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法治、国家建设与文化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3-04-10 19: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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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 (进入专栏)  

  

  【摘要】法治,并非一种单纯的公平、正义、自由等方面的道德价值诉求,一个国家的法治大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于该国基本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必须放在特定时空语境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理解。因此,清末以来中国法治之路,除了具有建立满足人们基本交往行为预期的规则主义法治观意蕴,还必须被放在中国从王朝天下体系被迫卷入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建设视野加以把握。另外,现代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虽然必须充分借鉴一切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但必须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需求,同时也必须具备一种更高的文化复兴使命,即能否为世界法治发展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和千年文明古国必须承担的使命。

  【关键词】法治;国家建设;文化使命

  

  一、问题的提出:政治、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之路

  

  法治,并非一种单纯的公平、正义、自由等方面的道德价值诉求,或者说是服从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治理的若干训诫,还具有显明的实践品格。毕竟,再崇高的价值标杆,也终究需要付诸于实践;再周详的规则,最后还要通过实践来进行;同时,特定国家的法治大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于该国基本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必须放在特定时空语境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理解。所以,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治的含义应该通过对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历史研究来把握。{1}

  因此,从清末法治变革开始的中国法治之路,并不仅仅是确立一套和原有法律制度截然不同的规则体系,也不仅仅是对于以往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模式的创新,而是一种“通过法治的国家建设”,即通过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一系列现代法律制度的创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法律,在此时也不仅仅是一种司法意义上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的工具,而是具有实现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意义。无论是清末变法的法治改革,还是孙中山提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乃至中国共产党人旨在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努力,尽管其具体法治建设方案内容和背后的政治实质迥异,但均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区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所以,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治之路,除了具有建立满足人们基本交往行为预期的规则体系的规则主义法治观意蕴,还必须被放在近代以来中国从王朝天下体系被迫卷入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建设视野加以把握。

  而且,从清末法制变革开启的这场“法律现代化运动并不是来自中国文明内部的变革力量,而是对西方文明外部冲击的回应,它意味着中国必须放弃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一整套政教体制”。{2}109从清末的法制变革开始的中国法治之路,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话题即是这条法治之路的征途上随处可见法律移植的踪影,或者说,法治,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西方的文化模式进入中国的文化世界;法律移植,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选择。但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的大国,甚至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到目前为止唯一基本保留其历史文化根基国家。所以,现代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虽然必须充分借鉴一切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但必须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需求,同时也必须具备一种更高的文化使命。能否探求出一条满足中国人法治秩序需求道路,能否为世界法治发展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和千年文明古国必须承担的使命。所以,百年来中国法治之路的探索,是一种治理规则体系的全新确立,是一种政治意义上建构民族国家的工具,更是一个古老文化在现代消沉与复兴的生动记载。

  

  二、法治与国家建设

  

  就清末以来中国开启的法治改革之路而言,显然也并非一种单纯的规则体系确立,而是对既有的政治体制的一种根本性变革,一种从古典王朝到现代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的开启。

  (一)国家建设的内涵

  何为国家建设?在西方政治发展史的叙述中,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主要指的从传统国家(traditional country)到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一种转变。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有一个经典说法,“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3}186-187。这个定义形象地说明了民族国家的特性以及较之于传统国家在国家整合和国家竞争方面的优势所在:就对外而言,民族国家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国家竞争,同时也是对于当时欧洲政治边界的一种法律确立;对内而言,民族国家是一种直接垄断的统治方式,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方式将统治伸向最边远的国民。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通过法律来发挥作用,对外,主权和边界需要法律确认;对内,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法律规则体系来完成国家权力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把法律作为一种治理术,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

  而在福山看来,国家建设则被界定为“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1]。福山的这种界定,主要面对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的一种治理制度的完善与巩固,这也足以说明,国家建设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战,而是得时刻准备应对新的制度挑战的持久战。毕竟,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都无法在一种法律制度体系奠基之后就一劳永逸,因为,时间是流逝的,事物是流变的,总会有新的情况出现,总会面临新的挑战,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需要与时俱进这个词汇了。诚有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国家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基本的国家架构,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形式,它有着自己丰富的内涵,而且这种丰富的内涵本身也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4}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通过一系列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的奠基确立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后,其国家建设的使命并未终结;如何使所确立的新的国家形式具有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进而使这种内涵不断丰富,仍然是其面临的核心任务。

  (二)法制变革与国家建设

  ”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之唯一主义“ {5},这是梁启超面对当时中国处于外有强敌环伺、内部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所开出的救世药方。法治能否救国?这一我们今天看来明显具有功利色彩的一种所谓法治工具主义的说法,但在当初,却又似乎是先哲们身处内外交困之复杂政局的一种救国情怀和现实自我定位。因此,清末的法制变革,首先即意味着当时的先哲们旨在通过法制变革来实现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之路的开启,清末颁布立宪性文件、颁布新刑律、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办理地方自治等法制措施,均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意蕴;以《钦定宪法大纲》为例,尽管对大清皇帝皇位一统再三重申,却也清楚地表明了宪法正式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而非以前王朝替代中的”天命正朔“式的合法性宣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及随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主权归于国民全体“的宪法书写,第一次将主权归诸于人民而不是帝制时代的某姓某家;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经过28年艰苦卓绝努力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民主与民族解放,改变了中国自清末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格局,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政权的方式,则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方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也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历史上最核心的事件-----新中国的成立,从历史的角度讲,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从法治的角度讲,则是中国人民做出的根本性政治决断,或者说中国人民对于制宪权的行使。[2]

  国家建设,首先意味着在国家竞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一种主权彰显。所以,从《临时约法》到《1923年宪法》到《1947年宪法》中对于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宣示,除了表示从王朝国家中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转移,更表明了中国的主权,只能属于中国人民,任何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权干涉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在近代中国的制宪实践中,之所以对于领土条款是否明确列出争议不断,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因为领土是主权的重要内容。[3]而近代中国的法制变革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也就在于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环伺的帝国主义格局中主权的减损。无论是清末的法制变革,还是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活动,应该讲,就立法体系的建设方面,还是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六法全书的颁布,在当时就立法技术而言可以说相当先进,但缘何这样先进的立法最终沦为一纸具文?除了”所谓六法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它的那套概念、术语、原则、制度、体系、结构和分类方法、就是对以往最博学的中国人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这样一种国家超前立法和民众经济、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 {6}137,或者如一些法律文化研究者所言的移植法律文化与固有法律文化的差异,恐怕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中国都很难称的上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对内,军阀割据、对外,列强环伺。法治,是服从规则的治理,宪政,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用法律、宪法去约束国家权力,但这样一种法治、宪政的前提是一个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存在。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所以,从清末法制变革,到北洋政府时期的制宪实践,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制宪活动和法律制度建构努力,均是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国家治理规则体系,在满足民众对于交往秩序的预期的同时,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基本治理框架。所以,频繁的制宪活动几乎伴随短暂的中华民国始终。然而,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权权威的不足,这种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自然无法实现其制度初衷。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宣示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也从此结束了对内四分五裂、对外任由列强侵辱的局面。中国的法治之路,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契机。由于建设国家经验的不足,新中国的法治之路曾经走过弯路,有过非常沉重的教训,如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之所以马上做出并做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决策,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既是为了满足民众对于社会、经济交往秩序的预期的同时,也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意蕴。

  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也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延伸、扩张与垄断。诚如苏力所指出的,尽管称之为变”法“,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的问题决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仅仅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其中有法律的因素。变法不仅意味着要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军队,而且要创建富国强兵得以实现的一整套社会条件,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科学体系和知识传播制度,要变革官制,要移风易俗,要使小农经济下的每个人都被整合进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工程,成为现代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全面的秩序破坏和秩序重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的变迁“ {7}3-4。尽管传统的王朝国家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实际上,传统国家内部实际上呈现出权力主体多层次化的趋势,比如中国古代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体现的就是中央权威有限、地方上主要依靠士绅自治的所谓”皇权与绅权“共治的政治生态;现代国家虽然也有政治多元、法律多元、民间法之类的说法,和联邦制、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划分,但这并不表明国家权力或者说主权的多层次化或者弥散化,而是在一个统一主权国家内部的具体权力配置分工。

  因此,从清末以来的百年变法历程,首先即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建立现代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军事体制,从而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卫生等方方面面,不一而足。其次,改变古典王朝体制下”皇权不下县“的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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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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