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7 次 更新时间:2013-08-10 1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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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一、梁启超的变与不变

  

  对于梁启超,时人多以“善变”、“屡变”视之。梁本人也自认“流质易变”,“太无成见”。正是讨论“变”的正当性的系列文章——《变法通议》,使其“暴得大名”,因此梁启超尽管对思想的“流质”常有所检讨,但也不觉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在1907年的日记(《忘山庐日记》)中曾对两种“反覆“做过辨析:“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在他的心目中,梁启超自然是“反覆之君子”。

  梁启超的弟子郑振铎在怀念其师的文章《梁任公先生》中说:“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事,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之。”

  李任夫曾和同学楚中元当面聆听梁启超解释他的变与不变。“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机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回想我和蔡松坡发动讨袁时,我们约定,事如不济,以死殉国;事如成功,决不做官。我开始拥袁,是为了国家,以后反袁,也是为了国家。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么一个人而已。”(《回忆梁启超先生》)应当说,无须等待后世,即使在当时的政敌一方,也有像陈少白这样知之较深者,看出“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兴中会革命史要》)

  梁启超的“屡变”,可以说纵贯他的一生,横跨他的事业所涉及的各个领域。

  徐彬说:“综梁氏一生,以纯旧之学者起(科举),以较新学者终,中间之政、报两界则迭为循环,互相间杂”。“夫梁氏始于学,终于学,(以其晚年之著作虽新,仍以新法整理国故为多,故曰较新,别于纯新派也。)可云无憾。然梁氏之名及所建树,仍以报为最著”。(《梁启超》。以上郑振铎、郑振铎、徐彬文章,均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始于政论;戊戌变法期间,随其师康有为跨入政坛;流亡期间重新将主要精力用于政论;民国二年至六年,走上政坛前沿,两次入阁任部长,两次“再造共和”(章太严语,指其发动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和“马厂誓师”粉碎清室复辟);此后主动退隐,政治参与限于发表政论或“政谭”。

  再看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和敌友关系。郑振铎说:“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对袁氏,为拥护共和整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梁任公先生》)梁启超自己也说:“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候,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

  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方面,梁启超也是“屡变”的,现以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为例。梁启超最早追随康有为,是被其师《大同书》中所洋溢的世界主义所感动。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检讨说:“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他主要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批评康有为“去国而世界合一之体”的“世界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才是“最上之团体”,民族主义乃“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的观念。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答客难》中写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到欧战结束,国家主义的楷模德国战败后,梁启超对国家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他说:“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藻溉之,而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自今以往,凡畴昔当阳称尊之说,皆竺一一鞫讯之后而新赋予以评价,此千年间潦倒沉沦之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在全人类文化中应占何等位置,正未易言。”他重新看好传统中国“平天下主义”的政治理念: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经过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思想阶段,晚年梁启超转向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

  梁启超对于政治参与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先是宫廷运动,再是党派运动,最后是国民运动。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指梁自己的一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指孙中山一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皮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个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他的结论是:“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的一个典范。

  

  二、国民运动的定义与条件

  

  梁启超在《外交欤内政欤》中高度评价了“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这是我希望的第四种效果。”所谓“别种国民运动”,就是内政的国民运动。

  在总结以往的政治运动时,梁启超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自公车上书至五四运动,凡壮烈之举,以对外为动机者十之八九。”(《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缘故有两种: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多数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而没有跟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人民运动,不是“无结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制的“运动人民”。“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论理,这种运动应该有扩大的可能,应该跟着就把方向移到内政方面。”“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转向内政方面。”(《外交欤内政欤》)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还在欧洲。他归国后发起的第一个内政的国民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他认为,“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

  接着,梁启超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1921年“双十节”,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裁军运动大会,梁启超赞之为“民国成立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他指出,“这回运动,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因为(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梁启超说,“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探究、宣传废兵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在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还是很有号召力的,但仅仅两三年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力就急剧地下降了。这里面既有他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假如有人问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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