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3 次 更新时间:2016-05-08 00: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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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曾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1]毛泽东则是提出“谁是五四运动之父”的第一人,而且给出了多种解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这段话是毛泽东以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讲的,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说成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几年以后,共产国际解散了,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新身份在《“七大”工作方针》的内部报告中讲到同一话题时,就不再把洋人拉来作文章了。这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陈独秀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唯一的总司令,他在晚年撰文纪念蔡元培时写道:“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亲身经历五四时代的人大致上都能够同意陈独秀的说法。例如梁漱溟曾说过:“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次则胡适之先生。”[5]同样是纪念蔡元培的文章,梁漱溟却没有在文中把蔡放在陈、胡的前面,这大概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有人根据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视其为当时的“主帅”。[6]在台湾版的《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中汪荣祖写道:“至于说谁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不曾有一个所谓‘单一’的领导。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中,胡适无疑是声名最洋溢的一个”。[7]在大陆,1949年以后广为宣传的不是毛泽东上述关于五四时期“总司令”的说法,而是《新民主主义论》中“主将”的说法:“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8]

   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很少提到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自己的五四时代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9]历史人物在一种强烈的历史舞台效应影响下,往往视而不见自身思想的潜移默化,而偏重于记忆最新鲜的印象和感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几位灿烂夺目的新星,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年梁启超整整一年都不在国内,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转向以学者为主的生涯,国民党和共产党掌权后都把梁启超视为过时的反动人物,史家出于种种忌讳把梁启超研究打入冷宫,这些都是在以往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忽略梁启超的明显原因,但也有尚待研究的更深刻原因。笔者所见到仅有的三篇研究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文章,都是在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前提下,指出梁启超“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角”,[10]但与五四运动的“精神一致”,[11]并强调他与五四新人物的“密切关系”、“往还情形”及“协同动作”,[12]以此来为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争取一席地位。

   本文将首先区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然后再分析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笔者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功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

  

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许多政治家与学者都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13]彭明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14]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15]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胡适对此问题的看法。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16]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17]

   傅、罗、段一干人的那个五四运动,周策纵笔下的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五四运动,是三个不同概念的五四运动,必须一一梳理清楚。

   五四运动这一用语在运动发生的当月就已经出现并很快流行开来。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18所大专学校参加的学联紧急会议上,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发表的《罢课宣言》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18]6月5日,联合会的另一宣言再次提到:“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19]当时在北京的杜威于6月1日的信中谈到这一运动,他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20]梁启超在几年后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21]这些时人的看法表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并获得广大市民阶层支持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是令世人感觉到中国正在觉醒并标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政治运动。

   周策纵成名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书名表明,他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作为思想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即汪荣祖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要早于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这一用语的出现,大概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代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因此有人希望给它一个笼罩一切的含义,例如戴季陶就下过这样的定义:“新文化运动是甚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22]胡适则希望将其局限于文化范畴内,晚年时他这样说:“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喜欢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23]1919年11月1日,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概括了中国文艺复兴(当时这个中文词组还没有流行,胡适、傅斯年等暂时以“新潮”作为“TheRenaissance”的对译)的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4]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评判,胡适所指出的这四重目的是非常宏伟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处于破题的阶段,远远谈不到完成。当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输入学理”这一项上,因此,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西化”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又称之为“新思想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潮流的介绍。”[25]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本来是两个平行的运动,尽管运动的参与者有重叠,但两个运动有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运作方式。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名,首先就在于它的倡导者们把改造文化、重塑伦理道德置于现实政治之上。面对民国以来政治建设上的失败,陈独秀经过痛苦的思索,作出了如下的总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作为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6]因此,他决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推动青年实现伦理革命。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为之确定基本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27]而且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回到中国,鉴于归国伊始受到的感情震动和失望,曾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20年后“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8]因此他才会把五四运动视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

   但是,胡适的上述看法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在当时,并没有人指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干扰的一面,而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其推动的一面。梁启超说:“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29]孙中山也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30]正是由于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普及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才使后来的评论者和研究者得以把新文化运动纳入前者的框架之中。而这样的一种重组,却遮蔽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刊载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1]如果说新思想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近世文明的新学理的引进和介绍,那么,这可以算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据此,广义新思想运动的开端就应当上溯到十九世纪末,而不是1915年即《青年杂志》创办的一年。张灏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32]严复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开始引进和介绍进化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何震鼓吹无政府主义也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尽管这些思想先驱者也都赞同人权说,但还没有象陈独秀、胡适在早期《新青年》杂志上那样给予第一位的重视。傅斯年在1935年《论学校读经》的文章中这样谈及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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