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中产阶级”如何形成?

——兼与冼岩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4 次 更新时间:2013-04-20 23: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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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冼岩是一位勤奋和高产的网络作家。他的不少时评写得很到位,笔锋犀利,态度平和;但他的理论文章,则相形见绌,许多篇争论文章,并不见分析的深入、论据的增加,只是一再重复同样的观点:“自由主义(即笑蜀先生所称‘政治自由主义’)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力量对比的某种均衡格局,具体说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结构。”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中国当前应“在权威主义框架下,保持发展和稳定,兼顾公平;在经济发达足以构筑中产阶级社会时,再启动政治转型”。显然,在冼岩的理论框架中,“中产阶级”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有可能是导致冼岩成为权威主义者的关键因素。本文试图阐明笔者对于“中产阶级”的观点,并与冼岩展开能够使问题逐渐深入的对话。

  

  一、中等阶层与中产阶级

  

  中等阶层(或中间阶层)与中产阶级,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middleclsss。在本文中,中等阶层用来表示一般意义上的middleclsss,中产阶级用来表示特殊意义上的middleclsss,即当代社会的中等阶层。

  在历史上,凡是相对稳定的社会都有比较稳定的中等阶层存在。在古希腊,上等阶层是奴隶主,下等阶层是奴隶,中等阶层是享有民主权利的自由民。在帝制中国,上等阶层是王侯贵族,下等阶层是奴仆、雇工和流民,中等阶层是编户齐民。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上等阶层是享有特权的党官僚阶层,下等阶层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中等阶层是“公家人”——领“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国营(及大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公家人”在总人口中是少数,在城里人中则占了大多数。

  根据吉尔伯特、卡尔的研究,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等阶层,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新的中等阶层——白领阶层逐渐形成。米尔斯指出:“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阶层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而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在米尔斯的经典著作《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发表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社会结构变化。

  冼岩所谓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化)对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的依赖,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如果我们把他所说“中产阶级”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中等阶层,那么实行民主政体的古希腊并不具有“纺锤型”的社会结构,希腊的自由民虽然非常活跃,但在人数上远少于奴隶阶层;帝制中国倒是符合“纺锤型”社会结构,编户齐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既没有自由主义,更没有民主。如果我们把他所说“中产阶级”理解为特殊意义上的中等阶层——“白领”、“新中产阶级”,那么美国的民主化进程主要是在1860-1940年间,而这一时期正是旧“纺锤型”社会结构(以老式中等阶层为主体)逐渐解体,新“纺锤型”社会结构(以新中产阶级为主体)尚未形成的时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进步时代”,既是美国下层的社会运动(以工会运动、农民运动为代表)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国的大众民主基本成型的时期。

  

  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笔者在《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兼评“精英联盟”论与“反精英主义”》中说:

  “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思想现象,右派阵营中颇有一些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结论却是精英主义和权威政治——或许可以把他们称为右翼新马克思主义者。”冼岩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冼岩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进程的一种基本逻辑,它具有超越时空的强适应性,至今仍拥有其它学说所难以比拟的理论解释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只是对这种基本逻辑的具体运用,而且显然是一种建立在无限理性基础上的过度运用,是一种理性的越界。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制度对社会环境具有敏感性;具体条件不同,政治制度实施的效果就不一样。政治制度的真正确立和有效运行,需要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结构的支持。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又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二者呈现强烈的正相关。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

  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首先是被19世纪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所否定,然后在20世纪又被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彻底抛弃。我们仅以中产阶级的演变史为例。

  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决定社会结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断言: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然而,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业化的进程并不是必然要伴随社会两极分化、中间等级灭亡、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历史进程,并导致了马克思的预言破产;正是社会中下层争取宪政民主制度的斗争,“化解”了“‘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的危险”(详见第五节)。

  斯大林和毛泽东则把工业化变成了“超工业化”,在这一进程中,农村变成了榨取原始积累的经济殖民地,农民这一主要的中间等级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而是整个地变成了“现代农奴”;工人阶级也没有贫困化,而是变成了“城市贵族”;形成了梁漱溟所谓城乡之间“九天九地”的新社会格局。

  东西方的历史实践均表明,并非“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就必然导致“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笔者曾说:“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冼岩抨击笔者的观点“只是置客观事实于不顾的主观臆断”,坚持“中产阶级壮大是市场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笔者要把“主观”的帽子回敬给冼岩,他所谓的“必然”,其实只是一种坚定的主观信念,并非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机制及其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分析、解释,中国社会学界大致有三种意见,即陆学艺的“层化论”、李强的“碎片论”和孙立平的“断裂论”。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李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整和”(reintegration),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以“利益群体”描述并区分现阶段中国社会不同利益诉求者及其关系,并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层化、定型。孙立平认为,“什么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他发现,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大陆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出现了与原来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的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第二,这样的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已经开始定型和固化下来,可以影响和定型社会基本走势的主要社会力量集团开始生成并发挥作用。与之相伴随的有:⒈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出现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⒉形成着一种新的经济增长逻辑——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⒊社会力量的定型,即已经开始形成新的社会力量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并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⒋改革逻辑的改变:⑴改革更多地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⑵改革动力由初期的自上而下推行及收益大而需很少付代价,变化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开始影响改革的进程;⑶出现了即扭曲改革措施及效果的机制,如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甚至会被极端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⑷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既包括民间的经济力量,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垄断部门)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上,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并开始成为加剧目前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孙立平所谓“与原来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的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最主要的是:在“超工业化”发展战略破产后,中国重新回到了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用另一种措辞来描述,就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马克思所说的“两极分化”是自然而然的趋势,用孙立平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除非出现经济以外的抵消因素,“社会断裂”就是非常可能的前景。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出现多种社会结构或“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在欧美国家没有出现的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在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出现。

  冼岩一方面相信“剥削有理”(现阶段“少数人的富裕必须以大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另一方面,既反对笔者和秦晖搭建“宪政平台”的主张(为中下阶层“维权”提供必要的政治条件),又不赞成笔者和何家栋、周舵所倡言的“社会妥协”(让统治者、有产者自愿或被迫作出社会让步),这样究竟是有利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呢还是推动走向“社会断裂”?所以笔者说冼岩是半截子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承认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阶级存在的必然性,而不承认阶级调和(如第二国际所主张)与阶级斗争(如第三国际所主张)的必要性。

  冼岩式的马克思主义还体现为对社会意识的能动性的忽视。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只是被动之物”。因此,他反对笔者强调“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对于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性。但是,笔者的观点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事实根据的。笔者在冼岩所引用的那段话的前面说:1949年前后,日本和中国同时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建立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历史性课题。在日本,虽然存在着资本对利润的贪婪本性,以及强大的工会运动和工人阶级每年的“春斗”(春季斗争),但主流意识形态是具有合作主义色彩的“大和株式会社”、“一亿中产阶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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