法自动运行,其事在人为。所以,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行中是民主或集权,权力者能有效地加以控制。权力宏观制度则不然,一旦确立,权力者便鞭长莫及。因为宏观制度能激励人们去怎么样,有积极、主动的利益因素,具有一种利益驱动机制,从而自动运行。如权力宏观制度权力委任制和选任制是权力资源配置的两种重要方式,权力服从于来源,利益驱动之下,人们必然千方百计地去想方设法眼睛向上或向下,对上或对下负责来谋求权力,从而享有相应的权力优越。

  

   其实,有关民主集中制历史渊源的考证也证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列宁,其最初所表达的是“集中制”。即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个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这“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5]并且“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6]但列宁的集中制思想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的反对,她指出“极端集中制观念的基本思想即主要通过组织章程把机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隔离开来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 [7]针对卢森堡的批评,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改为“民主集中制”。列宁论述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时,仅规定了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并且也是一种根本的工作要求、方法和程序,而没有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整个党的根本制度。列宁曾这样解释,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则是民主的集中制。列宁还在他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8]

  

   关于这一点,民主集中制在中共毛泽东那里,同样主要是作为一种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来讲的。如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发扬民主作风,集中各方面智慧的方法“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9]再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也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 [10]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11]可见在毛泽东的眼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集中,民主不过是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目的是防止或减少领导个人和领导集体集中时的失误。

  

   不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我国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理论界形成了多种观点,有人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一种民主制,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新型的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还有人认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更有论者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不是固定的,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双方是互相转化的,有时民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候集中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多数人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12]而我们却进一步以为,民主集中制既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集权制度,而一种权力具体规则,是一种科学正确集权的领导艺术(或曰工作方法及作风)和组织原则,也还是人们常说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表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其实质是如何保证科学正确地集权,是一种科学正确的集权艺术。这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其最终的决定权归根结底在集中手里,更何况这种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反之,若是自由民主的话,则是科学正确的民主,而非科学正确的集中(集权)了。

  

   它作为权力具体规则性的领导艺术或工作方法与作风以及组织原则,古今中外都有这种感性经验认识存在。即使中国在古代君主专制之下,皇帝遇有重大事项,通常也要召集大臣议事。各位大臣们共同商讨,相互辩驳,献言进策。皇帝在充分听取与甄别各种意见之后拍板决策。而且,常规的做法一般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各级官僚也要层层下级服从上级,甚至“官大一级压死人”。不过是在现代性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出现之前,其仅停留在不自觉的感性经验层次上,并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理性理论层次高度。民主集中制则将这种领导艺术或工作方法与作风以及组织原则程序化、规范化,成为正规正式性的权力具体规则。君主制或威权制或权威制(其以民主集中制为权力具体规则)都是集权的特殊形式。作为权威制权力委任制中核心要素具体规则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核心就是集中,民主只是集中的手段而已。当然,与威权制、君主制权力委任制的区别则是,其集权性递增、民主性递减。而民主则是分权,是集权的反面,自由民主或资本民主都是分权的特殊形式。

  

作为权力具体规则的民主集中制运用到权力宏观制度之中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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