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家珍:“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2 次 更新时间:2015-07-01 23: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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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家珍  

  

   摘要:“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关键词:《诗经》;“温柔敦厚”;周代;礼乐;诵谏

  

   “温柔敦厚”诗教观出自《礼记·经解》[①]: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②]

   翻检相关研究资料,笔者发现人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形成的文化心理认识不够,立足于先秦典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同时,《礼记·经解》篇在讲温柔敦厚的同时又强调“《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而前贤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并且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影响了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完整理解。受美籍哲学家冯·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启发,本文从梳理同一系统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温柔敦厚”诗教观,以期更完整、准确地揭示此种观念的思想文化内涵,对整个儒家诗论的探讨或亦不无小补。兹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同好。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曾说:“一个元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③]所言甚是。笔者认为,“温柔敦厚”诗教观是以周代礼乐教化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体现,只有通过分析此一观念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

   从生产关系上看,西周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土地国有制。《诗经·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诸侯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可以随时将土地收回。一般庶民更无土地所有权,国家统一进行土地管理与贡赋收取。当时的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的形式为主,《诗经》中的《噫嘻》、《载芟》、《良耜》、《甫田》、《楚茨》等诗,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当时集体劳动的情况。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周人立国之后马上制礼作乐,着力建设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王国维曾指出,周人借助于嫡长继承制,辅以血亲之情、孝悌之义,“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⑤]。验诸《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以及周代彝器铭文所载,可知此言不虚。血缘伦理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积淀为牢固的观念形态,《易传·序卦》总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⑥]这里,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形成了一个自然序列,后一项皆以前一项为存在的依据。

   今人所讲的“家国同构”,指的就是周代家族与国家在组织形式、伦理结构方面所具有的共通性。《孝经·广扬名》篇记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⑦]君臣与父子相似,故孝亲与忠君可通。《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篇称赞为国家带来福祉的人,说他们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⑧]。《大雅·抑》的作者以诗进谏,竟说“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⑨],本是君臣关系,却带有鲜明的家庭伦理色彩,如同长辈教导儿孙一般。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个人与社会、君与臣、家与家、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都被人伦化、亲情化,人们的生活笼罩在温情脉脉的纱幕之下。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周代开国之君深知殷商因失民心而失天下,因而力倡敬德保民,重视礼乐教化。《庄子·天下》篇说“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⑩]。《吕氏春秋·古乐》篇谓“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献俘馘于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1]学界一般认为,《诗经·周颂》里的《武》、《酌》、《桓》、《赉》、《般》等篇就是被称为“《大武》”的组歌[12]。《国语·周语中》富辰提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周文公即周公旦,诗句见今本《诗经·小雅·常棣》篇。毛诗《小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14]周代开国之君重视诗乐教化,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天神的权威,肯定了道德人格及其实践的力量,在华夏文明史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孔子曾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

   西周学在官府,专设大司乐、大师、小师等教育官。教育的内容,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16]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17]反映出周人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又,《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8]《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9]从这些记载来看,学校通过目的明确、具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得贵族子弟学习诗书礼乐以陶养道德,并获得鼓琴赋诗、射御书数等实际技能,以为进入社会、理政安民之准备。刘向曾总结说:“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周之流化,岂不大哉!”[20]

   随着礼乐教化不断深入,周代贵族的理想人格典范逐渐形成,“温”、“柔”、“和”、“中”等品质,成为“君子之德”的基本内涵。“君子”之称,当源于“君”字,“君”的本义是尊长发号施令,后为至尊者之称。上古时被视为“明君”者,不仅功业卓著,而且被视为道德典范(《尚书》及《诗经·周颂》中对文王、武王的美好品德有多方面的揭示),由此而来的“君子”,则指拥有明君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及人格风范的人。在《诗经》里,“君子”是贵族男子的通称,也是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周人对“温”、“柔”、“和”、“中”等君子之德的倡导与培养,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温”,用于人际关系方面,是指既不过于冷淡也不过于热情、温和适中的情感态度。从现存典籍来看,“温”是一直受到上古华夏先民重视的一种品格,《尚书·舜典》里说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让他们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21]的性情特点。周人非常推崇“温”的品行,这在《诗经》、《论语》等典籍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22]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23]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24]

   子温而厉。[25]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26]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27]

   这里所列资料,都与人际关系、处世态度相关。《诗经·大雅·抑》的作者将“温”的品行视为大人君子善行懿德的基础,完全是赞许、推崇的态度。孔子本人不仅表现出“温而厉”的个性特点,而且告诫学生自我警觉,注意“色思温”,即神态上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

   “柔”与“温”相近而稍异。如果说“温”主要着眼于客体的主观感受,那么“柔”侧重的是主体自身性情柔和的性质。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解“温柔敦厚”字义时说:“柔,谓情性和柔。”[28]“柔”也体现为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柔和惠爱的态度与方式,如《诗经·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29]即是。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30]儒家尚“柔”,与周文化的主流观念是完全合拍的。《论语·乡党》篇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31]孔子在乡里,温恭谦逊,好像不会说话。在宗庙朝廷之上,则能言善辩,只是非常谨慎。与不同级别的人交接言谈,都合乎礼仪。胡适先生说:“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32]《诗经》里有不少怨天之语[33],而孔子却倡导“不怨天”,《论语·宪问》篇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34]这种不怨不尤的精神,与周人崇尚柔和逊顺的传统是一致的。

   《诗经·秦风·小戎》篇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35]的话,直观可感地揭示了上述“温”、“柔”观念的文化内涵。《诗经·小雅·都人士》谓“彼都人士,充耳琇实”[36](“充耳”是玉制佩饰物,又称“瑱”),周代贵族大都有佩玉的爱好,因为美玉总给人以温润柔和之感,与“仁”的品德非常相似。《礼记·聘义》篇记孔子曰:

   ……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37]。

   在孔子看来,玉所体现的不仅是近于“仁”的温和,还有“义”、“忠”、“信”、“道”、“德”蕴含其中,是近于完美的君子人格修养的投射。

周人以“礼”建构整个社会,同时又认识到须济之以“和”。《诗经·小雅》里《鹿鸣》篇云“鼓瑟鼓琴,和乐且湛”[38];《常棣》篇云“兄弟既具,和乐且孺”[39];《伐木》篇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40],都体现了“和”的精神。《尔雅·释诂》云:“谐、辑、协,和也。”[41]周人把“和”视为协调关系、消解矛盾、减少冲突的重要途径。他们在处理政务时,特别注重君臣之间的协同,以期和衷共济。《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2]“以他平他”,就是把相异的东西调和统一起来;如果仅以同补同,只能导致事物的衰竭与消亡。春秋时,晏子进一步发挥史伯关于“和”的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其泄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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