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事出刘文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13-05-12 20: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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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开头就抄书:

  刘文典,字叔雅,是民国之初的知名学者,抗战时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复员,他却不肯随清华大学回京,而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理由是舍不得“二云”:云土(鸦片)和云腿。

  就是这位刘文典先生,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当时的学潮事件触怒了蒋介石。蒋召见他,说了些既无理也无礼的话。哪知刘文典当即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勃然大怒,一定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先生等全力为他解释,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

  其实,早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文典就已深深得罪过蒋介石了。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时,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介石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老蒋所希望的“欢迎如仪”那种隆重而热烈的场面。刘文典的观点是:“大学不是衙门。”

  上文抄自《读书》2001年第10期,作者魏得胜。

  好一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无处寻觅了,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相反的是,大学倒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挂的牌子就明白了。

  不过,我的题目既然是“事出刘文典”,那么,刘文典其人其事主要就不是我要说的事,而是由刘事所引带出来的事。这事牵涉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胡、鲁之间无小事,我现在倾向于这样认为。当然,这件事本身实在是小,小得不足以构成历史的一个缝隙。但一旦从这个缝隙钻进去,再扩展一下,或许可以构成一历史界面。在这个界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其中包括我们并不想看到的。

  刘文典事出后,胡适和鲁迅都对此有所表示,不同在于,胡适的文字是针对蒋介石,而鲁迅的文字则针对胡适之。

  打开鲁迅《二心集》,其《知难行难》篇有这样的话: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这里的“老同乡”、“老同事”、“博士”云云,就是指胡适,因为两人都是安徽人,又在北大共过事。主席则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931年,蒋介石召见胡适、丁文江等,垂询时局,胡适因往见之。这事,当时报纸多有公开,鲁迅读了后,就称胡见蒋时,一定会称他“主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推断,鲁迅却不作推断言,而是好像在场一般,模拟胡适自己的口吻。果然,讽刺效果强多了。

  如果是推断,原因有两个,一是历史的,一是心理的。胡适以前应邀去清宫见溥仪,回来后因遭非议而作文说明,文章提及两人见面时,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不料,胡适的坦然却成了不打自招的人格污点,既然你见皇上就叫皇上,那么,这次见主席岂不也叫主席?鲁迅特意兜出这一“前科”,让其呈堂,然后据此裁断,并用了自供的形式。至于心理上的原因则是胡适的胆怯。如上引,胡适所以称主席,是因为怕像刘文典那样,由于冒犯而被关。但,这样的判断已堕入诛心之论。就其“诛心”,我的疑问是:子非鱼,鲁迅安知胡适之心理?再,刘文典被关,果真是因其未称主席吗?又,当初往清宫,分明无被关之虞,胡适为何称溥仪为“皇上”?显然,鲁迅未究所以,便“大胆假设”而不“小心求证”——当然,这既然是胡适的手段,鲁迅也就不必。故寥寥几笔,极省简地画出了胡适的形象,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卑屈而唯诺的形象。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那样乌烟瘴气。《新月》与国民党和鲁迅与《新月》,这错综的关系就构成了历史的一个界面。我由刘文典事件带出,不仅是想搞清这个关系的大概轮廓,而且更想弄清鲁迅为什么要反反国民党的《新月》。《新月》是以“宪政”立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鲁迅虽然不会认同国民党专政,但同样不认同胡、罗人权派的所谓“宪政”。撇去鲁迅与《新月》同仁的历史过节不论,如与陈西滢,也撇去他与《新月》同仁的现实过节不论,如与梁实秋,这两点是否妨碍了鲁迅对《新月》的公正看法,我不能断定。但可以断定的是,他之最不能同意《新月》者,便在于对方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案是“法治”解决而不是“革命”。如果说五四时期胡、鲁之间尚有其一致,那么,走出五四,两人便逐渐分道扬镳了。鲁迅坚持的是“改革国民性”的道路,胡适则逐步走上了“改革现实政治”的道路。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认为政治道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什么专制、什么共和,都没有用的,惟一有用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在这里,鲁迅身上明显有着“一元论”的历史倾向。可是1927年之后,鲁迅自己也事实上放弃了改革国民性的方案,这时他已开始从苏俄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实际上已经不是国民性解决而是政治解决了。在政治解决这一问题上,胡、鲁的区别更加严峻,当年鲁迅的国民性解决和胡适的政治解决尚可形成一定的互补,而这里苏俄的暴力革命和英美的宪政道路这两种方式(在鲁那里表现为从外面推翻现体制而重新建立,在胡那里表现为从里面逐步改良现体制而不推翻)只剩下截然的对立,更兼两人以不同方式所欲达至的目标也是那么对立截然:一个用宪政取代一切专政,如胡;一个用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如鲁。到了这分上,胡、鲁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两人当然“渐行渐远渐无穷”了。

  由此,二十世纪中国这两位知识分子所坚持的不同道路便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深远的话题。而话题之所以是话题,是因为这两位知识分子当年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面对。这正应了克罗齐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七十年前的《新月》人权运动早已风流云散,鲁迅对《新月》的批判也已载入史册,但既然历史的腿一直伸到今天,那么,我们就要抓住它,不但还原其历史界面,甚至对此重新论述。实际上,这就是在表明我们自己面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态度——历史的态度就是现实的态度。换言之,胡鲁作为我们可以鉴取的两种思想资源,在其中如何作出价值上的选择,这放在今天,并非就不是问题,而且还不是简单的问题。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随着后来的“东北易帜”,便从南北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这时,国民党祭出孙中山的大旗,宣称战争结束,军政任务完成,国家除了“统一军政”外,应当进入“训政”时期,而训政则是军政向宪政的过渡。国民党的这一逻辑本自孙中山。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提出了“革命程序论”,把中国革命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法之治”,军队为人民破敌,行政则归军政府。第二阶段是“约法之治”,军队和人民约法三章,双方各自遵循,地方自治权属于人民,而国是总揽却在军政府。第三阶段是“宪法之治”,此时,军政府解除权柄,国事俱按宪法实行。后来孙中山多次对此进行思想阐发,并最终完形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经过一番准备,于1928年10月10日宣布开始进入训政时期。那么,国民党的训政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怎么治?亦即“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并且,最高监督之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自己监督自己,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握以重权,居然是“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而且,“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稍微懂得一点宪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宪法之为用,不是用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的,而是相反,用来保护人民这些自由权的。国民党整个给搞反了,还口口声声说是要为宪政作过渡。但,这种训政恰恰和宪政南辕北辙。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两篇只是‘思想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这句话虽然出自胡适,但做得更漂亮的是他的《新月》盟友罗隆基。也许,由于气质、修为,乃至学历的不同(胡学的是哲学,罗学的是政治学),罗隆基比之胡适锋芒更锐,态度更激,文章更犀利,溯源更深远,同时也更到位。就后者言,反训政、反党治,胡适溯到孙中山,罗隆基则更往上行,一直把根子追到苏俄。《新月》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头第二个标题就是大号字的“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那么,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所从何出?罗隆基直言是从苏俄那里学来的,证据便是孙中山自己的话:“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罗隆基指出:“这就是国民党里‘党权高于国权’在历史上的来源。同时就是如今‘党治’的根据。”源头既明,批判即始。紧接着是对“党国”和“党天下”的批判,其所指毫不含糊:“‘党在国上’、‘党权高于国权’,这当然是独裁制度”,而“目前的举国大乱,境无静土,又可以算为南京独裁政治之果”。既然国民党训政是以独裁的方式推行,那么,罗隆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因为“独裁制度,因它一切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1931年6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台了,旋即,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也在《新月》三卷八号上刊出。“这次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这同时也是所谓约法的实质。针对国民党一边承认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一边又声称有对其“停止或限制之”的权力,罗隆基当即揭穿:“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而针对国民党换汤不换药的“五权分立”,罗干脆道明:“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

  纵观罗的政论文字,犀利而又气势充沛,字里行间流贯着一种穷追不舍的“痛打”精神。当然不是“痛打落水狗”,这未免有点便宜,要打就打主子,才是真正的“痛打”,而且大无畏!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而不是在上海滩一时流行的文人文字。这两种文字素质不同,文人文字常有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讦味,尽管有时很好看。相形之下,知识分子文字纯正而坦荡,且出笔就是直面抗争。那个时代,是多么需要这种负责任的直面抗争的文字呀!可是,在当时因文人互骂而显得乌烟瘴气的上海滩,这种真正“直面”国民党的文字,除《新月》人权派,岂有他哉。所谓兼看则明,偏读则暗,今天,当我把这些不同文本的文字,尤其是1929和1930年间的文字放在一起对读时,感慨由衷。的确,文本的历史比人长,它最有说服力,是它改变了我长期以来的看法,我便不得不做一次尼采式的“价值重估”。

  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知识分子总是以言获罪的。罗隆基终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而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罪拘人”了。罗事后写的、发在《新月》三卷三期上的《我的被捕的经过和反感》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有一节文字给我很深印象,那是在被押到上海前的吴淞区公安局时,罗这样写道:“‘你们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告诉家里吗?’我向他们请求。‘不可以。’那位穿西装的督察员很肯定的回答我。‘那么,请你们代我打个电话,可不可以呢?’我再请求。‘不可以。’他说。……‘我可以到厕所里去吗?’我问一个警察。‘不可以。’他回答。他指着房间角上的一个破痰盂向我说:‘你就在那里面对付对付吧!’这时候我才起首感觉‘拘押’的滋味,想到自由的宝贵。‘到了上海就没有这样方便!’想到方才听见的这句话,回头看看我刚才使用的痰盂,又不寒而栗。”哪怕是一个“斗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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