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政是刘文典的“粉丝”，而且是铁得不能再铁的“粉丝”，章玉政新编的这一部《刘文典印象》，虽仍是为展现刘文典其人其事其思想的一部著述，仍属“旧事重提”的范畴，却明显地让人感到了“画风突变”。从《狂人刘文典》到《刘文典印象》，其编撰手法完成了从客体抒情到史料主体的转变，编写风格也正在从新闻报章体向年谱长编体过渡做准备了。
《刘文典印象》一书，分为“雪泥鸿爪”“学林述往”“薪传有道”“书边余墨”四辑，全部是刘文典的同时代师友以及门生后人的评述文章，颇具史料价值。其中，不乏名家对名家的“好声音”，鲁迅、胡适、陈寅恪、钱穆、周作人、顾颉刚等悉数登场，琳琅满目，又增谈资。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者证言，则更可令后世读者增进识见，诸如《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刘文典营救陈独秀》《刘文典教授见到了毛主席》《国学大师之死》等篇什，颇值得一读，颇可为徘徊于“八卦”与“真相”之间的读者独辟门径。
当然，由于我个人曾对刘文典落选中研院一事特别感兴趣，四、五年前也曾对这一史实有过探研，并发表过《刘文典落选中研院始末》一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6月26日）；为此，在《刘文典印象》一书之中，特意查阅了一下有无相关史料。意料之中，王玉哲的“一段小小的波折”一文与王叔岷的“悔作《评刘文典庄子补正》记”一文均予收录，足见编者梳理整合史料之功。
王叔岷的“悔作《评刘文典庄子补正》记”一文，实际上是王著《庄子校诠》自序部分，辑入《刘文典印象》之后，才由编者加上了“悔作”这一标题。《庄子校诠》一书，原名《庄子校释》，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47年9月，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书末附录有一篇“评刘文典《庄子补正》”，对刘文典的学术水准大加质疑，并有明确的逐一批评。1972年台湾台联国风社翻印此书，王叔岷即授意删除此文；1993年3月8日，已是80岁的王叔岷，在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二楼研究室里，为《庄子校释》的重印本（已更名为《庄子校铨》）撰序。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到：“庄子校释五卷，为岷手写本……最后附录‘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则删去，少年气盛，明于人而暗于己，实不应对前辈作苛刻之评，常引以为戒”。
显然，所谓“悔作”，即是悔作《庄子校释》附录的那篇“评刘文典《庄子补正》”。然而，《刘文典印象》一书，却未辑录这篇重要的学术批评之作；而且，刘文典所著《庄子补正》一书的陈寅恪序也未辑录。事实上，仅就庄子研究一项，王叔岷批评刘文典之激烈，与陈寅恪赞赏刘文典之鲜明，是颇值得细细考究与品悟的一桩学林旧事，颇值得旧事重提一番的。遗憾的是，《刘文典印象》一书，未能辑入这两篇文章；后世读者也就可能因之失去了充分考究史实、细密探研史事的一番求索了罢。
或因版权问题，或因文献难得，或因编者另有所虑，《刘文典印象》一书失收王、陈两篇文章，自有主客观多方面因素。事实上，由于王著《庄子校释》一书为1949年前夕印制，印量本身较少，迭经战乱，完整保存下来也极其不易，如今已颇难觅得。加之王晚年对所撰“评刘文典《庄子补正》”已深表愧悔，重印著作时概不录入，使得这篇可能是刘文典落选中研院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文章，绝难重现于世，几成“佚文”。我于两年前曾有幸购得此书，终可管窥王当年的持论依据，及其对刘文典学术水准的判定结论。在此，不揣陋简，权作“抛砖引玉”，与对刘文典感兴趣的朋友略作分享。
《庄子校释》一书，为影印手稿本，一部六册全。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此书出版之前3个月，即1947年6月，同样是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了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两本书同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是颇有点唱“对台戏”的意味。而“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作为《庄子校释》的附录，也确为全书的压轴之作，几乎占到了第六册的一半篇幅，足见王批评刘用力之深、阐论之详。该文开篇即说明缘由、阐明观念，一针见血的加以评述，文曰：
昔年治庄子，闻合肥刘文典先生有旧稿《庄子补正》，于宋椠唐写诸本，及前人著述可资比勘者，均已收采。说者谓其不止复庄书唐人或魏晋之原有面目，并复先秦之旧。又闻先生亦极自矜工苦，常语人曰：“欲与我谈庄子，须庄子复生可也”。其自负既如此，人誉之复如彼，则补正一稿，应有观止之叹。岷复孜孜讨治庄书，不亦泰多事乎？然因积稿甚多，不忍弃置。去岁仲秋，已成校释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条，虽颇惬私意，尚未敢问世，常思得先生旧稿，以资参证。厥后垫江张君怀瑾，自昆明来书，称先生补正，已由云南大学杀青。既而赠岷一册，得之大喜，如获珍宝。但翻检一过，窃有所疑。刘先生之说与岷宿昔所见虽不无暗合，然其武断处实未敢苟同。其于庄子唐钞、宋刊、元明翻刻各本，并未遍加涉猎；征引类书，亦仅《御览》稍备，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条，又复譌误层出，先生持是以为正，似未能复先秦之旧也。庄书中疑义，先生所未发正者尚多。
从文章开篇一段话来看，王叔岷对《庄子补正》一书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版本涉猎并没有声称的那么多，二是即使现有的征引古籍也“譌误层出”。这两点批评，击中了所有校勘古籍类著述的要害，更何况《庄子补正》一书初衷还是要纠正历代校勘庄子类著述的错讹，以期提供一部可以“复先秦之旧”的经典之作。这相当于是说刘文典在古籍校勘方面，“矛”不利，“盾”也不坚，且还要自相矛盾的去攻击前人，实在是沦于自取其辱了。接下来，王还要“兹谨就其所已标出者，作一概要批评”，对刘的这部得意之作展开了逐条逐字的摘谬与纠正。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补正》中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所引而无关校勘或义理者，又不知翦裁，且多徒事钞录不下断语，貌似谨严。其一下断语，便决然无疑，貌似正塙。故说者多称先生治书精严有法，不知其可商榷之处甚多也，此稿所论，已可窥其大略，非敢有意攻先生之短，治学不得不求真耳。
王叔岷用了自己著作六册书中的半册书，来批评《庄子补正》中的种种错讹，但仍然结论说“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甚至可以说，正是因其看到了《庄子补正》“譌误层出”，“不敢苟同”，才发意要写成《庄子校释》这部书的。可想而知，刘文典这部著作的漏洞之多，的确是可以用“糟糕透顶”来评价了。当然，刘文典当时的生存环境及个人心境亦可以用“糟糕透顶”来形容，《庄子补正》撰成之后，也没有精力再予精密修订，这是客观条件所限。其间史事种种，在此不赘。
斯人已逝，旧事原本不必事事重提。求全责备，做事原本并无事事完满。王叔岷晚年“悔其少作”，也正是认识到自己本亦有认识与历史的局限性而自责，也正是意识到作为已成为“历史”的人物与正在参与“历史”的人物皆有其自身局限而自悔。无论如何，《刘文典印象》一书始终是开了个好头，为正在参与“历史”的当今读者提供了观看与探研“历史”本身的更接近于“现场”的多维度视角，而不仅仅只停留在作者消化史料甚至消费史料的层面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文典印象》一书的出版，对文史读物向着“非虚构”方向发展，对文史知识向着“非戏说”方向发展，无疑都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如何让“轻阅读”虽轻不“薄”，让“泛阅读”虽泛不“浮”，《刘文典印象》一书或许能为如今的文史读物出版做出某种示范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