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群体或阶层:中产的中国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3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09:21:05

进入专题: 中产阶级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爱思想网获期刊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 要:中国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传统和环境中,这一群体要发挥出国家权力和社会公众期待的稳压、维序的作用,首先需要对之进行政治脱敏,将作为政治概念的中产阶层转变为一个社会概念。进而建构促使中产阶层理性发声和提出合理诉求的呼吁政治,让社会控制的中产阶层管理模式转变为讨价还价的商议模式,真正让中产阶层在国家权力培育橄榄型社会的尝试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中产阶级;政治脱敏;商议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8)02-0037-09

  

   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功 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这个群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人群,它对社会政治秩序发挥着稳定还是颠覆的作用?是论者聚讼不下的难题。一般而言,论者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政治功能抱有不低的期待。国家权力方面也对之戒慎戒惧,既抱有高度警觉,又力图在政策上实现促其增强与利于维稳的双重目的。在中国的特殊处境中,这一话题首先是一个需要脱敏的问题,然后才能较为理性地规划其社会培育与功能发 挥事宜。

  

一、中产:群体抑或阶层?

  

   中产问题涉及到执政党的阶级分析问题,所以它属于敏感的话题。在官方的用词中,中产已经完全不与阶级进行词汇配对,一般使用群体这个词汇来界定中产的社会政治属性。而且中产的财产属性,也被换成了“中等收入”的描述性概念。于是,“中产阶层”这个流行概念就转换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有论者不认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转换而出的概念,他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性进行了甄别: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相对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仅就收入情况对社会人群进行的区分。而中产阶层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除了收入之外, 还有职业、受教育水平、声望、消费能力等诸多因素①都是定义‘中产阶层’的重要参考标准”。直接一点讲,使用中等收入群体概念,而不使用中产阶级概念,确实存在回避政治矛盾的意图。在中国情境中,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相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言的概念,是一个学理上说不清、政治上惹麻烦的概念。

   从学理上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急遽变迁,曾经流行的阶级阶层结构论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与之对接的论说又似乎很难建立起来。因此, 阶级阶层论说成为一个断裂性的话题:就阶级斗争年代的那种阶级话语而言,缺乏继承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阶级阶层分化而言,缺乏先导者。在中产这一论题中,两个相关的显著变化,是形成这一僵局的导因。 一方面,“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简单阶级阶层结构,现在已经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产生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高管、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各种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即便是同一社 会阶层中,经济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也有很大差异”。 阶级斗争年代那种简单明了的阶级划分显然是行不通了。另一方面,“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 的国家”。②这就促使人们按照社会阶层收入差距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疾速变化仍然在进行中,人们在学理上对之做出概括,需要待以时日。 而且需要在学理上做出突破,才能做出与社会变迁实 际相一致的阶级阶层变化的创新性学理贡献。

   从政治上讲,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主要呈现在社会的中层结构即运行结构上,社会政治的基本结构即国家基本制度并未发生人们想象的那种改变。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废弃了的阶级斗争国家理念,只是潜蛰下来、并没有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场域, 甚至在国家谋划的深层次上还保有支配性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的定义,还明显地深刻作用于基本政策的制定方面。取决于这一点,在谈论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时候,仍然需要随时惦记他们对阶级问题的经典定义。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 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③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阶级做出的基于经济 基础的定义。

   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联意义上的阶级定义。一方面,恰如恩格斯所说,“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如此不发达,以致历 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④循这一定义可知,作为历史现象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在生产发达以后就会消失。但在这之前,阶级与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另一方面,“所有一切压迫阶级,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保存阶级统治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 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 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⑤顺理成章的就是,再一方面,阶级斗争必然引发革命。“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⑥这是革命必然性的体现。“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展产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⑦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彻底消灭阶级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三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 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⑧对无产阶级政权而言,最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就是在保证政权的前提条件下, 实现最终消灭阶级的任务。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言说,对中国而言所具有的高度严峻性,在此鲜明凸显出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的此阶级并非当下中国讨论中产阶层的彼阶级。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系统言说, 结构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循“群众—阶级—政党— 领袖”的递进关系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革命理论。其中, 阶级的二分法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至为关键。马克思主义站在被统治阶级的一边,强调被统治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一政治组织由政党领袖提供理论指导,然后让被统治阶级进入阶级自觉的革命状态,以期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着力动员革命的一种社会集群 划分、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动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政党对阶级概念的敏感反应可以说是天生的。在中国,对中产阶层的政治敏感性,就来源于执政党的敏锐政治意识,这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所注定的情形。

  

   中产阶层这一概念遵循的阶级阶层划分标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划分标准。它是一个后革命社会或现代社会的多元阶级划分标准的产物。现代社会被称之为“橄榄型社会”,中产阶层是居于中间地位,与这一阶层的收入、社会地位、名誉和政治诉求关联在一起,它是一个社会学或者社会理论基于财产与分配制度的集群划分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层的阶级划分,既不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是一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分割,也不存在中产阶层要以自己阶级意识的自觉去尽力推翻谁或者直接赞同谁的问题,它不承担这样的阶级使命。它是一个政治上已经脱敏的概念。一些论者为什么强调中产阶层相对于上层或下层来说,它更倾向于维护稳定,主要是从它的社会品性上着眼而对其阶层特征做出的概括,而不是从它的政治品性上对其投入政治革命或政治秩序重建做出的分析或定位。⑨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政治上已然脱敏的社会理论概念,执政党和政府勿需用自己意识形态理念中的阶级意识来对待或处置。校正这一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中产阶层的问题,既让其得到准确的社会定位,又避免它的政治定位掩盖住它的社会定位,从而让中产阶层 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

  

二、中产阶层:社会的而非政治的概念

  

   对中产阶层进行政治脱敏以后,就可以知道,仅仅讨论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其实存在重大疏漏,即拒绝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论者畏惧的事情是,明 确鼓励一个中产阶层的成长会有什么政治危险?其实,鼓励一个中产阶层的成长,恰恰对化解社会的政 治风险具有明显的帮助作用。

   就今天中国的情境讲,用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和阶层划分,替代革命党时期、或者作为完成革命而又没有进入后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已经充分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如果自觉地用社会学关于阶级、阶层的社会定位替代革命化时期对阶级的政治定位,那么中国对中产阶层几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能够肯 定下来、加以培育、积极推动,促使中产阶层走向成熟, 让他们担负起建构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使命。

   社会学或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相对宁静化条件下的阶级或阶层划分结果。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里,价值分裂也好、政治颠覆也好、秩序重建也好,都是“诸神之争”。⑩如果这类争端不能有效息争,就会有精英起来搅动社会,从而让革命理论寻找到它所需要的社会支持。一般而言,精英群体之间的理论分歧非常剧烈,价值争端很难尘埃落定,精英之争常常 导致大众社会的撕裂,引发社会危机,催生社会革命。 这是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在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以“法律主治”(the rule of law)的方式遏制高层分裂、安抚底层不安、培育中层维稳,是一个化解因精英裂变引发社会倾覆的有效进路。

就中国阶级斗争岁月的情况来看,过于发达的阶级思维、政治思维引导出的简单而草率的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一种立意控制高层,然后由高层直接下贯到基层的社会控制,长期被认定是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就大型复杂社会而言,社会高层从来是控制不住的,社会底层也是很难有效控制住的。这是因为,两个社会阶层都具有高度的分散性:高层社会因价值立场的明显不同而分散,底层社会因利益的获得稀少而明显散离。整合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因此成为一个社会控制的难题。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是两种整合社会秩序的方式:前者是通过遏制一些人、激励另一些人来协调潜在的冲突行为,后者则由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程序构成,目的在协调众多个人使用公共资源的联合行动。⑾处在社会高层的人群,财产较为殷实、 价值立场比较明确、政治行动力较强、组织忠诚性相对较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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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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