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0 次 更新时间:2013-02-27 19: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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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在近年的图书市场上,访谈类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不过,只从思想内容方面看,访谈类图书有其特点。从一个相当表面的角度看,一般的著作,大致属于独白性的,而访谈类则为对话。在一个流行“对话”的年代,有较多的访谈类图书出版,再自然不过。

  

  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是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就的,多用书面语言。而访谈则不然,主要是口语。这一形式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接受方式,其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值得仔细揣摩。不过,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访谈类图书中所读到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不太自然。对话者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预制的成分;在访谈完成之后,又有许多编辑、修改,因此很难说得上是原汁原味。但即使是这样,读者仍然爱读。

  

  访谈得有个主题、设计,具体对话才能得以展开。前段时间读《自由的思想》,注意到访谈者的总体思路,以“自由的问题意识”为关切。河西访谈的对象,均为海外学人;而整本书的设计,是想通过海外学人的眼光,为海内读者提供一种“镜鉴”。这当然不错。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想到有关知识人的一些问题,正好可与书中对话相参照,在这里稍作发挥。

  

  访谈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着意强调海内外之不同,实质上想提醒读者的,是自由思想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自由思想的主体看作知识人的话,这里所谈的问题,即知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知识人”一词,是在相当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并无严格界定。不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学院型和媒体型。

  

  “海内”的学院知识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极为强势的学术体制。在这一学术体制的“压榨”下,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学术和思想,而是如何谋生。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压力,最终导致知识创造力的不足,正如原新墨西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an Lane在《我为什么离开学术界》一文中所分析的:“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所谈情况,针对的是海外的情况。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海外海内,道理是相通的。

  

  而事实上,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情况或许更为糟糕。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国内的高校制度最坏的一块就是科系的分野太清楚,楚河汉界不能跨越,于是很多有趣的事情就不能办到。真正新鲜的研究都在两个科系中间的无人地带。两边都没人出来自然就成了无人地带。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以有知打进未知。人们老是围着有知打转,你们怎么了解未知呢?”究其实,这种知识上的画地为牢,正是强势权力恶性运作的结果。知识人没条件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自由研究,而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课题范围内“伺机而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自由学术的萎缩和垃圾学术的“繁荣”。没有自由的学术探索,则所谓的学术“领域”,不过就是自家利益的“自留地”,岂能容他人“插足”。

  

  从这个意义上,多数学院知识人,不过就是一民工。当然,其中有部分“混”得比较好,成功“晋升”为“包工头”。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奋力迎合现实。孙中伟说:“知识分子的无权感和漂泊感,则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的疏离。当下的政治体制几乎容不下独立思考和践行理念的空间,迫使知识分子卷入学术与课题的自娱自乐,对公共事务和底层民众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拥有话语权,却是扭曲的、局部的、被权力或金钱收买的话语权。为了生存,他们试图努力迎合现存体制,但会发现,自身也是一个‘农民工’,在强大国家机器面前,弱小的个体无处遁形,更举步维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学想象力’,无视农民工身份的象征意义,拒绝与农民工站在一起,以他者的眼光自以为是地高傲地打量着这个悲惨的世界,这真是相当的可悲。”

  

  而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方面,媒体型知识人是主角。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在一个言论不开放,但又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舆论极易民粹化。当此之时,一些本不具备相关素养,但又敏感于时势风潮的人,就会以投机的心态介入其中,从中牟取名声和利益。赵鼎新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当“反对者”的“崇高”话语成为牟利的手段时,其所作所为,不过就是伪善。伪善的胜利是对善的最大伤害,至少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是如此。

  

  投机者的胜利,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均所在多有。许倬云在访谈中所批评的李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倬云说:“姚从吾在西南联大时期就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姚从吾和李敖很接近,李敖是被姚从吾捧红的。当时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政权的时候,李敖不是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的,李敖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打击台大的老教授,要把这些老教授赶走。后面他的自由主义也不是真的自由主义,他是谩骂,哗众取宠,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他说话。他也冒过险,押过宝,但是他成功了。他坐过牢,但是他出来后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研究员,那是一个国民党的情报单位。”以李敖为参照,再来看看中国当下的言论市场,对其中的某些人物,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不错的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公知”竟成为骂人的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权力对舆论市场或隐或显的操控。权势者喜欢欢乐的颂歌,而不喜乌鸦的嘶鸣。对那些制造“噪音”的知识人,权力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损害其声誉,阻止其发声。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当下的媒体环境,对公共知识人的发育、成长,其实是相当不利的。赵鼎新从媒体“过度消费”的角度,对此有清楚的分析:“中国很多新公共知识分子都垮台了,不能怪他们,显然是被中国媒体过度消费了,他们早期发表的言论都被提出来,但每个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有些不知道的让他说,到最后肯定是胡说八道。”而与此相对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区域型’,中国是全能型,所以上来一个垮台一个,有时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一呼百应,但他们不懂意识形态的权力,你今天说完,明天别人就忘了。”

  

  自由思想的缺失,造成思想上的贫困。而没有思想的文化,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让-米歇尔·付东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很大程度上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在我看来,这一判断,相当到位。“依靠历史、地域和美学背景”,其实质不过是以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为卖点,但这恰恰是弱势文化的惯用招数。因为没能力与强大的对手在同一个层面上一争高下,只能诉诸特殊性;莫言作品获诺奖,可从这一角度出发获得理解。

  

  思想上的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虚化历史的过度迷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大众文化中的“国学热”,不过是消费主义之一种;所谓的文化怀旧,也不过是消费。当然这种怀旧本身,在权力的主导之下且一定在权力所限定的框架之内。国学是这样,其他的历史名人,何尝不是如此。比如鲁迅,研究者将其存进银行吃利息;不少思想议题,似乎不借助于鲁迅的名头,好像都无以展开。拉大旗做虎皮,只能反衬自身的贫弱。许倬云评论说:“现在台湾没人评论鲁迅,是你们这边把鲁迅放大了。他的笔很犀利是没错的,但当时批判旧时代的不止他一个人。”

  

  对现实生活的游戏态度,是当下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相当“后现代主义”。戴维·洛奇说:“后现代主义追求的就是‘好玩’或者用一个文学术语来说就是:‘游戏’。我们喜欢戏仿和拼贴,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是幽默以及超小说(即以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来对待读者)。”如果说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更多属于一种亚文化存在的话,而在我们这里,“后现代主义”几乎就是犬儒的代名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游戏生活之轻,一定以丧失真实生活之重为代价。

  

  回到本文议题,知识人之自由思想何以可能?简而论之,可从两方面来说:在否定的意义上,知识人要有足够的敏感,来警惕权力的诱惑;这里的权力,即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权力,亦包括诸种隐性的话语权力。而在肯定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自由的心性,是自由思想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余英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我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以求知为要务,正是知识人之本分。

  

  (河西:《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二○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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