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重新思考礼乐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9 次 更新时间:2012-10-10 09: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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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也正在进入一个礼乐重建的大时代。不论政治如何演进,礼乐重建都是未来两三代人应予面对的核心议程。初步完成礼乐重建,社会秩序才能够稳定下来,中国文明才可言复兴,中国人也才能赢得世人尊敬。本文将对礼乐之当代含义、礼乐重建之必要性及基本原则,略作探讨。

  

   礼乐即文明

  

   人因礼乐而成人,共同体因礼乐而联结、而繁荣。无礼乐,则无秩序,也就无文明。这是古圣先贤之共识。《礼记·乐记》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人需借助于他人、借助于外物而生存并追求幸福,如性,如衣、食、房、车,如权力、金钱。然而,若欲望没有节制,则必将被物所支配,人化物,也即人异化为物,此物化之人必疯狂追求物欲。若此种行为模式普遍化,则人与人之间将进入丛林状态,人人处于恐惧、焦虑、不安中,既无幸福,更无秩序,也就无文明可言。

   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协调人际关系。这样的规则,古人称之“礼乐”。然则,何为礼?何为乐?《汉书·礼乐志》: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

   古代之礼无所不包,无往不在,大体可分两类:经礼、仪礼。以现代术语言,前者为规范特定关系中各方权利--义务之法律规则体系,甚至包括宪法;后者则是更为日常性,因而内容极为繁富之礼仪、礼俗。

   然不管何种礼,礼之基本功能都是“别”,也即,确定公、私生活不同场合中各人角色、地位、义务及权利,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行为模式。礼的目的是“定分止争”:若每个人都明乎自己本分,尽自己本分,即可不争而和。《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在人际分、别的目的,正是为了和。和者,协调也。和就是处在不同地位、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相互协调,以最低成本合作,共享合作收益。故真正的和一定是因不同而和,和而依然不同。

   但“礼胜则离”,若只有礼之分、别,则人必倾向于生分,斤斤计较,逐渐丧失斯密所说的通情能力,蜕化为“理性经济人”。如此,则人必相互防范,导致合作成本不断上升,以至于无法维持而解体,此所谓“离”。故礼之外还需乐。乐主同,主亲,诉诸人之情感,拉近人际距离。如此,人产生和保持合作之情感意向。故礼、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古人之所谓乐,范围极为广泛,如《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最原始的乐是无辞之声,进而产生有辞之歌,辞即是诗,《诗经》三百篇皆可以歌。伴奏有乐器,演唱伴以舞蹈。这才构成完整的乐。《乐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三代之乐多用于公共场合:首先用于宗庙祭祀,以和人神;其次用于朝觐、射礼等场合,以正节奏;再次用于君臣、君民、主宾之宴饮、飨食,以合人情。不过,三代封建时代,人们皆生活于小型共同体中,故公、私生活没有截然界限。故可谓乐无所不在。且此公共生活,固然由君子主导,庶民亦有机会全体参与,故乐无人不包,如乡饮酒礼就是全体乡民参与,君、臣、民同乐。

   由此可以看出,礼乐就是塑造和维系人际间合宜关系之规则、规范、纽带,礼乐就是健全而优美之生活之形式,私的生活、公的生活。它不是随便什么生活方式,人总在生活,但有的时候是蝇营狗苟,没有尊严可言;有的时候相互伤害,人人焦虑而不安。礼乐则本乎天道,依乎人心,人人精心维护,而形成好的、优雅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在这样的世界上,“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

   共同的礼乐之覆盖范围,决定着共同体之规模。华夏共同体之形成即始于普适的华夏礼乐之形成,尧、舜与同时代圣贤之伟大就在于制作了普适于“天下”之礼乐。

   因此,华夏三代古典文明就是礼乐文明。这些礼乐就是古人所说“文”。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也即天道;下缘民情,而成人之文,家、国、天下等共同体之文。这些文在内为规则、制度,在外为衣裳、车旗、宗彝、乐器等名器,谓进退、周旋之仪节。“华夏”一词中,夏者,大也;华者,服章华美也。正是礼乐之文,把华夏与蛮夷戎狄区别开始,而华夏正是依靠“文德”吸引四裔。

   故而,文让人、让家、国光明,此即“文明”。没有礼乐,即无文明,就是野蛮。实际上,没有礼乐,没有文,人的生存将充满不确定性。礼乐之大用,就在于“定命”,稳定个体之自然生命与共同体之人造生命。健全的个体与繁荣的共同体,以礼乐为“身之干”。

  

   礼乐崩坏、重建之往复

  

   周公建立经典封建制,制礼作乐,华夏礼乐文明达至巅峰。《汉书·礼乐志》: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些并非虚语,由《诗经》、《左传》、《国语》等文献可见周代礼乐文明之盛况。正是礼乐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高贵之品德,与优雅、得体之风度。《论语·泰伯篇》所载孔子的话说明了君子养成之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过,再完美的礼乐也有崩坏之可能,孔子就生活于礼崩乐坏之时代。礼界定各人之名分,《论语》则记载了鲁侯僭越纣王、强势卿大夫僭越公侯之礼的诸多事情。伴随着礼制败坏,周的政治秩序解体。伴随着乐制败坏,人的精神趋向粗鄙,如《乐记》所说,人心放纵,相互侵凌,世间重回丛林状态。因为礼崩乐坏,中国也就从春秋之争霸,跌入战国之厮杀,一路堕落到秦制之野蛮化。

   不过,在此堕落大潮中,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这就是儒家。孔子之伟大抱负正是重建礼乐。

   孔子第一大历史性功绩正在于收集、整理、删定礼乐,从此礼乐可道、可传、可学。孔子又以此教导平民子弟习礼乐,而形成儒生群体。儒生群体从社会各个层面努力,重建礼乐,其著名者为叔孙通为汉家制礼。更为重要的礼乐重建发生在基层社会,此为董仲舒所说的“更化”。到汉代中期,上自皇家、经由儒家士大夫群体、下至基层社会,社会各阶层皆有其礼乐,礼乐基本重建。

   这不是简单的恢复。三代礼乐多局限于上层君子群体,周秦之变的关键是平民化,孔子以礼乐教授平民子弟,也就打开平民群体礼乐化之过程。因此,儒门重建礼乐的过程,实际上是礼乐下传普及于更为广泛的社会。

   礼乐重建之结果是形成士族。关于士族权威之终极依据,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这样说: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

   先生此处所描述者,不仅仅是西汉以降至东汉士族之生存形态,也是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士族生存之常态。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谨守礼法。他们构成社会的中坚。他们谨守礼乐,也以礼乐统合社会,维持文化、社会与政治秩序。

   不过,到唐代,士族中心的汉晋体制面临危机。其间原因很多,汉晋体制本身趋向败坏,北方蛮族入侵也冲击北方固有礼乐。唐室为强化权力,打压士族,比如著名的《氏族志》重定事件。同样为了这个原因,唐室崇奉道教、佛教,轻忽儒家。武则天在礼法传家的士族之外,另开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新兴进士群体缺乏礼法意识,而享有权力。这个群体在皇权支持下与士族斗争,导致社会丧失领导者。凡此种种因素,导致另一次礼崩乐坏。其结果就是中唐以后以迄五代的社会秩序大混乱。

   重建礼乐,正是宋儒之核心问题意识。今人对宋儒之学,多关注于其心性之论。宋儒生活在一个进一步平民化的社会,宋儒欲养成君子,不能不强调内心之自觉。不过,宋儒当然十分清楚,仅此对君子而言不够,更无法在庶民中达成善治。在心性自觉外,也必须重建礼乐。健全的宋儒必同时重视两者,比如,理学创始人二程曾致力于制礼,关学代表张载,如《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所言:

   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患近世丧祭无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祀先之礼袭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礼为倡,教童子以洒埽应对;女子未嫁者,使观祭祀,纳酒浆,以养逊弟,就成德。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同门蓝田吕大钧首立《乡约》,旨在重建基层礼俗。

   对重建礼乐作为最大贡献者,乃是朱子。今人皆以朱子为思想家,然朱子实乃宋明社会之创制立法者,宋明社会之礼乐体系,正以朱子《家礼》为本。

   面对士族体制崩溃、社会再度平民化之大势,朱子《家礼》以“祠堂”开篇。从前之家庙仅限于上层社会,如今之祠堂则普及于平民。于是,分散的平民族群得以确立其信仰之象征。借此信仰,宗族得以成立与稳固。以祠堂为中心,基层社会被组织起来,人心有所归宿,婚丧嫁娶皆有法度。

   宋明社会之乐也同样平民化,最可注意者为戏曲。戏曲就是平民之乐,融文学、音乐、歌唱、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因素于一炉,其形态与三代之乐十分接近。戏曲创作者、表演者、观赏者多为底层文人、新兴商人、城乡普通民众,传播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价值,教化民众,以“正人心、明人伦、务本分、一道德、厚风俗、扶世教、补世道”。

   这一宋明礼乐体制延续千年,至20世纪,在内外因素冲击下崩坏。今日中国处于史上可见之第三期礼崩乐坏中。

   礼乐之崩坏表现在公、私生活各个方面,比如,今天,知礼、守礼者微乎其微,尤其是中青年,基本上生活在无礼无仪之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大陆人之无礼,也已成为一个国际现象。若服章者,精英以西装为礼服,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至于大学园中内,有人谓,“男生穿得像农民工,女生穿得像小姐”。至于乐,今天惟有郑、卫之音,而黄钟大吕、雅颂之音难寻,宋明之乐——戏曲,也日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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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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