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地球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出生日期，这个日期就是生日。古今中外，人们都很看重这个日子，并有祝贺生日的习俗。对此，一般人叫过生日，上了年岁的叫做寿，地位高的叫庆贺寿诞。祝贺生日，也有简易和隆重之别。穷苦人家很简单，煎一个鸡蛋，加一道好菜，就算是过生日。寻常人家略微讲究一点，会在家张罗一二桌美味佳肴和蛋糕，搞一个生日聚餐，唱着“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祝福寿星，并赠送一些小礼物。富豪之家就会很隆重，往往会在高档饭馆举办宴会，车水马龙，宾客如云，胡吃海喝。
《水浒传》虽然没写庆贺生日的场景，但是记述了与生日相关的“生辰纲”。书中所说“生辰纲”，乃是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生日礼物。梁中书是北京大名府最高军政长官，蔡京是位极人臣的当朝宰相，这份生日礼物非常厚重，是由十万贯钱收买的金珠宝贝所构成，必须组织人马专门押送，所以被称作为“纲”。实际上，在蔡京当权之际，每逢他的寿诞，全国各地官员都纷纷进献“生辰纲”。
在中国古代，宋朝对官员相当优厚，俸禄待遇比较高。不过，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梁中书虽为地方大员，但是他的每月俸钱肯定少于三百贯，每年合法收入绝对不足十万贯。很明显，他之所以能筹办价值十万贯的“生辰纲”，不是凭借合法收入，而是依靠灰色或黑色收入（归根到底是搜刮民脂民膏）。毫无疑义，梁中令及全国各地官员每年向蔡京进献“生辰纲”，其实都有借机行贿的嫌疑。
耐人寻味的是，梁中书所筹办的“生辰纲”被晁盖、吴用等人抢劫之后，官府随即派何观察办案，捉拿抢劫者。但是，并没有人出来指控梁中书行贿或蔡京受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蔡京位高权重，没有谁敢于对他“反腐”，另一方面是“生辰纲”虽有贿赂的嫌疑，而它是以礼物形式出现的，披上了一层合“礼”的外衣，所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或默许。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只要合“礼”，也就合理。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风俗差别很大；尽管各地风俗和方言有多么不同，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准则。礼文化起源于西周，周公认为殷商的灭亡原因在于失德，为了吸取殷商的教训，周公提出了“明德”的政治纲领，并制定了一系列礼乐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孔子非常推崇周公，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典制上，孔子在此基础上，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原则和教化方法，形成了完整的礼学体系，其精髓体现在儒家经典《礼记》里面。
礼是什么？《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在这里，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真理和道德法则；《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朱熹认为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东汉经常大师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时指出：礼主于敬。所谓敬，就是一种敬畏，敬畏什么？敬礼（理）也！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反复地思索，就越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由此可见，东方圣人和西方哲人都想到一块了，儒家所谓的礼，其实就是康德所敬畏的道德法则。怎样才能成其为礼，《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于外”；你内心里树起了道德，行动上才有合乎理的礼。
中国素为礼仪之邦，国人似乎深谙礼仪之道。如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古代圣贤所倡导的礼，在世俗生活中，尤其是官场上产生了变异，最终违背了礼的初衷。就拿“生辰纲”来说，梁中书向蔡京进献如此厚重的寿礼，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孝敬老丈人蔡京，而是基于功利考量孝敬当朝宰相蔡京，实质上是孝敬权力；因为蔡京权势熏天，可以决定自己的荣辱和升迁，只要送礼讨好他老人家，今后就有自己的好处。不消说，那些与蔡京并不沾亲带故的地方官员之所以向蔡京进献“生辰纲”，更是出于对权力的敬畏和功利的考量。蔡京作为玩弄权术的高手，善于招权纳贿，唯“财”是举。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只要能送给蔡京足够的钱财，不学无术之徒或穿开档裤小孩也能获得官职。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先是无功被授予发运使，随后因送钱数百万缗，被提升为户部侍郎。山东富商西门庆，送给蔡京四对祝寿银人，两个金寿字壶，两副玉桃环及一件蟒衣，便得到山东提刑所副千户（五品）官职。
中国古代是高度集权的时代，权利掌控社会资源的配置，“利出于一孔”，因此容易产生权力崇拜。当权者倍受尊崇，时常被相关人士孝敬，能收到种种名目的礼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清廉的知府级官员，三年下来也有十万银两的灰色收入；如果这个知府不敲诈勒索、不贪赃枉法的话，八成是靠别人孝敬送礼而获得如此丰厚的收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的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也乐于接受臣下的送礼。晚清时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频繁遭受列强凌辱。但是，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却借寿诞庆典之名，欣然接受寿礼，广泛搜刮钱财。光绪十八年（1892年），老佛爷就下令要隆重庆贺六十寿诞，次年成立庆典处，专门筹备这项活动。即便遇到甲午中日战争，而且惨遭失败，庆典活动照办不误。据资料记载，全国官员共赠送老佛爷银子298万余两，珍宝贡品更是不计其数，整个庆典活动花费银子不下1000万两。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今社会和官场上流行的“红包”现象，其实就是古代“送礼”习俗的传承和发展。当然，现在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会像蔡京那样公开利用私人的生日收受“生辰纲”，而是在逢年过节这些公共节日收受“红包”。 有趣的是，纪检和监察部门每到年关总会发布禁止收受和赠送红包的文件，结果没有哪个把禁令当一回事，送红包的照送不误，收红包的笑纳不辞。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红包”被披上了“礼”的外衣，人们管送红包被叫“送礼”，收红包叫“收礼”。礼尚往来，合乎情理，因此受到社会文化心理的认同，送礼也好，收礼也好，无不心安理得。
其实，在正常人际交往中，送礼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借助礼物表达亲情、友情和尊老爱幼等美好情感。但是，当今社会所流行的送红包现象，其实大多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甚至具有行贿的嫌疑。人们热衷于向上级领导送红包，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孝敬，而是有所图谋的。说穿了，他们是在孝敬权力，巴结权力，讨好权力，以便从当权者手中获得个人升迁、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
一个送礼之风盛行的社会，容易使人们不依照规则行事，而偏好“潜规则”，由此滋生诸多的陈规陋习，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送礼，还是不送礼，时刻让人们感到纠结。孩子尚未出世，家长就要考虑给妇科医生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为了得到精心照料，家长要考虑给阿姨送不送红包；到孩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为了接受优质教育取得更好成绩，家长要考虑给老师送不送红包；到孩子大学毕业了，为了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家长还得考虑要不要送红包。长大成人了，我们在单位里工作，很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潜规则”，入党提干、升官晋级、调资调动等涉及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往往要考虑送不送红包，上司家里办红白喜事，或者他本人或家属有些大病小恙，也得要考虑送不送红包。
异化的送礼之风到处泛滥，而且屡禁不止，关键是权力作怪。因为权力社会不仅直接掌握社会资源配置，而且缺乏制衡和监督。想要消除或摈弃这个陋习，就必须把权力阳光运作，接受广泛监督，同时推进市场化，让“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而不能让有权就有了一切。与此同时，还要加强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使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现代精神真正深入人心，这样才能走向法治社会，人人自觉依规则行事，而不受“潜规则”支配；唯其如此，违背礼义精神的名为送礼而实为贿赂的陋习，才可能渐渐淡出现代人的生活。
——原载2013年第2期《群言》杂志（民盟中央机关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